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文不从
（所评事件按本人喜好排列，陈述的看法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2006年，风云激荡，像之前的无数个年头一样，无数的事情发生了，它们有着不同的意义与回响，却又共同汇聚成一条时间之河，改变着我们与我们的生活。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回顾一下2006年发生的一些事，或许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将来。
一． 八零后作家的最后一次华丽登场——韩白之争
说起2006就不能不提韩白之争。由于事情牵涉面广，发展迅速，各方观点繁复，外界过度阐释，这一事件不免有些云遮雾绕，其意义一时不能得以看清。
现在看起来，韩白之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争吵，韩寒错失了最后一次为八零后作家群正名的机会，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事件的一方，评论家白烨在这次争吵中损失惨重，但事件的意义重点并不在白烨，而在于以韩寒为代表的八零后作家群。这次事件是韩寒企图挽回日益消逝的八零后作家群影响的一个尝试，其根本目的是为八零后作家群正名。韩白之争中，韩寒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一路攻城掠地，风光无限，然而韩寒显然缺乏打持久战和攻坚战的决心和能力，当事情的影响范围超出其预想，由文学界扩展到文化娱乐界时，韩寒便勒马收缰，奏凯而归，使白烨得以逃脱，一次声势浩大的围剿就此草草收尾。
事后许多人将这个并不令人满意的结果归结为韩寒的犹豫与无能，然而韩寒置身事中，并不像他人所想的那样神通广大。总的来说，八零后作家群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只能成为一群出版商的傀儡，虽然他们一个个看起来自由不羁，个性十足，但这种自由和个性无一不被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力量支配，逼迫他们创作出迎合社会需求的文字商品，为出版商们的财富大厦添砖加瓦。为社会需求写作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然而可悲的是，浮躁时代的短浅目光和追名逐利把复杂深远的社会需求浓缩精简为一种干瘪无味的青春文学，使得八零后作家群的预期创作寿命不容乐观。当韩白之争中在韩寒帐下欢呼雀跃的支持者们的影子渐渐隐去时，八零后还能再一次掀起2006年春天那样的滔天大浪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韩白之争中其他知名八零后作家基本上保持了沉默，使得这次斗争成为韩寒一个人的战争，斗争的目的却是为八零后作家群正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讽刺，它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八零后作家们的年幼无知——同样是八零后，当另一位代表人物郭敬明身陷道歉门丑闻时，其他的八零后作家却是群起而攻之——真正的原因是八零后一词已经由蜜糖变成了毒药，从几年前的你抢我夺变成了现在的避而远之，八零后成了浅薄无知的代名词。几十年后，当再次回首往事时，韩寒或许会对这次争吵后悔不已，因为这次事件把他牢牢地钉在八零后这根耻辱柱上，永远不能逃脱，而他曾经的同伴们一个个远遁而去，以各种崭新的名义开辟着各自的新鲜疆土，“八零后”，将成为他们头脑中一个日渐模糊的词汇。
二． 一个时代远去的背影——《兄弟》出版
2006年3月19日，《兄弟》下册正式出版，等待它的，不仅仅是众多翘首以待的忠实读者，还包括许多蓄谋已久的批评指责，在下册出版后，这些批评终于得以悉数出笼，著名作家余华一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窘境地。
这场风暴其实在2005年《兄弟》上册出版时就已经开始酝酿成形，下册的出版仅仅是为它开启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先前的怀疑终于得到了验证，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友好气氛荡然无存，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来维持自己的一贯正确性，于是一场冲突似乎在所难免。
然而，余华采取了回避的方式来对待批评家们咄咄逼人的攻势，这固然维护了其著名作家的自我形象，却也多少反映出余华潜藏于内心的不自信。
与余华以往的作品比较，《兄弟》的确算得上是一部失败之作，然而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余华的失败还算不上是触目惊心，这一批作家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群累赘无用的白象，他们身居高位，名声显赫，年龄在45至65岁之间，也许仍然高产，作品总是摆在新华书店最令人尊敬的部位受人瞻仰，但是能真正拿起他们的巨著并且阅读完毕的读者却寥寥无几。
