鬼谷雄风
有所思，有所感，从历史的时空中来，再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
立志航空救国的谢晋爵
谢晋爵(Dare Dandick)生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平县天岭村人。其父谢栢(Dare Park)约在一八九五年左右跟随乡人及兄长们一起到澳大利亚闯荡寻找机会，在西澳大利亚(Western Australia)发展，干起在家乡时就操作熟练的菜农活计，最终定居于非李文杜(Fremantle)埠，经营有一个大菜园，专门供货给侄儿所主持经营的“喜记”(Hee Kee)号果蔬店，当然他本人也在该店有一股份，价值二百镑，生活稳定。[1]
待儿子谢晋爵长到十二岁时，父亲谢栢决定将其办到澳大利亚留学，在为儿子联络好学校并拿到录取信后，就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二日以监护人和财政担保人的身份填好申请表格，签上财政担保具结书，以上述“喜记”号果蔬店做保，承诺每年供给膏火五十镑作为儿子在澳留学期间之所有学费和生活费等各项开销，提交给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希望将儿子办到非李文杜埠的基督兄弟会书院(Christian Brothers’ College)读书。他计划是让儿子来澳洲念完中学后进入大学读医科，以便将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
当时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仍然驻在美利滨(Melbourne)。但此时因国民政府完成了北伐，统一全国，原先由北洋政府任命担任驻澳总领事一职长达十年之久的魏子京不得不去职，新任总领事宋发祥尚未到任，临时代理总领事职务的吴勤训在收到上述申请后，觉得不能耽搁太久，便负责将上述材料审核之后，于十一月廿四日给谢晋爵签发了一份中国学生护照，号码是524/S/28。然后，他将上述护照和申请材料提交给澳洲政府内务部，备文为谢晋爵申请入境签证。
接到上述申请材料后，内务部按照签证评估流程，交由西澳海关核查与谢栢相关的档案记录及个人资信。根据海关掌握的资料，三十三年前谢栢便来到非李文杜埠定居下来，充任菜农，在该埠北部有一块以“喜记”号名义租赁的面积为一公顷半的菜地，他为此须向“喜记”号支付一镑八先令六便士的租金。该菜地设施良好，有灌溉系统和电泵，还有产品处理车间等等，仅这些不动产就价值五百镑，但他每年也由此获得五百镑的收入。此外，他在当地银行的现金账户里总是保留二百镑以上的流动资金。对于内务部特别要关注的谢栢与谢晋爵是否具备生物学上父子关系的问题，海关也从箱底找出了谢栢的出入境记录，表明他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七日乘船离开非李文杜埠回国，到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再乘船返回出发港口。[2]海关据此认为，谢晋爵是在谢栢返回澳洲后的三个月内出生，符合他回乡探亲造人的初衷，其探亲期与其子之出生之日期也合乎逻辑关系，其父子关系毋庸置疑。经一个多月的核查后，海关将报告提交给内务部参考。内务部确认所须核查的每项指标都合乎规定，且此时谢晋爵刚满十二岁，未到十三岁以上，而无须提供证据以证明自己具备初步英语学识能力，遂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六日正式批复了上述申请。
在中国的谢晋爵接到由中国总领事馆寄来的护照之后，一方面按部就班地读完其即将结束的小学课程，一方面则由家人负责为其联络和安排赴澳行程。待一切准备就绪，便由家人将其送往香港，搭船先前往新加坡，再由该地转乘“加斯科涅”(Gascoyne)号轮船，经马六甲海峡沿印度洋南下进入澳大利亚西海岸，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抵达非李文杜埠，入境澳洲。在父亲接引下，谢晋爵顺利通过海关；然后根据父亲的安排，住进了“喜记”号蔬果店。
此时距当地学校放暑假只剩下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谢栢自然觉得没有必要安排儿子谢晋爵即刻到学校注册入读，便利用这段时间将其留置家中，为其补习英语，也同时让他熟悉周围环境。过了约两个月左右，到一九三○年新学年开学后，十三岁的谢晋爵才正式入读非李文杜埠基督兄弟会书院。从其入学开始，书院对这位中国学生的评语就极为简练：聪颖好学，勤奋努力，成绩优异，在校表现令人满意。这或许与他来澳前就受过良好教育有关，甚至也已经就读过英语课程，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英语学识，因而在赴澳留学之后能很快地适应当地学习环境，应对英语课程的挑战。二年之后，即到一九三二年初开学不久，该书院在给内务部提供例行报告时曾表示，听说谢晋爵可能会在近期结束在澳之留学而返回中国，以其十五岁的年纪以及在此间的优异成绩，殊感可惜，因为他是基督兄弟会书院难得的品学兼优之亚裔学生。但直到内务部秘书复函该书院院长，告知谢晋爵迄今并没有提出任何提前回国的要求，基督兄弟会书院方才知道这是一场虚惊。
但到了一九三二年十月，事情还是起了一些变化。即将十六岁的谢晋爵完全没有一点像此前父亲所期望的那样要读医科，而是对航空专业表现出了强烈的浓厚兴趣，在没有从基督兄弟会书院退学的情况下，他就自行转学去了非李文杜工学院(Technical College, Fremantle)学习航空专业。为此，中国总领事馆在该月月底按惯例为其申请展签时，也顺便向内务部提出了上述转学要求。对于这样的转学申请，内务部自然要先通过海关核实才能做出决定。十一月底，海关弄清楚了情况。根据走访查询得到的结果是，谢晋爵仍然正常在非李文杜埠基督兄弟会书院上学，且表现优异，学习良好。他确实也去学航空课程，同时也选修汽车机械课程，但去的是普扶工学院(Technical College, Perth)而不是非李文杜工学院，只是每周有一个晚上去上课，而且是在星期六晚上。就是说，他是利用课余时间去选读上述课程的。内务部秘书接到上述报告后，认为谢晋爵这样利用时间，事实上主体还是在基督兄弟会书院念书，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仍然批复了上述展签申请。
