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我很小就开始成为鲁迅的FAN。常常捧一本厚重的《鲁迅全集》（父亲的藏书），半靠在藤椅上，从上午一直读到傍晚光暗辨不出字来。鲁迅的影响，可以说纵贯我的人生经历，直到今年（2004）开始重新认识鲁迅为止。
最欣赏的无过于鲁迅的观察力。他学过医，知道如何使用手术刀。手术刀的好处是，不管表皮有多么光洁细腻，一刀下去，肌骨的腐烂一目了然。当他解剖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时候，痛快淋漓，入木三分。尤其在许多人从小养成习惯，想的并不全说出来，说出来的并非全部所想，活在半麻痹状态的时候，手术刀的确切进他们的思想深处。鲁迅的笔对任何人都不留情面，原因是他的独立。如果把他吸收进文联作协担任一个领导职务，也就不再成其为鲁迅。毛泽东在1950年代有一句惊人之语，大意是，如果鲁迅活到今天，要么不再写，要么坐进牢里继续写（黄宗英等人回忆）。说明在独＊裁专＊制下，没有出现鲁迅的可能。
直到最近才想明白，作为中华民族的启蒙思想家，鲁迅只做了一半的事。他解剖完，放下手术刀就走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只是半个启蒙思想家。另外一半要做的事情，是清创和缝合。道理很简单，如果让化脓的创口继续打开在那里，愈合的机会很小，多半会继续腐烂。
明白的开始，是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观察。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从认识的本质上追求宽容；东方的汉文明，鲁迅也是其中代表之一，则从本质上拒绝宽容，不给对方一寸周旋余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敌人”，“仇人”，是东方很畅行的语言；在西方，同样的内涵被“对手”，“罪人”代替。
宽容不同于纵容。宽容看到腐烂，但是着眼于设法痊愈；纵容也看到腐烂，但是着眼于任其扩展。显然，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痊愈更有好处。至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是不是帮助痊愈，恐怕很难说。很多人简单地以为，社会可以象机械一样对待，把旧的去掉换一个全新的。他们肯定要失望。历史一遍又一遍证明：由于社会的承传和延续性，随便换多少，换上去的一定仍然是旧的。这里决不是拒绝改变，改变必须是符合社会规律的，有韧性的持续渐进，不是改朝换代。
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启蒙思想家，比如法国的卢梭、德国的康德等，百十年过去，后人还可以从他们那里吸取养料。因为他们的养料里有愈合成份。缺乏愈合成份的养料，是不完全的养料。如果今天国人有福，向上帝求赐到一个新的思想家，最好是既有手术刀，又有缝合针的完整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