他们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里，他们消耗掉了他们最宝贵的时光，相对于其他时代的作家来说，他们接受的教育是极为贫乏的，他们的头脑里被灌满了理想主义的观点，每日面对的却是极端严酷的现实，这使他们成了一个无力的皮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疲于奔命。他们或者在理想的天空中飞行得过于高远，或者在现实的土壤上站立得过于稳固，他们可怜的学识不足以使他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他们的作品总是失真，或者流于浅薄，他们的思想不能在文字的滋润下顺利地成长，反而被文字森林所禁锢，他们不约而同地都陷入了某种困境中：莫言越走越远，一头扎进了古怪陌生的过往时代；余华越走越近，活着成了他今生今世最大的奢望；残雪陷入了荒诞不经的喃喃自语，池莉沉醉于锅碗盆瓢的交响奏呜……
他们曾是一个时代的受益者，在那个满目疮夷，万废待兴的时代里，他们得以一跃成为时代的骄子，但也正是那个时代让他们无法超越自身，只能躺在已有的成就里聊以自慰。在《兄弟》出版之前，人们或许还对他们有一丝幻想，指望着他们能够拿出一部振聋发聩的惊世之作，《兄弟》出版之后，就连这最后的一丝希望也无情地破灭了。
2006年过去了，2007年来了，余华带着他的《兄弟》慢慢地走远了，留给我们一个时代远去的背影。
三． 被颠覆的颠覆者——赵丽华诗歌事件
2006年，久未受关注的诗歌再一次回到了峰尖浪口，但却是以一种令人感到羞辱的形式——几首平淡无奇的口水诗被偶然张贴到网上，猛然之间，就引来了一阵扑天盖地的诅咒狂潮。
公允地说，口水诗并非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同任何一种文学流派一样，它是以一个颠覆者的姿态出现在诗歌舞台上的，反智主义和讽刺精神是它的两个核心，虽然屡遭非议，但却生生不息，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
很难想像这样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文学流派竟会引起大众如此强烈的兴趣，但事实就是如此，后现代主义社会盘根错节的复杂构成使得它的每一次抽搐都显得突兀而毫无根据。在一夜之间，赵丽华由国家级诗人变成了诗坛芙蓉，一个体面干净的大人物戴上了一顶高帽，被一群兴高采烈的市民押解着游街示众，许多日无处可逃的压抑终于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倾泻处，少数人的话语暴力演变成为一场集体的话语狂欢，赵丽华成为了一个被颠覆的颠覆者。
然而群众对这位诗坛芙蓉的态度与他们对芙蓉姐姐的态度并不是完全同一的。在群众对芙蓉姐姐的一片嘲讽声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许多善意的支持，而在公众对赵丽华的谴责声中，我们只能听到为数不多的圈内人士的反驳。群众的偏好并非无缘无故，芙蓉姐姐对传统审美观的解构基本上是个人化的，一些敏感的观众在面对她的照片和文字时，会猛然悟道：“嗯，这是一种幽默！”，从而对她不可思议的行为报以善意的回应；而赵丽华对传统诗歌的解构虽然也是个人化的，但是她不同寻常的地位背景妨碍了观众们的幽默感，骨子里依然固守封建威权观念的观众们显然无法接受一个如此显赫的人竟然会写出这样浅薄无聊的作品来，而这种冲击与时下流行的质疑权威的风潮一拍即合，很快演变成对赵丽华幕后背景的猜测，进而引发了更大一轮的批判浪潮。
我们现在还不能对赵丽华和口水诗的功过是非盖棺论定，因为这两者都还活着，而且活得不错。当四周的喧嚣逐渐平息之后，我们才发现，这次事件的一个结果就是口水诗这一后现代主义文学形式已经被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这粒种子被播洒在一片恶意的土壤里，遭受着万人的践踏与诅咒，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它会生长出一朵什么样的花朵来呢？
四． 恶梦醒来迟——乞讨者洪峰
一个濒临死亡的有机体，无论外表显得多么生机勃勃，内在总有些器官是早已朽烂不堪的，只有最细微的观察者才能发现这种垂死的征兆——一朵鲜花的过早凋零，或一片绿叶上的阴暗色斑。
2006年，一个中年男人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使我们注意到了这株垂死的植物，一瞬间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作家洪峰摇身变为乞讨者洪峰，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他撕下了遮在一个腐朽体制（以作协为核心的国家包养制度）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与洪峰乞讨事件同步上演的还有湖南作家黄辉卖身事件，这两件互相呼应，彼此关联的惊人之举都是绝望中的一种下意识的挣扎。对我们来说，它们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个体的行为失常往往反映了整体的功能紊乱，作为一个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作协的僵硬机制一方面使一大批并不杰出的作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终日攀亲附友，蝇营狗苟，另一方面却使那些真正专心于文学创作的作家穷困潦倒，陷于走投无路之境。
