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一
“自由主义”一词最早于1812年以西班牙语出现：“Liberales”。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发源于十七世纪经历了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洛克则是自由主义的祖师。洛克率先提出了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则，如社会契约论，人的自然权利论（又称作天赋权利），并由此引伸出人的生存权利，自由权利，私有财产的拥有权利（财产权），同时还提出了现代三权分立原则的雏形。这些思想都构成后代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还有人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人类思想和理论，则有更长的历史。有些学者把自由主义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比如说有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是自由主义的鼻祖，因为他一贯秉承理性主义，以怀疑精神不断反省批判未经检验的概念和信仰，最后还以身殉道，成为捍卫个人思想自由免于侵犯的典范。
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定义道：“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约翰·格雷则对自由主义有比较简单的解释。他认为自由主义传统的基本特点是：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普遍主义、改良主义，而其落实则包括保障消极意义下的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代议制政府。大卫·斯匹兹在其临终前，为自由派人士写下了“信条”，更能反映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尊崇自由甚于其他价值，即使是超过平等及正义； 尊重“人”而不是尊重“财产”，但是不能忽略财产在促进人类福祉上的积极角色； 勿信任权力，即使权力出自多数亦然； 不要相信权威； 要宽容； 坚信民主政治； 尊重真理与理性； 接受变革的必然性； 不要耻于妥协； 最重要的，要保持批判精神。
历来几乎所有的认真的社会学者，都不排斥自由主义。无论从历史的、逻辑的层面看，还是从经验的、学理的层面看，自由主义的普适性，对于不同思潮的包容性，对任何社会形体的天然亲和力，只解释真相、不局限于固定模式的客观判断，都是自由主义的魅力所在。与其说自由主义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信仰或价值观。自由主义是一张试纸，只有在自由主义可以生存的酸碱适度的土壤上，自由经济，民主政体，法治意识才有可能生长成熟。 无论个体还是社会，拒绝自由主义，将是一个悲剧。
但是自由主义在向东方传播的过程中，遭遇到强劲阻挡。 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如胡适、张君劢、傅斯年、顾准等人，在中国的思想界都不成气候。至于民间的自由主义萌芽，更是备受权威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打压，如同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影视作品，如鳞毛凤角，且不被大众喜爱传播。本来很有人气的电影演员刘晓庆，自从写了具有自由个性的《我的路》以后，就一直走下坡路，甚至进了监狱。要知道，即使是这些渗进中国境内有限的自由主义，也是不够纯正，至少缺乏足够的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
中国学者刘军宁，在《自由主义与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一文中，也谈到这个现象。他说，近一百多年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所牵涉到的重大问题，就是整个社会的形而上层面的价值转型和形而下层面的制度转型。虽然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在价值层面，以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等基本人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始终没有得到本土传统资源的有力支持。制度的正当性来自于其所依托的价值的正当性。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制度。
有人把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厄运归因于强大的专制传统，但不足以说明全部。专制传统虽然强大，但是在一百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里中国是对外开放的，自由主义思潮有很大的传入机会。以自由主义的温和中立包容的特性，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比专制主义更得人心。再者，专制主义任其强大，如果没有足够的民意支持，仅仅靠武力，不可能维持如此长久。
