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认真读杨小凯的著作，竟然是在他英年早逝之后。同时意识到，人的生命有限，而作品的价值则是永存的。
在他丰富的思想遗产当中，我发现了一颗钻石。这是一颗可以攻玉的钻石。如果人们有一天能够认识到它的价值，所有阻挡中国现代化、制度化、民主化进程的障碍，将变得清晰可见，易于搬除。这就是他的关于土地私有化的理论。
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只要有一百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就可能有九十五个答案。而在实际操作中，只需要一个提纲挈领的方案，就可解开所有难题。关键取决于有愿望解决问题的人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强烈感受到，一场大变革即将来临。中国的经济过热问题、金融危机问题、贪污腐败问题、贫富不均问题、资源环境问题、民主制度问题，言论自由问题、人权法制问题，教育学术问题、道德风气问题等等甚至台海问题，都亟待于发现一个解决的总端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是浪费时间。
有人在等待执政党的政治改革，据说改革将从2005年开始。这种说法已经听到不止一次了，都在一夜之间被风刮走。期待少数开明领袖的施舍，愿望是好的，可是没有条件。条件是这些领袖必须拥有绝对权力。可是一当他们有了绝对权力，恐怕立刻会改变初衷。如果没有压力，利益集团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利益。人们只能看到现在这样的“政治改革”：杀鸡儆猴，封锁互联网的出头言论；温水煮青蛙，扼杀港人的民主要求；借打压“台独”，扩大海外统一战线；借打压法轮功，分裂族群，制造民间仇恨；在青年中发酵反美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培养一代潜在自杀炸弹自愿者；暗暗扩大对海外华文媒体的影响，收缩华人的话语自由程度。所有这一切，完全与开放言路、疏导民怨、化解矛盾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驰。
有人在等待经济发展，以为经济发展了，政治会自然进步。即使退一万步讲，两者有这样的因果关系，人们也等不起。当矛盾在一口高压锅里积聚，压力会越来越大，释放的时间越晚，爆炸越具破坏力。爆炸的导火线可能是台海战争，金融崩溃，宫廷政变，严重饥荒，而所有这些，都已显现端倪，可能距今不远。越了解内幕的人，反而越不敢等待。如果一旦爆炸，结果会类似《黄祸》中的描写，把财产和子女转移到海外的聪明贪官们，也不可以幸免。只有一个办法，立即把这口高压锅放到冷水中，以避免玉石俱焚。
杨小凯的研究和理论，将给希望中国得救的人一点启发。先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不但可以缓解迫在眉睫的爆炸性矛盾，还可以为今后和平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建立社会各阶层正常稳固的利益关系奠定基础。更因为，由于这一思路将得到强大的社会支持、九亿农民的支持，比所有海内外独立知识分子改革政治的方案，都获得更大支持度、更可以操作。
谁都承认，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但谁都没有力量解决它。只有两个半人在解决土地私有问题上，稍有动作。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初，提出过“平均地权”。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强制性分配过土地。但孙中山没有来得及实行。毛泽东只是放出一个诱饵，一待农民上钩，帮他夺取了政权，就把诱饵收回去了。那半个是邓小平。他只在形式上还给农民土地，“土地承包责任制”。哪怕这一形式上的变动，也被历史给于最高评价。不管是谁，只要他能够用法律的固定形式，分配也好，交易也好，把本来就属于他们祖先的土地还到中国农民手中，功莫大耶，幸莫大耶！
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农民国家。几百年内，还将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民是这个国家的祖先，是这个国家的父母。这是一件让那些坐在繁华都市高层写字楼里的精英们，十分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正视的烦恼事。对农民的歧视，早已经深入这个以农民为主的民族的骨髓。而造成这一切的，还要归功于那个打算“解放全人类”的党。农民用自己的乳汁把党养大，而党把农民象弃婴一般扔在路边的的垃圾箱中。（参阅《中国农村调查》）
在承认或不承认中国农民是否还拥有土地这一点上，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有人说，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土地还是属于农民集体的。还有调查说，全国失地农民的总数估计在4000万左右，这是指在城市郊区土地征用以后失地的农民。只要问一句，那些口头上还“拥有”土地的农民，可以依法出售土地吗？答案绝对是否。
村委会也就是村长，是有权出售土地的，不过还要得到上级批准。批准与否要看暗中交易的满意度如何。很明显，中国农村一切土地的所有权，已经暗暗转移到权贵手中去了。这些权贵包括：有实权的村干部，乡干部，地方政府主管土地征用的官员，地方政府有权批条子的官员，中央政府有任免权的官员，中央政府有实权的领导人。至于想在其中分一杯羹的地产大亨，集团老总们，只要暗中交易得当，就可以得到想要的地产，获取暴利。
暴利的利润有多少？仅仅举一个中等城市的调查为例，这个城市的某镇，最高征地补偿费每亩为3.55万元，而政府拍卖价格为20万元。这个城市的某区，最高征地补偿费每亩为16万元，而政府公开拍卖价格最高每亩已达到800万元。利润率超过百分之四百。（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另一个调查是一个民间电视片制作人做的。片名：《好死不如赖活着》。在镜头里，户主马升义说，一家五口由于卖血有四口染上艾滋病，所以一年除了种地收入的百十块钱以外，还可以求好心的县长补助200块钱。这对他已经很满足了。
请中国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来回答一下，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此悬殊的反差，如此赤裸裸的剥夺，在地球上还能在几个国家里找到？这就是你们革命的目的吗？这就是你们改革的目的吗？如果说“是”，“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我也可以告诉你，这个暂时已经“暂”了几千年，不可以再“暂”下去了。