国人对洪峰乞讨事件的普遍反映是冷漠，许多人甚至讥讽他不具备行乞的资格，作协对此事的反映也麻木而冷淡。突然之间，著名作家变成了一个无人认领的孤儿，这个乞望者在一个光线暗淡的午后从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曾寄以重望的体制只不过是一场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恶梦。
2006年11月10日，新一届作协代表大会召开了，用五天的时间分勉出一个臃肿的新生儿，一个正主席，十三个副主席，假如作协开会时每个主席都发言五分钟，那么其他人就可以免开金口了，作协的这一黑色幽默不由得令人啼笑皆非。
无论怎么说，洪峰已经退出了作协，于是这个黑色幽默他无需再去领会，但仍有七千六百九十位德高望重的作协会员必须用心或假装用心地去领会它，这是一个怎样伟大的幽默啊？！
五．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思想界炮轰文学界
纯真的爱情总是令人心醉神怡，而茫茫无期的单相思则让人心力交瘁，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写的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单相思故事，女主人公为了能得到梦中情人的爱情，在痛苦中忍受煎熬十三年，最后在孤独中绝望地死去，而她最爱的人却至始至终也没有认出这个深爱着他的女人就是当年那个住在他对门的瘦小的十三岁小女孩。
花心男子痴心女，无情女子有情郎，这样的悲剧日复一日地在我们的周围上演，使得我们渐渐地竟以之为理所当然，而不去深究背后的是非恩怨，心理的惰性由此钳制了探求真相的渴望，使悲剧成为一场永不谢幕的人生剧目。
假若我们把当前人们对优秀文学作品的渴望比作那位痴心不改的陌生女人的话，那么当代文学就是那位愚顽不悟的小说家R．了，他富有魅力，招人喜爱，却又轻浮多变，不负责任，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玩乐，却不顾及他人的喜忧，他或许能够成为一位完美的丈夫，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有一种品质在时刻阻止着他朝这个方向迈进——他是一个极端自恋者，他已经和自我成婚多年，怎么可能让一个女人的出现来破坏自己和自我之间的美满姻缘呢？
自恋者往往都有一个过于幸福的成长历程，他是周围人们的梦中花，掌中宝，他的每一步成长都伴随着人们的欢呼喝彩，他从人们的宠爱和赞扬之中感觉到，自己身上一定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他开始对自我进行探寻，这探寻一旦开始，就再也没有尽头，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无限精彩，无限可能的自我，这个自我是令他如此迷醉，以至于他忘却了一切，舍却了一切，一头就扎进对这个自我的喜爱之中。
当我们再一次回顾我们的文学作者的成长历程时，我们就会发现两个历程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老一代作家是极其幸运的一代，那时的文化原野一片荒芜，文化机构寥寥无几，人们的文化需求空前高涨，而供济的唯一来源就是屈指可数的一小批作家，那时候的作家不仅仅是简单的作家，而且是思想传播者、理念鼓吹者、民间呼声代表者、社会纷争仲裁者，他们万众瞩目，风光无限，他们是人中之人，他们是王中之王，他们就是世界的中心。
在这样一种虚浮的氛围下，一种极端自恋的品格在那一代作家之间慢慢形成了，他们变得自以为是，认为自已就是真理的化身，而这一种恶劣的品质在作家之间互相传染，代代相传，扩散到了每一个刚刚踏入文坛的新人身上。2006年，两位傲慢的作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位是余华，一位是郭敬明，一位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另一位拒绝就抄袭行为道歉。一老一少，几乎在同一时刻为了自己可笑的自尊选择了拒绝。
2006年，我们还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在长篇小说《如焉》的研讨会上，一群思想界的学者对当代文学的某些痼疾提出了批评，这一事件被媒体称为“思想界炮轰文学界”。思想界的声音并不见得有多么正确，但文学界的冷淡和傲慢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列宁说过，“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这话在此处同样通用，文学已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引人注目，因此把它比作魅力无穷的小说家R．似乎有点不合适，然而无论何时，人们（至少是一部分人）对文学的一往情深却还是仍然存在的。这种纯净的思念在表面上无形无踪，但只要时机恰当，它就会像埋藏在火山体内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炽热的岩浆一样汹涌澎湃地一泻而出。