虽然与上述申请相关的核查告一段落，但海关却对当时谢晋爵选修航空课程所引起的问题留了一个心眼。到一九三三年三月初时，海关再次派员去到普扶工学院了解情况，发现了一些问题。根据该工学院助理总监的说法，谢晋爵所选的课程到五月十四日就要结束，他还想继续选读该航空课程，并且是想从基督兄弟会书院退学而完全转学到工学院成为全日制学生，但工学院认为，批准其正式注册入读的可能性不大。拒绝的原因在于他主要是想学操作，即与飞行和维修相关的课程，而根本不愿意学习与此相关的理论课程，而且他对数学与航空理论之间的关系也一无所知。但海关再与谢晋爵见面谈及此事时，后者表示，他之所以想转学，主要是基于宗教信仰原因，因为在基督兄弟会书院他学不好数学等课程。当海关就此问题商之于普扶工学院助理总监时，他建议说，如果真是出于宗教原因的话，谢晋爵就应该转学进入一间非教会学校念书，比如说去霍尔书院(Hale School)，因为该校的课程比工学院更适合他，除了可以在该书院上课外，还可以去工学院就读他此前所选修的航空和汽车机械课程。对此建议，海关无法回复，遂将这位中国学生打算转学的想法以及上述建议报告了内务部。而与此同时，谢晋爵认为既然海关已经将此事与他讨论，转学已经公开化了，而且已经势在必行，也就直接与中国总领事馆联络，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知，请其代为向内务部申请转学。
当收到几个方面提交上来的谢晋爵转学申请报告之后，经过认真的评估和考虑，内务部秘书于三月二十二日正式函告中国总领事馆，给出了具体意见：要么谢晋爵继续留在基督兄弟会书院上学，要么转学到霍尔书院念书，二者只能选一。到五月五日，即在谢晋爵所选修的工学院课程结束之前，中国总领事馆函复内务部秘书，确认这位中国学生最终决定仍然留在基督兄弟会书院上学。这件转学风波纷扰了大半年后，终于有了一个结果。但事实上，此后的日子里谢晋爵除了继续保持此前的优异成绩外，仍然是外甥点灯龙——照舅(旧)：继续利用课余时间去普扶工学院选修航空课程，尤其是飞行训练，进步显著，显示出他对航空事业与自由飞行的执着，毫不放弃。
一九三三年底学期结束后，十七岁的谢晋爵终于决定从基督兄弟会书院退学，全身心地投入飞行事业中。于是，他把自己献身航空事业的想法写信告诉了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陈维屏，以一位热血爱国青年的身份，想学好航空，保卫自己的祖国免受外国侵略，保卫祖国的领土安全。因此，他恳请陈总领事代他申请转学进入普扶工学院，使之可以继续学习航空，因为在此前的二年课余学习过程中，他已经克服了诸多困难，在飞行教官的指导下，现在已经可以起驾飞机了。联系到这一年日军在中国国内长驱直入导致热河失陷、长城抗战失利的形势，以及此前他开始选择学习航空课程时正是在日本出兵强占了东北三省之后，可以看出，年纪轻轻的谢晋爵由此就已经立下了航空救国的决心了。接到信后，陈维屏总领事为这样的爱国青年所感染，决心促成此事。他立即于十二月十九日致函内务部秘书，同样是恳切陈词，为其转学提出申请。内务部秘书接到上述申请后，给予了认真考虑。一九三四年元旦过后，他复函陈总领事，希望他提供谢晋爵所选学的这项课程总计需要多长时间、主要课程是什么以及收费情况，以便他斟酌和批复。二月十三日，陈维屏总领事向内务部秘书提供了谢晋爵所要就读的课程总共为期一年，因为他在此前的一年期间已经修读完了许多相关课程，现在剩下的课程主要是白天的飞行操作课程，即在各种复杂条件下的飞行，夜间则是理论课程及机械维修课程。要选修这一飞行课程，其学费是每小时三镑，包括飞行服装等相关空中飞行时应该配备的设备租赁及装置等。虽然上述学费不菲，但谢晋爵仍然表示要珍惜这个机会，学好飞行，而其父亲谢栢也对此予以全力支持。好在他拥有这个财力，负担得起上述费用。经过内务部几个不同层级的官员多番评估之后，三月二日，内务部秘书正式批准了谢晋爵的上述转学申请。由是，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如愿以偿地进入普扶工学院，成为航空系的一名学生，波澜不惊地度过了一年紧张有序的飞行学习与练习时光，完成了其心愿。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十八岁的谢晋爵在完成了普扶工学院的上述飞行课程后，顺利结业。也就在这一天，他告别了父亲，离开了非李文杜埠，搭乘“明德鲁”(Minderoo)号轮船，驶往新加坡，转道香港返回中国。
谢晋爵的档案到此结束。此后，澳洲档案中再未见到他入境的信息；而他回到中国后，如何以其所学服务祖国，是否投身空军或航空业，以实现其航空救国的初衷，则因无法找到相关材料，不得而知。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二日，谢栢填表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领儿子谢晋爵赴澳留学所需之学生护照和签证。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廿四日，代理中国总领事吴勤训给谢晋爵签发的中国学生护照。
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
Dare DANDICK - Student Passport (524), NAA: A1,1934/1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