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中国人从19世纪的近代以来，就前赴后继地反对专制，从反满清王朝、反袁世凯、反蒋介石……一直反到21世纪的今天，专制势力不但不稍有减退，反而越加坚挺。对这一奇怪现象，不知人们有没有想过其中的奥秘？
一
用两个简单事实来证明专制的坚挺。一是当局对待广开言路的新闻媒体的态度。在宣统当政的时候，媒体虽然没有今天发达，但多少还有几家私人经办的报纸。宫廷的内政外交，多少还顾忌到公众的态度而有所自律。现在不但大陆的媒体没有一家是私人的，港台海外私人媒体也都一家接一家在被“中资”入股并购之中，民意的上达之路条条被堵死。二是对待草民的态度。封建皇帝虽然为所欲为，可总还要顾及“爱民如子”的形象，对付一般的草民，棍棒皮鞭足矣。对于呼天抢地的怨案，哪怕作姿态也要纠正几个。到了段祺瑞那里，对付不满民众的手段就升级为枪弹，当然比起后来长安街上的坦克车还是望尘莫及。反专制反了一百年了，现在不要说开解冤案，就连写几个敏感词都不允许。“颠覆罪”，“泄密罪”一旦套上，关进大牢死都不知何种原因……
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存在，都是一种必然。这个必然的意思不是说任何条件下它都会发生，而是指在某一种条件下一定发生。水的状态不一定非是固体，但是到了零度以下，就一定是固体。因此，要想彻底了解一种社会现象，首先要先了解这个现象的产生条件。消除一个现象也同样道理，不可能为了不想要冰，就把水分子从地球上除掉。为了不要冰而消除水，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一个简单事实，专制从不是某孤家寡人自己独造出来的。一个人的能量再大，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也有限，怕就怕千千万万的拥护者跟着一起冲击。罗马尼亚人民的前伟大领袖齐奥塞斯库，一天前还掌握着全体国民的生杀大权，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就从权力的顶峰栽进地狱。中国人民的前伟大领袖毛泽东，一生中发动了两次革命，被他送去见阎王的人不知几千万，哪怕死后几十年影响也不稍减。两个领袖的个人能量一直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拥戴他们的大众心理。拥戴越盛，影响越大，失去拥戴，啥都不是。
当崇尚专制的心理存在于上层社会，文臣们就不遗余力地炮制出种种堂皇的理论，为专制鸣锣开道。当崇尚专制的心理存在于武装系统，掌握兵器的武将们就不顾一切地镇压杀戮，为专制保驾护航。当然，如果这种心理存在于民间，力量就更大了。民间是道义所在，民意不愿意的事情，官意也不会愿意，没有一个文官武将甘当遗臭万年的千夫指。当然那种只有少数人的“民意”，算不得民意。几个人的意愿，很容易就被众人的口水淹掉。当反对专制的人被当成“千夫指”，而不是簇拥专制的人被当成“千夫指”的时候，民意就等于在簇拥专制。目前的中国的状况就是这样，所以专制当然越来越坚挺，毫无疲软迹象。
那么专制到底是什么？简单一句话，专制就是不管是非对错，只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说了算的事情大到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小到一个人让你朝东就不能向西。专制有时候也有它的好处，但是所有好处加在一起也抵消不了它的坏处。专制的一个好处就是做事情决断，阻力再大反对再多也照样干成。比如像造一座万里长城或三峡大坝。但这同时也是坏处，因为一旦决策错误，或者部分正确总体错误眼前正确长远错误，专制也能毫不动摇地执行下去，直到吃了大亏为止。就是吃了亏也不认帐接受教训。专制的主要坏处是扼杀国民的创造力。专制下的民众只有服从、不满，没有创新、创造。而专制的最大坏处是，没有一种专制可以持续长久，到了一定时候一定要乱，然后被另一个专制推翻取代。
不是说专制可以保证稳定吗？不对，所谓专制保证稳定只是一种幻觉。看看历史就知道，凡是专制的政体，最后一定腐败堕落，是非颠倒，公正消失，民怨沸腾。这种社会别说长治久安，就连眼前的稳定也不保。专制不懂得也不愿意协调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只知道凭着蛮力一意孤行。当到了一个临界点，再也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造反就出现了。不要以为造反就不是专制，造反同样是专制。这是一种反向的专制，是专制生下的怪胎。造反从专制那里搬来了暴力、强迫、高压、禁制等全套行头，借专制引发的民愤之力，一口把专制吞掉，又化为另一个专制。因为不更有效更强力，造反就无法取代专制。而一旦如此，两者就彼此彼此。
所谓“造反～专制～造反”，说到底没有区别，就是“专制～专制～专制”。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就在这样的怪圈中打转，暂时还没有看到转出来的迹象。
二
可喜的现象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拘自己的智慧、学识和专业，开始认真思考专制的起源这个题中之题。有人说，专制起源于中国古代的一元哲学。有人说，缺乏宗教信仰，会不自觉地导向专制。也有人从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发展上寻找原因。不管如何，只要有认真的追求，就一定会有所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专制之源的发现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接近真实。