希腊神话中，自恋者纳西索斯死于自己的倒影，而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小说家R．也在看完陌生女人的来信后变得两手哆嗦——他看见了死亡的身影。而对于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腐朽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它又会在何时转过自己得意的脸，从而看见自己的垂死的灵魂呢？
结语：一个弑父者的独白
我一贯不惮于把文学比作一个弑父者的事业——新年的花朵在旧年已死的腐烂的尸首上艳丽地开放，没有旧的尸首，就没有新的鲜花。
因为这个缘故，八零后文学就注定不能成为这美丽的鲜花，因为在它桀骜不驯的叛逆的外表底下，是一根根伸向旧文学的贪婪的根，它没有巨大的勇气将刀砍向自己赖以生存的寄主，就只好做出一副不依不饶的面孔来骗取外人信任的眼光。
韩寒与白烨，这两个形式上的冤家，在实质上却属于同一个生命，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惹起了一次争吵，在即将达到最高潮时戛然而止，是韩寒在畅快淋漓时听到了一个声音：“你怎么可以戕害自己的生命啊？”他便勒马转身离去，拉下了一出大戏的帷幕。
这个将死者，它气息奄奄，身型肿大，却又容光焕发，生机勃勃。它是在把最后一丝力气都用来展示自己的生机了，好让它显得比任何人都健康，似乎它才是希望的光源。它引诱着每个散着牛奶芳香的文学新人踏入它的死亡之门，供给它以养料，延缓它的死亡，这个努力越成功，它距离死亡就越遥远——谁能忍心将无情的剑高高悬举在那些年轻的生命上呢？
是的，它是不会主动与世长辞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笑的句子，哪一具尸体背后没有一把无形的刀？所谓的寿终正寝只是一种修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从前，当它年轻的时候，当它满怀热血和希望的时候，说的是这句话；现在，当它庸庸碌碌，苟延残喘的时候，说的也是这句话。
于是，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弑父，虽然他们身上和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都来自于五千年前的同一个祖先。但是，新人的血绝不能和老人的血在同一条血管内流淌！从前，是他们供养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然而现在，当他们伸出乞望的手，要求将我们的血管与他们的血管永远相连时，我们绝不能同意，我们只有用我们的血，才能维持我们年轻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血！
他们将要走远，他们正在走远，他们已经走远，他们将化成一道无形的风，飞逝而去。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我们是责任的承担者，这个责任不是任何前人所告诉我们的责任，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所强加给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必作出一本正经的正人君子的模样去符合某种规范。我们可以拯救灵魂，也可以不拯救灵魂，我们可以关注社会，也可以不关注社会，我们可以传递民声，也可以不传递民声，我们可以探索内心，也可以不探索内心。因为这是一个空白的全新的时代，没有任何人曾经遇到过像我们这样的时代，因此也没有人任何人可以对我们指手划脚，但我们绝对不能据此而傲慢无忌，我们是探路者，探路者吸取每一条信息，努力找到一条正确的路，探路者与傲慢无缘。
我们不能乞求上帝的帮助，因为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是一片白地上的无产者，古代文明已经离我们远去，现代文明并非我们所有，我们必须从零开始起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然而我们绝不是一无所有，恰恰相反，我们拥有的太多了，全世界的文明成果都在等候着我们的挑选使用，我们只是不能轻举妄动，再去重复我们的前辈们盲目复制的错误。
我想，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做的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前辈未竟的事业，才能洗刷我们弑父的罪名，让他们明白，每一条生命的死去都是有价值的，而该死不死的顽固倔强，才是真正的谋财害命。
一个时代远去了，我们站在另一个时代里向它回望，它曾经是那么的美好，在痛苦的日子里带给我们无尽的欢乐。我们，新时代的所有者，站在痛苦的麦芒上，站在太阳的中心里，向它挥一挥手，它远去了。