这个国家曾经骄傲地对世界说，“我们养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我不理解，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养的，能不能把这个方法介绍给联合国，让联合国也可以去养活非洲的饥民。当然。现在这个国家已经进步了，再也不说养活谁的这样的话。正确的话应该这样问：“是谁养活了这个国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49到2004的55年间，国家财政对农村地区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共有多少，再统计一下，几亿农民以他们的劳力、土地、自然资源、提供的人才，给这个国家创造的财富有多少。如果国家说，不对，土地和资源都是我的。那就要反过来问，是谁、以什么样的方式给你的，你出了多少钱收购来的？如果再强辩，称这是属于全体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共有的，那么，结论就出来了：你打算怎样与农民共有？
能指望这样的党来解救农民，象美国的早期领袖们解放黑奴一样，把一切应该属于他们的统统还给他们？起码目前看来还是一个梦。不过实现这个梦，已经不需要再等很久，情势和时机都越来越成熟。
时机成熟有两层含义。从正面来讲，由党内开明人士倡导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用市场方式来管理经济，用法治方式来管理社会，已经成为国内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自从加入WTO以后，中国将不得不沿着市场经济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无回头之路。完全市场经济的自由开放公正互利原则，有朝一日终将决定土地制度。
从负面来讲，由于现阶段没有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管理制度的规范，随着现行经济的发展，毫无私有财产、毫无社会保障的农民，将极度贫困化。所谓的“三农”问题：“农民太苦了，农村太穷了，农业太危险了”，将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当赤贫化、破产化的大量农民象熔岩一样四处奔突的时候，所有关注社会稳定的人士，都将不得不面对土地制度的改变。总之，距离这一天的到来，时间不是一天天遥远，而是一天天接近。
土地制度的改革，能够救中国吗？能够。
土地让农民安居乐业。中国农民朴实、勤劳、本分，只要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家业，绝大多数的他们，会守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只要是自己的产业，他们一定会倾注所有精力，使土地肥沃、林木茂盛。中国的环境恶化问题将渐渐被缓解。得到土地的农民同时也得到自由，他们将不再依附于那些横行乡里、动辄以收回土地承包权相威胁的乡村干部。自由给人创造潜能的机会，在提升自己地位的同时，也提升知识、技能、品行。新一代的农民将出现在中国的地平线上，他们凭着手中掌握的私产，将完全按照市场的规则，经营土地、经营农业、经营农村。所有已经实现市场化经济的发达国家所出现的农业奇迹，也将在中国出现。有了土地的保障，他们不再靠“养儿防老”，将会自我节制生育，减少歧视女婴。
把土地还给农民，对国家有利无弊。国家将从根本上甩掉农村包袱，还可从变革后的新农村增收财政。土地有了明确归属，将堵住一个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因为所谓的“圈地热”，一方面有国际资本参与炒作，牟取暴利；另一方面也有国内黑商，暗暗把倒卖地产后获取的资产流到国外。有人说，国有资产的最后一块饼，只剩下土地。对土地的不公正的、贪婪的瓜分，在瓜分过程中产生的恶劣影响，直接关系到社会所有不同利益阶层的生存。一夜之间他们会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半辈子赚来的钱，只能买一块刚够自己站立的地。他们希望国家来强制改变这种现状，可是国家无能为力。国家不会把这些被倒卖的土地都买下来，按合理价格再卖给低收入的市民，也不会下令收回土地，因为要保护私有财产，这已经被写入宪法！就连强行拆迁这样的强盗行为，国家也管不了，任由其造成不断的社会动荡。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么多几乎是无主的、廉价的土地，“圈地热”靠什么来热？
农民有了土地，有了财产权，他们立刻就可以升格为公民。长期困扰中国的二元社会，立刻会成为历史。中国的城乡差别，在中国人心目中，有如天堂与地狱的差别。只要有一线希望，地狱里的人就向上爬。只要爬进天堂，就要不择手段留下来，避免掉回地狱。这种爬和掉的关系，渗透在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渗透进每个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所有自由、博爱、宽容、尊重、公正、民主等健康良好的理念，就象水珠滴落在油腻的表面，无法停留。许多满腹经纶的社会改革家，希望中国建成为公民社会。可是，没有财产的人是不自由的，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社会责任感，时时处在侥幸和投机之中，在精神上不可能成为公民。
我建议，希望中国得救的、有研究能力的知识分子，花几分钟时间来思考一下中国现阶段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当然，第一个最大的担心是土地兼并。的确，土地兼并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并带来灾难。但是兼并的根源仍旧是没有彻底的土地私有化。研究一下同样是亚洲的日本的土地制度，同样是中国的台湾的土地制度，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生兼并？设想制定一种税收政策，就可以有效抑制兼并和不健康的土地买卖。只要对中国农村有真正的了解，就知道中国农民不是无所作为的贱民，只知道拿土地来换大烟。当然，前提是必须让他们完全相信：这一次分配的土地，再也不会收回去了。农村的确有劣迹人物，但他们只有在产权模糊、有空可钻的时候，才兴得起风浪。比如在打土豪或现在产权归“集体”的条件下。
也有人担心一旦开始土地重新分配，如果分配不公，就将引起不满、仇恨和骚乱。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任何制度的变革，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反而是越理想完美的变革方案越多问题，比如共产主义。想想还有什么土地制度比现在更不合理、分配更不公的，然后带着求公正的目的来分配，就不怕了。一旦土地私有化，乡村的多余政府架构就不再需要，需要的反而是律师、法官、公证人、会计师、税务师等专业人士。由于这不是大刀阔斧的土地革命，进程将平和缓慢。土地权的认证将可能从价值最低的土地开始，但只要一开始，农民的心就平定了，长久的稳定也就开始了。
最后回到文章的开头：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最大问题是土地问题。我们还活着的这几代人，有能力解决吗？
2004年0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