专制制度总是来源于专制意识。问题是，专制意识和人性的向往自由的本能是对立的。人的本质是自然的，倾向于自由生长。只有自由生长受到制度保护的社会，才是符合人性的常态社会。为什么这种自由倾向会在某段历史中被扭曲呢？为何这种反常会长期被当成常态呢？
从意识形态上看，秦以后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重要关键。当然，采用这个意识形态，首先对独霸天下的统治者有利。没有高度的令行禁止，就无法控制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也就是说，一个独裁者的占天下为己有的贪欲，启动了这个大一统杠杆。事实上，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比起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大大落后的，若非历代帝王，尤其是外来民族的统治者如蒙满，不断用暴力强化，大一统早就被自由取代了。
所谓“独尊儒术”，并非是指继承儒家的全部精华，其实是指强行禁止所有与中央相悖的思想、文化、学术和政治形态。“儒”在这里只是一个工具，道理和后来的“马列主义”一样，形状色彩是可以随心所欲被修正的。儒教自古就失传了。而今天的“儒术”是什么，各人心中多少都明白。
一个大一统的传统观念从此开始形成：普天之下，只有一家正确，其余的都是邪逆。一元哲学从此取代了多元哲学。有人说，道家太极的“阴阳”不是二元的吗？也许曾经是，但在世俗的概念中，“阴”只是“阳”的附属，本身不成为另一元。中国的皇权是排斥女性的（不过一旦女性当政就排斥男性，只许一元存在）。有一句千古不变的真理说：“成王败寇”，不论保皇党或革命党对这一真理都心悦诚服。这句话一正一负，一个肯定一个否定，从来没有“成大王败二王”这么一说。
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记载揭示，传统形成的过程非常缓慢，但是会持久延续。不论这期间生产力有怎样的发展或倒退，传统始终按照既定的方向，不受到干扰而变化。自从大一统传统奠定以后，“一”以外的邪逆，统统被传统排斥。从古老的祖宗起，一代一代就这么传下来，没有人再会去发一声疑问。从我们的父母开始，直到今天的年轻父母，教育小孩都用同一句口头禅：“要听话。”这就是保留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传统。听话不是指随便谁的话都可听，而是只听正统。万不可以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值不值得听，听了以后会怎么样。
只知其一不知有二直至三四的传统，使这个民族不知道何为“并存”。不承认并存，哪来的理解、包容、和谐？哪来的公正、平等、法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对与己不同的、自己从没见过从没听过的东西，都当作异端排斥，决无半点犹豫。久而久之，这种对异端的排斥便成为民族宗教或道德。他们没有一秒钟停止过寻找一样反对目标，用彻底的反对、敌视、对立、压制来保护自己意识上的存在地位，即便现实中仍好好地活着也如惊弓之鸟。他们认为维护正统，扫荡妖逆，是非常纯洁高尚的行为，关系到民族的千秋大业、血脉承传，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有人把近代的民族主义归结于西方势力的侵略，这不是全部原因。任何原因都不是单一的。西方的侵略固然可恶，如果不是由于大一统的民族情结，从一开始就排斥通商和东西文化交流，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战争机会将非常微小，落后也没有挨打的必要。
当一统观成了民族文化的核心，许多奇怪的历史现象就不难解释了。只要把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妖魔化，指称为“妖逆”，不需下令，民众会自动上前围攻，不食肉寝皮决不干休。他们没有独立多元的价值判断，不懂如何辨别复杂是非，心中非妖即圣，非王即寇，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中间地带是一块空白。甚至中庸之道也只在古书里存在。对此历史已经作了无数次地证明，直到文革，直到六四，直到今天。
一统观还可以解释过去、今天和未来中国政坛的主要现象。第一种现象是，不论第几代领导人，不论哪一派反对派，都在极尽全力地标榜自己的正确或正统。因为不如此，就要失去大众的承认地位，就要身败名裂。第二种现象是，由于进入血液的传统在起作用，也许在前后十代之内，每一个上台的人都不敢手软，哪怕明知软是有益的，为了保命也不敢软，并为此不择手段，要不然就是人头落地或身陷囹圄。因为中国人不习惯正邪并存，不管左派右派，改革保守，革命保皇，无论在朝在野，都不知和解协商为何物，不知理解包容为何物。
两千多年的历史，竟然只是由一个意识决定的，这简直是奇谈怪论！看了上面的文字，估计多数读者会有此感想。一点也不奇怪，这也是民族文化使然。既然正统的唯物论决定这个民族只准按唯物主义一种方式思考，唯心的思考就必然是“邪逆”了。可悲可叹！所以专制仍受温存，依旧坚挺，并不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