（所评事件按本人喜好排列，陈述的看法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2006年，风云激荡，像之前的无数个年头一样，无数的事情发生了，它们有着不同的意义与回响，却又共同汇聚成一条时间之河，改变着我们与我们的生活。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回顾一下2006年发生的一些事，或许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将来。
一． 八零后作家的最后一次华丽登场——韩白之争
说起2006就不能不提韩白之争。由于事情牵涉面广，发展迅速，各方观点繁复，外界过度阐释，这一事件不免有些云遮雾绕，其意义一时不能得以看清。
现在看起来，韩白之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争吵，韩寒错失了最后一次为八零后作家群正名的机会，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事件的一方，评论家白烨在这次争吵中损失惨重，但事件的意义重点并不在白烨，而在于以韩寒为代表的八零后作家群。这次事件是韩寒企图挽回日益消逝的八零后作家群影响的一个尝试，其根本目的是为八零后作家群正名。韩白之争中，韩寒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一路攻城掠地，风光无限，然而韩寒显然缺乏打持久战和攻坚战的决心和能力，当事情的影响范围超出其预想，由文学界扩展到文化娱乐界时，韩寒便勒马收缰，奏凯而归，使白烨得以逃脱，一次声势浩大的围剿就此草草收尾。
事后许多人将这个并不令人满意的结果归结为韩寒的犹豫与无能，然而韩寒置身事中，并不像他人所想的那样神通广大。总的来说，八零后作家群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只能成为一群出版商的傀儡，虽然他们一个个看起来自由不羁，个性十足，但这种自由和个性无一不被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力量支配，逼迫他们创作出迎合社会需求的文字商品，为出版商们的财富大厦添砖加瓦。为社会需求写作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然而可悲的是，浮躁时代的短浅目光和追名逐利把复杂深远的社会需求浓缩精简为一种干瘪无味的青春文学，使得八零后作家群的预期创作寿命不容乐观。当韩白之争中在韩寒帐下欢呼雀跃的支持者们的影子渐渐隐去时，八零后还能再一次掀起2006年春天那样的滔天大浪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韩白之争中其他知名八零后作家基本上保持了沉默，使得这次斗争成为韩寒一个人的战争，斗争的目的却是为八零后作家群正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讽刺，它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八零后作家们的年幼无知——同样是八零后，当另一位代表人物郭敬明身陷道歉门丑闻时，其他的八零后作家却是群起而攻之——真正的原因是八零后一词已经由蜜糖变成了毒药，从几年前的你抢我夺变成了现在的避而远之，八零后成了浅薄无知的代名词。几十年后，当再次回首往事时，韩寒或许会对这次争吵后悔不已，因为这次事件把他牢牢地钉在八零后这根耻辱柱上，永远不能逃脱，而他曾经的同伴们一个个远遁而去，以各种崭新的名义开辟着各自的新鲜疆土，“八零后”，将成为他们头脑中一个日渐模糊的词汇。
二． 一个时代远去的背影——《兄弟》出版
2006年3月19日，《兄弟》下册正式出版，等待它的，不仅仅是众多翘首以待的忠实读者，还包括许多蓄谋已久的批评指责，在下册出版后，这些批评终于得以悉数出笼，著名作家余华一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窘境地。
这场风暴其实在2005年《兄弟》上册出版时就已经开始酝酿成形，下册的出版仅仅是为它开启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先前的怀疑终于得到了验证，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友好气氛荡然无存，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来维持自己的一贯正确性，于是一场冲突似乎在所难免。
然而，余华采取了回避的方式来对待批评家们咄咄逼人的攻势，这固然维护了其著名作家的自我形象，却也多少反映出余华潜藏于内心的不自信。
与余华以往的作品比较，《兄弟》的确算得上是一部失败之作，然而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余华的失败还算不上是触目惊心，这一批作家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群累赘无用的白象，他们身居高位，名声显赫，年龄在45至65岁之间，也许仍然高产，作品总是摆在新华书店最令人尊敬的部位受人瞻仰，但是能真正拿起他们的巨著并且阅读完毕的读者却寥寥无几。
