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最近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相并论，指出是一次重大历史转折，我认为并不夸张。至少，这个决定对中国社会将产生的正面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决定的中心内容有六点：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尽管在提法上还没有放弃一党专制，但是已经从理论上动摇了专制的基础。
对“和谐”的解读可以有无穷多，但是从根本上应该是“息事宁人”。中共在进行了80多年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以后，并没有达到囊括天下的预期目的。形势比人强，在形势逼迫下，开始脑筋急转弯，从攻势转为守势，从自认的掌握一切的先进代表，到愿意与不同的各方妥协，也就是和谐。
尽管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产物，由前苏联共产党强行移植给中国社会，但是大多数中共的初创者，基本愿望还是良好的，是想改造不合理的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吸引了大量进步青年，当然也难保夹杂了失意分子和投机分子。后者甚至在多数时期控制了党。
在这个改造也就是革命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人们才突然觉得有点不对。产生这个感觉的现实原因是，虽然总体财富几何级地增加，但社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不和谐。这里都不需要列举大量事实，因为“和谐”这个口号的提出，所针对的自然是“不和谐”。
中国革命的初衷是解决社会不合理。武装斗争包括文化大革命二次革命，用暴力手段，砸掉了所有旧的上层建筑，但是并没有出现合理，反而出现了贫困。于是接下来转了一个弯，开始解决贫困，这就是从邓小平开始的经济改革。这个改革用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解体了前一个上层建筑，重新分配了资源，对外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由于改革前的经济水平过低，以及资本由高向低流动的自然趋势，部分贫困局面迅速得到改善。
问题在于，邓的由穷变富的理想，依然没有解决社会的不合理。随着权力利益集团的出现，随着强烈的贫富差距和对立，随着不可逆转的环境和资源透支，不合理，不平衡，不稳定，不和谐，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和巨大。按照中共党章的理论，无论如何，这都是另一轮革命开始的时候了。然而这一次不同，中共用“和谐”的目标代替了新一轮革命。
“和谐”是相对于人为状态的一种自然状态。自然界是和谐的。无论大自然有怎样的风雨雷电，地震海啸，如果没有人的破坏，万物是自然繁荣生长的。人类社会作为大自然一个局部，自然状态也必定是和谐状态。
中国的古代思想家老子和庄子，都解释了无为而治的境界。老庄是在中国之外影响最深远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无为而治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指千万不要强扭自然。怕就怕所谓的宏图大略，人定胜天。而国人在近代由于历史形成的落后感，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干的多半是傻事，蠢事。蠢到从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到改造人的灵魂。越改造越走形，直到荒唐不可收拾。
暴力或强制的方式，一定破坏和谐，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万物都有其自在规律，有一些规律被人认识，但不被认识的更多。强行违背规律，就要受到规律的反抗和惩罚。强扭的瓜不甜，棍棒打不成夫妻，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古人治水，多数用强力筑堤坝抬高河床，结果都是更严重的水患。都江堰用的是顺其自然的理念，故千年不衰。
所以，按照和谐的基本原理，中共要彻底反思强力改造和管制社会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所谓社会的和谐，应该是不同的利益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矛盾通过自由表达，自由协商，得到化解，妥协以后出现的一种平衡均势局面。为了保持均衡，就要不断建立和修订各方能够接受的协议，也就是制度。制度是协商出来的，不是单方面用权力强加的，理应代表各方利益。强加的不叫制度，叫禁令，没有自觉遵守的基础，也不能长久实行。
中共的早期领导层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后来被务实的农民代替（邓也是其中之一），现在被务实的工科学者代替。所以，务实基本是中共的主轴。正由于务实，才能从那么多错误当中坚持过来。 “和谐社会”的提出，也是一种务实的表现。务实是中共和中国各阶层人士可以相容的一个共同点，各方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
很有智慧的网民，已经给“和谐”按字面作了注解。“和”字从“禾”，“谐”字从“言”。让人吃饭，让人说话，就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
2006-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