这是一个死结。不解开这个死结，中国的前途堪忧。中国现在不缺钱，缺的是信仰。只有出现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信仰，才能凝聚一个民族的精神，压倒暴力和颓败，形成一股潮流势头，顺利完成上述的转型。无论是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或是哪一种传统宗教，还是古代传统儒学，都不如包容温和的自由主义更符合全体利益，更少产生伤害。
二
研究“自由主义”的第一个字“自”，也许可以帮助解开这个死结。自由主义，不论是最初起点还是最终目的，都和一个一个独立的个体——“自我”密不可分。自由，只是指个人的解放；自由主义只为个人服务，从里到外找不到片言只语，可以用来为整体或群体立论。可惜，这种“自我”特点，与中国文化以群体为终极价值的习性相违背相冲突。
英国人也许最早观察到中国人的整体特性。最早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在笔记里写道：“中国人在个人与集体之间有一种反差：一个贪吃、撒谎、不讲道德的个人使英国清教徒式的个人主义者反感；但英国人感到吃惊的是，组成集体的中国人则守纪律，有力量。”像是巨大的“蚂蚁窝”和反常的“蚂蚁”，特写镜头中的中国人引起英国人略带蔑视的微笑，但在全景镜头中，英国人所看到的中国人必然是一个集体，一个极端有秩序的集体。如同弗洛伊德对群居天性的定义：“人在孤独一人时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但一个群体则排斥一切新的、不寻常的事物。”
不论作为领袖、精英还是普通平民，中国人抱持着几千年之久的概念：个人是渺小的，卑微的，不可依赖的。人多势众，众人拾柴火焰高。必须放弃个人欲望，压抑自我个性，和群体保持同步，个人才有前途出路。凡是不合群的念头，都必须毫不犹豫地打消。无条件地服从集体，让集体决定自己个人的整个命运。放弃原则的“顾全大局”，被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视为无尚崇高的准则。从过去的国防部长、国家主席一直到现在的失地农民，都坚定不移地遵守。
群体观念或个体观念都不可一概而论。人类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环境恶劣，有必要依赖群体。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也就是契约社会，就需要相对地提升个体地位，渐渐淡化群体观念。现代社会需要法治，法的本质是在两个独立个体（法人）之间作裁判，群体概念对此无能为力。现代社会需要科技，科技的发明创新需要个体的独立突破，群体的因循守旧只能予其拖累。现代社会的福祉以个人为单位衡量，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只是每一个个体幸福感的总和。现代社会的群体，是许多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协商妥协后的集合体，不是古罗马军团，排斥个体利益的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因此，个体地位的上升，随着时代的进步，应该越来越名正言顺。这个道理，西方的近代文明史，已经说得很明白。
但中国人一直认为，“自我”是万恶之源。一切丑恶肮脏的社会现象，都是因为人的自私而出现的。淡化、打压“自我”，读经诵典，膜拜偶像，净化灵魂的办法，才是最好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办法。“一般散沙”之说，就是希望用一种强力胶水，把分散的沙粒黏合起来。必须要问，贬低“自我”，不为“自我”正名，不给“自我”以应有的地位，自私就会减少吗？这是一个可爱的错误。
“自我”意识和价值，是人的天然本性，天经地义地自然存在，永远不可抹煞不可否认。“自我”原本一点也不丑恶，之所以变得丑恶，是人们违背自然规律设立的制度和去“修理”它的结果。这就像压制人的性欲，并不减少反而增加性犯罪一样。严格修炼的宗教僧侣，性侵犯的比率往往比常人高。贪官现象也同样可以说明。贪官最初是被一层层严格筛选提拔上去的，在上级人事部门眼里，他们“改造”得较好，“私心”较少，然后才被委以重任。其实呢，没有一个人是神仙，一旦制度有漏洞，再先进的个人最后也要贪。
但是传统习惯上中国人喜欢“修理”。比如违反天性的缠足、阉割。连艺术也以变态为美，比如像盆景、男性的旦角等。对自然天成，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所以当开放初始，就有各种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保持先进的教育袭来，名目繁多，不一而足。非常遗憾的是，当中国社会向西方开放，引进了西方的部分“自我”价值以后，最先展露头角的“自我”，都是负面形象。比如嫖娼、卖淫、挥霍、腐败……这些都给上述的运动和教育提供合理依据，加重民意对“自我”的敌对情绪。真正的“自我”，原本意义上的“自我”，反而被淹没了。殊不知，那些大量的负面形象，原来是长期束缚以后，因刚开始松绑而产生的反跳。
真正具有“自我”的个人主义者的形像，应该是英国清教徒的形像。他具备通过适当的教育得来的内视的能力，看得清楚“我”是谁，我的利益和需求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才真正对满足这些利益和需求有利，什么样的行为看起来一时满足了这些利益，但是实际上从长远是损坏了这些利益。也许并没有为全人类解放献身的伟大目标，但是他很清楚，用适当的手段调整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平和地与不同利益的他人共同相处，才是人的最终需要，也是社会的最终需要。除此之外的所谓崇高目标，都是虚幻。
恢复“自我”原来应有的地位，颠倒对“自我”如临大敌的社会意识，自由主义的真髓才有希望被华夏文化所理解接受，自由主义的种子才有可能在华夏土地上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