他们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里，他们消耗掉了他们最宝贵的时光，相对于其他时代的作家来说，他们接受的教育是极为贫乏的，他们的头脑里被灌满了理想主义的观点，每日面对的却是极端严酷的现实，这使他们成了一个无力的皮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疲于奔命。他们或者在理想的天空中飞行得过于高远，或者在现实的土壤上站立得过于稳固，他们可怜的学识不足以使他们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他们的作品总是失真，或者流于浅薄，他们的思想不能在文字的滋润下顺利地成长，反而被文字森林所禁锢，他们不约而同地都陷入了某种困境中：莫言越走越远，一头扎进了古怪陌生的过往时代；余华越走越近，活着成了他今生今世最大的奢望；残雪陷入了荒诞不经的喃喃自语，池莉沉醉于锅碗盆瓢的交响奏呜……
他们曾是一个时代的受益者，在那个满目疮夷，万废待兴的时代里，他们得以一跃成为时代的骄子，但也正是那个时代让他们无法超越自身，只能躺在已有的成就里聊以自慰。在《兄弟》出版之前，人们或许还对他们有一丝幻想，指望着他们能够拿出一部振聋发聩的惊世之作，《兄弟》出版之后，就连这最后的一丝希望也无情地破灭了。
2006年过去了，2007年来了，余华带着他的《兄弟》慢慢地走远了，留给我们一个时代远去的背影。
三． 被颠覆的颠覆者——赵丽华诗歌事件
2006年，久未受关注的诗歌再一次回到了峰尖浪口，但却是以一种令人感到羞辱的形式——几首平淡无奇的口水诗被偶然张贴到网上，猛然之间，就引来了一阵扑天盖地的诅咒狂潮。
公允地说，口水诗并非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同任何一种文学流派一样，它是以一个颠覆者的姿态出现在诗歌舞台上的，反智主义和讽刺精神是它的两个核心，虽然屡遭非议，但却生生不息，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
很难想像这样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文学流派竟会引起大众如此强烈的兴趣，但事实就是如此，后现代主义社会盘根错节的复杂构成使得它的每一次抽搐都显得突兀而毫无根据。在一夜之间，赵丽华由国家级诗人变成了诗坛芙蓉，一个体面干净的大人物戴上了一顶高帽，被一群兴高采烈的市民押解着游街示众，许多日无处可逃的压抑终于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倾泻处，少数人的话语暴力演变成为一场集体的话语狂欢，赵丽华成为了一个被颠覆的颠覆者。
然而群众对这位诗坛芙蓉的态度与他们对芙蓉姐姐的态度并不是完全同一的。在群众对芙蓉姐姐的一片嘲讽声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许多善意的支持，而在公众对赵丽华的谴责声中，我们只能听到为数不多的圈内人士的反驳。群众的偏好并非无缘无故，芙蓉姐姐对传统审美观的解构基本上是个人化的，一些敏感的观众在面对她的照片和文字时，会猛然悟道：“嗯，这是一种幽默！”，从而对她不可思议的行为报以善意的回应；而赵丽华对传统诗歌的解构虽然也是个人化的，但是她不同寻常的地位背景妨碍了观众们的幽默感，骨子里依然固守封建威权观念的观众们显然无法接受一个如此显赫的人竟然会写出这样浅薄无聊的作品来，而这种冲击与时下流行的质疑权威的风潮一拍即合，很快演变成对赵丽华幕后背景的猜测，进而引发了更大一轮的批判浪潮。
我们现在还不能对赵丽华和口水诗的功过是非盖棺论定，因为这两者都还活着，而且活得不错。当四周的喧嚣逐渐平息之后，我们才发现，这次事件的一个结果就是口水诗这一后现代主义文学形式已经被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这粒种子被播洒在一片恶意的土壤里，遭受着万人的践踏与诅咒，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它会生长出一朵什么样的花朵来呢？
四． 恶梦醒来迟——乞讨者洪峰
一个濒临死亡的有机体，无论外表显得多么生机勃勃，内在总有些器官是早已朽烂不堪的，只有最细微的观察者才能发现这种垂死的征兆——一朵鲜花的过早凋零，或一片绿叶上的阴暗色斑。
2006年，一个中年男人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使我们注意到了这株垂死的植物，一瞬间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作家洪峰摇身变为乞讨者洪峰，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他撕下了遮在一个腐朽体制（以作协为核心的国家包养制度）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与洪峰乞讨事件同步上演的还有湖南作家黄辉卖身事件，这两件互相呼应，彼此关联的惊人之举都是绝望中的一种下意识的挣扎。对我们来说，它们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个体的行为失常往往反映了整体的功能紊乱，作为一个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作协的僵硬机制一方面使一大批并不杰出的作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终日攀亲附友，蝇营狗苟，另一方面却使那些真正专心于文学创作的作家穷困潦倒，陷于走投无路之境。
