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回答。这就是，左派和右派究竟如何区分？最令人费解的地方还在，西方的左右和东方的左右，概念完全不同。西方的左派在东方是右派。尤其是现在。比如说，美国的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左，因为不反对同性恋婚姻和自由堕胎，是为自由派。共和党则保守得多。而到了中国，主张自由化的不叫左派，却叫右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都是右派。但反对改革的呢，那叫左派。真是一笔糊涂帐。
如果把传统保守称作右派，开放自由就是左派。如果把传统保守称为左派，那么开放自由就是右派。这么明显简单的逻辑，为什么总被人搞的云遮雾障，一团乱麻？快刀斩乱麻，最好的解决是放弃左右派的划分，只称保守派和自由派。至于哪个是左，哪个是右，就管他去了。特别由于，中国历来的政治正确，人们宁左勿右，听说这是左的，就心向往之；听说这是右的，就望而却步。久而久之，禁锢了人们的思维。
至于为什么东西方的保守和自由，右派和左派，概念不同？原因也很简单。西方的自由，本来就是一种传统。保守传统的西方人，比激进的东方人还讲自由。所以反对西方自由的东方左派，实质上比西方的保守派还要保守。也就是说，东方的左派比西方的右派还右。反而是东方的右派，主张西方自由。这值得那些自称左派的人士深思。
本文重点想探讨一下，保守派和自由派（从此不分左右了，那都是瞎掰），两者的哲学起点有什么不同，究竟从哪里开始分歧的？有人推荐了一篇作者为赵汀阳的文章《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读了这篇文章，稍加分析，也许就可以从一个侧面解答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的要点是分析东西方的价值观。作者认为，西方普世价值体系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过分突出了“个人”。中国哲学则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
“个人”和“他人”的分歧，是不是东西方价值观的基本差异，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分歧是一种基本的原则的分歧。从研究这个分歧着手，也许可以理顺中国人文哲学的混乱，为今后的中国思想流向辨清方向。
如果说，坚守典型中国观念，推崇传统中国价值的人，应该划归于保守派，那么主张走出传统的，就属于自由派。本人是主张分析传统，扬弃传统，并走出传统的，因此应该算自由派。
至于“个人”和“他人”，到底哪个更有真实价值，这个题目太大了，留在以后再谈。这里只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连“个人”的概念都不清楚，有什么资格去谈论“他人”，也就是另外的一个“个人”？西方的“个人”，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真实存在。东方的“他人”，是建立在理想基础上的虚假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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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
作者：赵汀阳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当一种价值观落实为事实，如果这一事实显示了最大化的兼利和兼容，它才有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同意，才能够成为普世价值。
近来有不少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但对于“普世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意义上的“普遍有效性”，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
在当代思想市场里有许多价值观在竞争，人们可能会各自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特殊价值观，比如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价值观。人各有所好，这是正常的。同时，人们总要与他人合作，所以在特殊价值观之外还需要普世价值观。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价值才有资格成为普世价值？什么才是检验价值的标准？很显然，没有哪一种价值观能够评价另一种价值观，没有哪一种价值观是其他价值观的规范和标准，没有哪一种价值观是最高权威，否则的话就变成精神独裁和思想专制了。检验价值观的标准必定落在价值观之外，必定落在话语之外，所谓有理不在声高。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事实是检验价值的标准。
当一种价值观落实为事实，如果这一事实显示了最大化的兼利和兼容，或者说，它使人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同时对任何人的伤害最小化，这样的价值才有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同意，才能够成为普世价值。以汶川震灾为例，汶川救灾的事实证明了患难与共的大家庭精神这一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理由很明显：人人都有可能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假如把汶川救灾的成就说成显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则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奥古斯丁、洛克、康德、伯林、哈耶克、罗尔斯之类，也恐怕很少读过圣经、“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在救灾英雄们胸腔中跳荡的是中国心，恐怕不是西方心。
目前西方声称的普世价值体系就只是一个单调的价值体系，它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古希腊罗马“美德为本”的价值观已被抛弃）。这个体系是非常片面的，没有全面应对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它过分突出了“个人”，这会导致社会的现代病。个人主义的自由、原子式的个人权利、追求私利最大化的个人拯救不了任何人，既拯救不了自己也拯救不了他人。自己无条件地优先于他人的价值观在理论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他人是能够完全放心信任的，没有一个他人是绝对可以指望的，这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孤独。
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责任、美德和情感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对人类生活与心灵是一种误导。这种“权利为本”的价值观聚焦于捍卫个人自由，毫无疑问，捍卫个人权利是正当的，但是夸大个人权利的“为本”地位，就会导致漠视他人。对他人的遗忘不仅导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导致自己的痛苦。
中国人较少变成孤独的存在，就是因为中国哲学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他人就是目标，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里有亲情、爱情、恩情、友谊、帮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荣、怀念、快乐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败和耻辱。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准备与他人共享什么，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如果说，西方现代价值观主要试图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价值观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后者很可能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去优先考虑与他人共享幸福和互助，所谓的个人权利就只不过是契约性的，就不可能获得存在论上的可靠保证，就不可能是真正保险的。如前所述，西方价值不是错误的，而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人类良好生活来说，个人自由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显然并非充分条件，好生活还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的一些其他条件，那些被现代价值观所边缘化的传统价值诸如美德、责任和情义正是好生活所必需的另一些条件。忽视、贬低甚至排斥这些传统价值恐怕不是古代人的灾难，而是现代人自身的灾难。
在中国的价值观体系中，也并非所有的中国价值都是普世价值。哪些中国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同样需要事实的检验。最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就是与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典型的中国观念。（1）天下意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公，所以天下有难，匹夫有责。这是一种“责任为本”价值观。（2）仁义意识。所谓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人，同时把自己看作是有担当的人，在以仁所创造的人际关系中把我和他人都塑造成为可以依靠的人。这是一种以仁造人的“美德为本”价值观。（3）家意识。家是情义之本，人以情造家，因此试图把家做大，成为万民能够共享幸福之“大家”。这是一种 “情义为本”价值观。
2008-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