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不大的中国人

长不大的中国人

                                                               曾明

   
   学兄黄写了一篇文章，对学兄江竟然为毛泽东的文革罪行开脱，深表愤慨。这篇文章题目就叫做《长不大的红卫兵》。读罢，佩服他文笔流畅，言简意赅，不愧是专业作家。但也有另一种感觉，就是此文：了无新意，有欠厚道。

   毛泽东完全应对发动文革负主要责任，这是现今上上下下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即使学兄江也没有否认这一点（原文为：“文革成因都归在某个人身上是不科学的。当然,毛泽东是负有不可推的责任,这也是英雄创造历史和历史创造英雄之争。”）

 江认为把文革成因都归于毛是不科学的，这个观点并不等于就是为毛开脱。且不说刘邓在文革之初大权在握，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难道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是当时全体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的吗？甚至这个“成因”也有你我的一份——如果当年没有我们这一批狂热无知的中学生红卫兵，文革的熊熊大火能迅速烧遍整个中华大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就是一种“合力”。发掘文革发生的各种因素，和肯定毛的主导作用，两者并无矛盾。

江文还提到：“文革是有其社会根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或迟或早也要发生的。”

六六年的文革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这没错！但同样，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这场文革！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作为提纲式的文章，学兄江这句话显然不够严密。如果学兄黄就此提出批评，阐述自己的观点，强调毛的文革主责，诚为好事。何苦又要揶揄人家，把一个莫须有的观点强加于人，然后扣上一顶“长不大的红卫兵”帽子？

不要说江同学没有为毛开脱，就是有人真的为毛辩解，为文革叫好，又如何？

不要说真的为毛开脱，就是有人为“万恶的”“四人帮”鸣不平，替“千夫所指”的江青鸣冤叫屈，又如何？

本人现在就为“江青同志”讲几句公道话：

每一个经历文革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江青在文革中所作的一切，都是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当年在法庭上江青讲的那句著名的大白话“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凭什么最后毛只有可谅之错，而江却获不赦之罪？

即使江青罪无可赦，罪该万死，法律也应该对她公平。可是我们回顾一下当年那场“世纪大审讯”，有的只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恣意报复和羞辱——而且还是一群怯懦的大男人围攻一个顿失倚靠的弱女子——其夫在生，这些人个个唯唯诺诺，信誓旦旦“永不翻案”；其夫已去，同是这批人，无胆鞭尸，却有本事拿人家老婆出气。那一场闹剧，何曾有半点公平可言？

和千千万万的当年深受其害的中国人一样，本人对“江青同志”也没好感。不，岂止“没好感”，简直就是反感，是憎恨。但经历过文革风暴以后，我终于领悟了民主的真意：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让你的对手，乃至你的敌人，也有说话，辩解和反对你的权利。为了民主，你甚至可以不惜生命捍卫对方的这种权利。

今天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在此为早已盖棺定论的“江青同志”“开脱”，谁要也送我一顶“长不大的红卫兵”帽子，恐怕是尺寸太小，也不够用了。

文革过去已经整整三十年，可是文革研究，文革批评几乎可以说至今还没有真正起步。很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国内的大环境不允许。有人一直在窒息任何自由讨论文革的空间，总在设立禁区，定框定调，力图把其加以控制，加以“导向”；还有另一方面原因是很多自以为最有权利评论这段历史的文革过来人，无法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对文革的认识不是直接出自个人的恩怨情仇，就是盲目附和强势舆论制造的现成“结论”，自设禁区。不但缺乏独立思考，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文革思维，文革语言去“反思”文革。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革惯用语至今记忆犹新。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不能摆脱文革的历史桎梏，我们自己又都何尝不是“长不大的中国人”呢？

 

还好，回过头再看看学兄黄的文章，还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语气稍稍损了一点而已。就当是善意开个玩笑吧，千万不要当真。何况学兄江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今夕何年？世上难得还有我学兄江这等忧国忧民之士，是蛮天真可爱的。连替您打抱不平的学弟我，都觉得您确是有那么点长不大。从团结的大局出发，我看您老就委屈一下，认了吧。

 

当文革讨论不再有任何禁区。

当每一个参与讨论的人，都心平气和，不怀偏见。

当春天真正到来之时，文革研讨的自由之花才会盛开，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在我有生之年，我期待！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