国人对洪峰乞讨事件的普遍反映是冷漠，许多人甚至讥讽他不具备行乞的资格，作协对此事的反映也麻木而冷淡。突然之间，著名作家变成了一个无人认领的孤儿，这个乞望者在一个光线暗淡的午后从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曾寄以重望的体制只不过是一场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恶梦。
2006年11月10日，新一届作协代表大会召开了，用五天的时间分勉出一个臃肿的新生儿，一个正主席，十三个副主席，假如作协开会时每个主席都发言五分钟，那么其他人就可以免开金口了，作协的这一黑色幽默不由得令人啼笑皆非。
无论怎么说，洪峰已经退出了作协，于是这个黑色幽默他无需再去领会，但仍有七千六百九十位德高望重的作协会员必须用心或假装用心地去领会它，这是一个怎样伟大的幽默啊？！
五．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思想界炮轰文学界
纯真的爱情总是令人心醉神怡，而茫茫无期的单相思则让人心力交瘁，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写的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单相思故事，女主人公为了能得到梦中情人的爱情，在痛苦中忍受煎熬十三年，最后在孤独中绝望地死去，而她最爱的人却至始至终也没有认出这个深爱着他的女人就是当年那个住在他对门的瘦小的十三岁小女孩。
花心男子痴心女，无情女子有情郎，这样的悲剧日复一日地在我们的周围上演，使得我们渐渐地竟以之为理所当然，而不去深究背后的是非恩怨，心理的惰性由此钳制了探求真相的渴望，使悲剧成为一场永不谢幕的人生剧目。
假若我们把当前人们对优秀文学作品的渴望比作那位痴心不改的陌生女人的话，那么当代文学就是那位愚顽不悟的小说家R．了，他富有魅力，招人喜爱，却又轻浮多变，不负责任，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玩乐，却不顾及他人的喜忧，他或许能够成为一位完美的丈夫，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有一种品质在时刻阻止着他朝这个方向迈进——他是一个极端自恋者，他已经和自我成婚多年，怎么可能让一个女人的出现来破坏自己和自我之间的美满姻缘呢？
自恋者往往都有一个过于幸福的成长历程，他是周围人们的梦中花，掌中宝，他的每一步成长都伴随着人们的欢呼喝彩，他从人们的宠爱和赞扬之中感觉到，自己身上一定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他开始对自我进行探寻，这探寻一旦开始，就再也没有尽头，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无限精彩，无限可能的自我，这个自我是令他如此迷醉，以至于他忘却了一切，舍却了一切，一头就扎进对这个自我的喜爱之中。
当我们再一次回顾我们的文学作者的成长历程时，我们就会发现两个历程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老一代作家是极其幸运的一代，那时的文化原野一片荒芜，文化机构寥寥无几，人们的文化需求空前高涨，而供济的唯一来源就是屈指可数的一小批作家，那时候的作家不仅仅是简单的作家，而且是思想传播者、理念鼓吹者、民间呼声代表者、社会纷争仲裁者，他们万众瞩目，风光无限，他们是人中之人，他们是王中之王，他们就是世界的中心。
在这样一种虚浮的氛围下，一种极端自恋的品格在那一代作家之间慢慢形成了，他们变得自以为是，认为自已就是真理的化身，而这一种恶劣的品质在作家之间互相传染，代代相传，扩散到了每一个刚刚踏入文坛的新人身上。2006年，两位傲慢的作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位是余华，一位是郭敬明，一位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另一位拒绝就抄袭行为道歉。一老一少，几乎在同一时刻为了自己可笑的自尊选择了拒绝。
2006年，我们还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在长篇小说《如焉》的研讨会上，一群思想界的学者对当代文学的某些痼疾提出了批评，这一事件被媒体称为“思想界炮轰文学界”。思想界的声音并不见得有多么正确，但文学界的冷淡和傲慢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列宁说过，“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这话在此处同样通用，文学已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引人注目，因此把它比作魅力无穷的小说家R．似乎有点不合适，然而无论何时，人们（至少是一部分人）对文学的一往情深却还是仍然存在的。这种纯净的思念在表面上无形无踪，但只要时机恰当，它就会像埋藏在火山体内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炽热的岩浆一样汹涌澎湃地一泻而出。
