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煦先生谈亚包中国军人墓地的知情者——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续45)

张荣煦先生谈亚包中国军人墓地的知情者

如前所述，亚包中国军人墓地的具体位置，现在是找到了。有关详情，请见寻找亚包死难中国抗日将士墓园——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续25)。可是，迁葬这些死难将士的资料，在澳洲方面的英文资料，目前尚未能找到。那么，与其相关的中文资料呢？8月份在台湾几处档案馆的奔波，也一无所获。

真的没有任何与这些长眠在西南太平洋热带丛林中的抗日将士坟茔相关的中文资料留存下来吗？

我曾经想，作为当时在亚包的中国官兵的负责人吴棪中校，对于其领导下的死难官兵及其埋葬场所，以及迁葬处理过程，应该是有报告的，无论是对国防部还是外交部，因为这是必要的程序。但在台湾期间，无论是在国史馆，还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室，以及国防部的档案部门，都无法找到有关的记录，哪怕是与此相关的蜘蛛马迹。那么，当时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门呢，按照程序，也应该有报告提交给外交部主管部门啊。但我按照这样的思维和逻辑推理，在台北却没办法找到任何线索。及至到高雄见到了李维恂先生，也不得要领。李维恂少校是当年在亚包的中国官兵第一大队的大队附，属于管理层的军官，按理说，他应该知道这些，因为第一大队是由日军从南京老虎桥战俘集中营挑选出来的中国官兵组成，原来有1000人，然而到1945年被解放时，只剩下400多人了。换言之，从南京战俘营出来的中国官兵，死亡率最高，超过一半以上。吴棪的第二大队，原来有500人，到回去时，也只剩下330人左右，死亡率也几达三分之二。但他回答说，战后这些死难者的迁葬事宜是由他的副官具体处理的，应该是由吴棪负责，他自己并未参与其间。尽管如此，他还是向我们证实了这样的事实：澳军的一位上尉来中国官兵营地联络迁葬的事宜，此事他知道，只是具体事宜他未过问，故不知情。

可见，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小事。张荣煦先生当年是目睹过死难的中国军人墓地落成情景的证人之一。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表示，他当年去看过这个墓地，就在澳洲进入墓地的左边，当时每个墓都有牌子。而且后来当澳军将死亡的澳军将士墓重新砌碑时，他还曾问过，何以不将中国官兵的墓碑一并砌上？他得到的回答是，中国政府没有付款给他们进行维修，因而他们无法顾及。张先生向我表示，他知道那几年中国内战，及至国民政府迁到了台湾，自顾不暇，哪里会去关注此事呢。

但我们知道，在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之前，这里的与中国相关的事务，是属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管辖的范围，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属于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负责这里的相关外交具体业务。我曾多次就此问题，跟张荣煦先生核对过几次，即当地的华侨社团，战后是否曾就中国军人墓地之维修与维护问题，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来过？张先生每次都很肯定地说，在1970年代以前，每次中国有官员来访，他们都曾将此问题提出来过，并且还带他们去墓地看过。当然，他们作为当地侨团，是当面向这些官员口头提出来的。正常情况下，这些官员是应该就他们的访问以及遇到的相关问题，向其主管部门提出书面报告，而且，如果他们去墓地拜访过的话，还应该附有照片。而在最近出现的沈克勤的回忆中（沈曾在1970年担任中华民国驻布里斯本领事馆领事，曾经访问过巴新，去中国军人墓地看过），也证实了当地华人确实向国民政府官员报告中国军人墓地之事（详见：1970年代台湾准备修茸巴纽国军公墓内幕——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续十四]）。

为此，张荣煦先生今天交给我一个名单，告知这是他记忆中，战后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到访亚包的部分官员。这些人，亚包侨社都曾向他们提出过有关中国军人墓地的问题，他们都应该对此问题有所了解。换言之，他们都是亚包中国军人墓地的知情人。

张荣煦先生提供的到访过亚包的部分官员名单

上述名单中，前二人（余铭传、林维栋）是国民党驻悉尼总支部的代表，他们是国民党在澳大利亚的代理人；中间二人（陶庆福、江季平）则是联合国的专员；后三人（王良坤、刘渭平、郭泰祺）是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其中，王是驻悉尼总领事，刘是悉尼副领事，郭应该是驻澳大利亚大使。

此外，资深外交家张歆海，曾在1950年代初，以联合国代表的身份，访问过亚包。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高信以及沈琦大使，都曾访问过亚包。他们都应该向有关部门报告中国军人墓地之事，因为当地侨社都曾当面向他们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并且带他们去看过墓地。

显然，与上述人士相关的档案中，或许能找到与亚包中国军人墓地相关的文件与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