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跟朋友聊天，说起我从来不看电视这回事。
朋友们不理解我是为什么，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因此，尽管这个问题在朋友圈子里曾经多次被探讨，始终却没有答案。搞到现在，成了个没话可说时候的候补话题，因为它除了本身，还可以引申出其它的讨论，比如我的孩子也不爱看电视，是出于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影响？另外，这个习惯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总之，每次相关的讨论，都透着理性的光芒，以及对我人生的关怀。但说白了，不过是酒足饭饱的时候，我们一帮朋友用来消磨时光的话题之一，而已。
我自己的猜测，根本的原因，是生理的，即我不爱看，
一看就犯困。与其在电视机前睡觉，还不如擦擦地板写篇文章做个面膜看本儿小说，或者是舒舒服服躺床上去。但是鉴于 N 年前我一度看过电视，而且并非每次都困，甚至对许多电视电影作品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今天的不看电视一定另有原因，即使不是终极的，至少是重要的。
比如我对看书看报就不那么反感，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可能，只是可能哈，后两者比电视的煽情程度稍微轻一点儿。毕竟是文字而不是画面，要煽也得要多转几个弯。当我明确地知道这些个电影电视什么的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就会格外排斥它们对我的煽情企图。
文字其实也煽情，不过没那么张扬，所以我就退而求其次地缩在这个世界里了。
所以当我终于写完了《领养》，赶紧跑去老六和大娘的博客转了转。看到了几篇好文章，感觉到共鸣，之后却又立刻发觉，其实说白了，也是我被煽了情。
（二）
史蒂芬金在讲述其写作技巧时，一再强调不要使用副词，即当角色说完对白后，在后面加上个“玛丽‘哀伤地’说”或“彼德‘紧张地’回应”之类“哀伤地”、“紧张地”的副词。一来是没有呈现真实的情绪，而且显示出作者为了担心那句对白并没有呈现出这种状态，于是乎在后面加上这些副词来提醒读者。
要是你想营造紧张或哀伤的气氛，就该让那句对白直接表达出来，“哀伤”和“紧张”都是读者最后得到的结论，作家有责任提供读者能够感受到那种结果，而不是明明白白地说出来，硬塞给他们廉价的情绪。
［点评：初看上去很有道理，可是细细一想，这就好比电影当中的对白和表演，各有千秋，不好这么一棍子打死。比如我的那些共鸣，之后想来，不过是被一些性感的文字给闷晕过去的表现。可是可是，在阅读当中，除了寻找事实，我们何尝不也在等着一些情绪呢？而情绪的呈现方式，本质上是没有优劣可言的。正如任何人都无法代表全人类来评判，究竟是穿 T 字裤的女人还是光屁股的女人还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女人更性感。］
（三）
老六的《相机》
我的这种感觉在胡德夫的演唱会时达到了顶点。 7 月 19 日夜，这位台湾老歌手在北京的愚公移山酒吧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演唱会，三四百人把小小的酒吧挤得满满的。胡老先生一上台，闪光灯就亮如白昼，有人怒喝“别晃了人家的眼睛”，但完全无济于事。拍照的行为艺术一直持续到演出结束，我怀疑那些摄影家根本就没听几句歌。
我的朋友咣咣也在现场。他是个摄影发烧友，整天背著十几斤重的装备跑来颠去。但演出现场的他，手里举著的只有音乐和啤酒。这小子已经 high 得不行了。第二天晚些时候，在 SMN 上碰到他，原来他当天夜里在“水色盛开”酒吧睡了一宿。后半夜，朋友们陆续散去，结果胡德夫、陈永龙等人被公路带到了这里。咣咣，傻人有傻福的咣咣，居然陪胡德夫老师一起看了什刹海的日出，然后，老人赶赴机场。
我嫉妒得近乎发狂，就酸溜溜地问，你丫就顾拍照了吧？
他说，没有。
然后，我在他的博客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算作这篇文章的结尾吧：“天亮的时候，我知道我看见了什么，但我没拿相机，始终没有。我知道，最打动我的画面，不在相机里、电脑中、照片上，她们只在并且只能在我的心中。”
［点评：是啊是啊，没错没错。可是这 咣咣，还是忍不住把那个“心中”的画面用文字的形式给表达了一下。于是文字就是个工具。这让我想到了写博客，跟用数码相机为自己的旅行留念很像，忙着记录的过程中，失去的正是被记录的东西。 ］
（四）
大娘的《煽情唐山》
天灾人祸，在那时候都赶在一起了。
今天，对那场天灾人祸，
我们该怎么反思？
我看到的是，没有反思，只有煽情。
［点评：谁也甭说谁，大家都一样。就像我在文章的开头说道电视一样，各种载体都没有本质的差别，踏踏实实说事儿的人是极少数，因为极少数的人会踏踏实实看事儿。］
（五）
总结一下。这就是一个煽情的时代，我们大家在浪潮中先被动后主动地用煽的方式来表现各自的性感。反正是不是真的很性感，没人知道，恐怕也没人真想知道。我们需要做的，不过是使自己“看上去很性感”。
我会继续我不看电视的做法，而且仍然不知道原因，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但是或许有必要把这种做法描绘得性感起来，给它个动人的理由。如果把不看电视单纯地看作是不看电视，那么我就没有生活在 今天的时代 。
除非我去到一个荒岛，除非我选择自生自灭，并且只能自生自灭。
胡德夫－－匆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