希腊神话中，自恋者纳西索斯死于自己的倒影，而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小说家R．也在看完陌生女人的来信后变得两手哆嗦——他看见了死亡的身影。而对于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腐朽的当代中国文学来说，它又会在何时转过自己得意的脸，从而看见自己的垂死的灵魂呢？
结语：一个弑父者的独白
我一贯不惮于把文学比作一个弑父者的事业——新年的花朵在旧年已死的腐烂的尸首上艳丽地开放，没有旧的尸首，就没有新的鲜花。
因为这个缘故，八零后文学就注定不能成为这美丽的鲜花，因为在它桀骜不驯的叛逆的外表底下，是一根根伸向旧文学的贪婪的根，它没有巨大的勇气将刀砍向自己赖以生存的寄主，就只好做出一副不依不饶的面孔来骗取外人信任的眼光。
韩寒与白烨，这两个形式上的冤家，在实质上却属于同一个生命，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惹起了一次争吵，在即将达到最高潮时戛然而止，是韩寒在畅快淋漓时听到了一个声音：“你怎么可以戕害自己的生命啊？”他便勒马转身离去，拉下了一出大戏的帷幕。
这个将死者，它气息奄奄，身型肿大，却又容光焕发，生机勃勃。它是在把最后一丝力气都用来展示自己的生机了，好让它显得比任何人都健康，似乎它才是希望的光源。它引诱着每个散着牛奶芳香的文学新人踏入它的死亡之门，供给它以养料，延缓它的死亡，这个努力越成功，它距离死亡就越遥远——谁能忍心将无情的剑高高悬举在那些年轻的生命上呢？
是的，它是不会主动与世长辞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笑的句子，哪一具尸体背后没有一把无形的刀？所谓的寿终正寝只是一种修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从前，当它年轻的时候，当它满怀热血和希望的时候，说的是这句话；现在，当它庸庸碌碌，苟延残喘的时候，说的也是这句话。
于是，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弑父，虽然他们身上和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都来自于五千年前的同一个祖先。但是，新人的血绝不能和老人的血在同一条血管内流淌！从前，是他们供养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然而现在，当他们伸出乞望的手，要求将我们的血管与他们的血管永远相连时，我们绝不能同意，我们只有用我们的血，才能维持我们年轻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血！
他们将要走远，他们正在走远，他们已经走远，他们将化成一道无形的风，飞逝而去。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我们是责任的承担者，这个责任不是任何前人所告诉我们的责任，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所强加给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必作出一本正经的正人君子的模样去符合某种规范。我们可以拯救灵魂，也可以不拯救灵魂，我们可以关注社会，也可以不关注社会，我们可以传递民声，也可以不传递民声，我们可以探索内心，也可以不探索内心。因为这是一个空白的全新的时代，没有任何人曾经遇到过像我们这样的时代，因此也没有人任何人可以对我们指手划脚，但我们绝对不能据此而傲慢无忌，我们是探路者，探路者吸取每一条信息，努力找到一条正确的路，探路者与傲慢无缘。
我们不能乞求上帝的帮助，因为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是一片白地上的无产者，古代文明已经离我们远去，现代文明并非我们所有，我们必须从零开始起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然而我们绝不是一无所有，恰恰相反，我们拥有的太多了，全世界的文明成果都在等候着我们的挑选使用，我们只是不能轻举妄动，再去重复我们的前辈们盲目复制的错误。
我想，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做的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前辈未竟的事业，才能洗刷我们弑父的罪名，让他们明白，每一条生命的死去都是有价值的，而该死不死的顽固倔强，才是真正的谋财害命。
一个时代远去了，我们站在另一个时代里向它回望，它曾经是那么的美好，在痛苦的日子里带给我们无尽的欢乐。我们，新时代的所有者，站在痛苦的麦芒上，站在太阳的中心里，向它挥一挥手，它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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