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1)
（昨天和国内的侄儿通话，他问我为什么把中国“看”得这么糟糕，并且反复对我说中国现在如何好。对这个问题，几句话似乎很难说清（即使说得清，侄儿也不信），但说多了，侄儿听得不耐烦，所以我只好无奈罢休，反复强调对于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他不知道更好。）
任何一个有正常观察能力的人，在美国（西方）生活一段时间后，都不难发现一个强烈的对比：在美国，新闻中不断充斥着对社会阴暗面的暴露，美国的大多数人，也习惯于对社会持批评态度，一会儿上街游行，一会儿在媒体里强烈谴责。总之，如果不亲身生活在这里而只看新闻的话，美国就显然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国度。而中国的情况似乎决然相反，电视报纸里却一片高调，在生活中大多数中国人也都习惯了听“好”的，说“好”的。总之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大家都非常“默契”。于是，如果不长期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并带着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很多人一定会以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度。
其实这就是民主和专制社会的区别。批评社会，一般来讲就是在说当权者做得不好。专制的国家，当权者自然是不原意看到有人批评自己的。所以当看一个社会的新闻媒体对社会批评越多，这个社会就一定是越民主越先进，反之，就是越专制或越落后。
习惯了专制的多数中国人，自然看不到这个对比。就像习惯了黑暗的眼睛，总能在黑暗中模糊地辨别出眼前的景象，没觉得有什么不好，而一但看到一丝光线，就会觉得光明得刺眼了。所以现在好多中国人把当今的经济发达和几十年前的极度贫困作比较，真是觉得好得不能再好了。由此，这个“刺眼”的“物质极大丰富”，使得好多中国人根本看不到在社会中还存在着的更大面积的黑暗。
中国式的“乐观”，分析起来原因不外乎有两点：一是“自私”；二是“短视”。在中国掌握媒体的，或者说有权利说话的人，都是处在得利阶层（当然很多其他社会也一样）。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封锁消息，压制反面声音。另外，大部分知识分子和经济上的爆发户，也处于同样的“得利者”的动机，对于没有发生在自己头上的灾难不闻不问。我03年第一次回国到，在家乡重庆吃惊地发现遍地都是棒棒军。然而对这些现象，我的发达了的朋友亲戚，没有一个人会有任何感慨。所以，这个社会在表面看来自然是一片“莺歌燕舞”。
其次，中国式的“乐观”，是基于“短视”，即：只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来看待现实。对那些没有发身在自己身上或者身边的事，都一律不关心。不关心也就等于不存在。所以很多普通的中国人也很容易对社会得出“乐观”的结论。
不光是今天的现状，就是对历史，对刚过去的历史，中国人都可以非常“乐观”地回避黑暗的一面。比如文化大革命。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才出国，对文革的认识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不过是红卫兵批斗知识分子。近几年我才从网上得知一些发生在县份上的可怕的大屠杀。这些屠杀手段之残忍，牺牲者数量之众，堪称历史之最。然而，这样的惊天动地之事，在发生之后很快（几乎是“立即”）就可以销声匿迹，这是为何？原因很简单，除了很多当事的杀人者还在当权以外，就是因为写历史的，大多都是知识份子。虽然中国知识分子是文革的受害者，但在对文革的回忆上，对发生在偏僻乡村的更大灾难的忽略（或者回避），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私和短视，以及对学问的不严肃和对历史的不尊重。
鲁迅说中国人非常“健忘”，我说中国人也不得不“健忘”，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太沉重，太黑暗了，而大多数中国人早已丧失了面对现实的能力。也正因为是个原因，中国人的“乐观”，其实反映出中国社会是一个得过且过的社会，一个只顾眼前，不看将来的社会。当今中国的经济繁荣，其实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市场的需要，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的提高，也是因为开放后大量引进的现存科学技术。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基本上都是靠外因，而非内因。事实上，中国，这个人口增长和文明发展不成比例的社会，早已失去自身协调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如果80年代没有打开国门，文革和大跃进的悲剧还会重复上演。而现在国门打开，突然出现的这个“经济繁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将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短暂历史现象而已。
Very true!
皇帝诛杀大臣。不日，太子继位，为大臣平反并起用大臣之子。 臣子:”吾皇圣明，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又不日，君臣闹翻，臣子全家被满门抄斩。这样的故事，在五千年的中国多如牛毛。今天，就在今天，在2013年的中国，在薄熙来的身上，这样的故事正在上演。
西方统治阶级们知道，山不转水转，此一时彼一时。没有制度的保障，一旦他们及其子孙沦为被统治阶级，将难逃死无葬身之地的命运，就更难保其财富了。只有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下，才可以，老子布什当了总统，儿子布什再当；儿子布什当了总统，以后孙子布什再当，而不用怕自己的后代遭到政敌的清算，自己的财富遭到政敌的剥夺。
如果说，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臣子们不知道还有民主和法制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可供选择，只好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酱缸里找运气，聪明一点的也就是临终前谆谆告戒自己的子孙要永不为官。那么，中国的统治者们不懂得，其实，民主和法制才是他们的最大保护伞吗？其实，他们比任何人心里都明白，他们才最需要民主和法制；否则，他们的子女就不会统统移民国外了。
１９８９年六四后，正值争取民主运动在共产国家风起云涌，东德共产党主席昂纳克访中时问江，李二人中共还能控制中国民运几年，他们答到，大慨也就十年。出人意料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利用权力，关系和机会富了的人们，和高薪养起的党，政，军，公，检，法，及文教等等政府机关的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富有和更富有。看来，中国统治者们对中国人一旦富有，会进而要民权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中国人要民权的目的是要发财的机会和权力。一旦有权发财，民主法制，公平民权，等等，与我何干?
在西方国家，政商在极大成度上是分离的。既然逐权无利，海外华人也就不愿意参政议政了。华人以为不触犯当地法律，独善其身就会生活美满。远离政治，从而得不到保护是华人受排挤、遭欺凌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曾引用过《欧洲精神》（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里的一个结论：
＂欧洲精神的核心就在于'追求真实和自由，而非对自身温饱的关切，并非满足于日常生活所给予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幸福感'＂
中国人恰恰不具备这个精神。他们的生活动力仅仅来自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幸福感'，所以他们不计后果地追求物质利益。中国经济得以快速成长得益于这种民族性，但也决定了其不可持续性。
民族性决定了中国文化和制度，而不是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