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国共东北决战的幕后（重贴全文）

谈到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不能不谈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东北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再多怨言，也从未在东北问题上抱怨过斯大林。为什么？道理很明显：如果说过去俄国人的主要援助都给了国民党，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东北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这时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加上其他方面的来源，使这支过去因装备落后、弹药缺乏而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强大的军队。正是依靠这支军队，共产党只用了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就彻底打败了国民党。

这一巨大胜利的取得，固然有很多原因，诸如政策正确，民众拥护，指挥得当等等，但中共军队从东北获得了大量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同样是这些将领们在指挥：十年前，鏖战甘肃黄河两岸是何等的艰辛惨烈，两万红军健儿竟会全军覆灭于与土匪无异的“马家军”骑兵手下；十年后，他们宛如蛟龙出海，由东北而华北而华东而华南而西南而西北，横扫全副美式装备的百万国民党军，锐不可挡。武器装备之重要作用，于此一目了然。当年兵败河西走廊的徐向前元帅就曾深为感慨地说，假如那时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苏联准备好的大批武器弹药，背靠苏蒙，如虎添翼，再来收拾“马家军”，还不是一样易如反掌！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虽然我们很难推测，1936年红军如果得到了苏联的武器援助，是不是就一定能够从根本上改写中国革命的历史，但无论十年前还是十年后，中国共产党都深知获得先进武器装备之重要，并深信他必须、也只能从苏联得到这种援助。

1935年，当长征中的中共中央被迫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时，就是中国共产党提议：“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如果能打到苏联边界，背靠苏联创造一块根据地，我们就能更大规模、更大力量地打回来。

1945年，又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七大提出：我“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得到技术条件”即先进的武器装备。“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古。十年前与中共擦肩而过的机遇，十年后终于被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中国革命因此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尽管中国共产党后来没有提到过这段历史，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仅仅是因为他有更深层次的策略考虑，即用“小米加步枪”的故事来鼓士气、壮军威。用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初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共产党认为，计算精确就能实现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　　

1945年8月15日，从外蒙古大举向中国察哈尔地区推进的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联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多伦及张北。刚一得到消息，中国共产党就下令绥远、太行、冀察地区的八路军，乘机夺取靠近张家口地区的大同、太原与北平，并不惜与试图占领这些城市的国民党傅作义部和阎锡山部作战，争取造成背靠苏军控制冀察晋绥热数省大部地区的有利形势。

17日，晋察冀边区冀察军区郭天民、刘导生部所辖十二分区部队，兴冲冲地派出一队骑兵赶往张北，准备与苏蒙军建立联系，以便配合作战。不料，这支骑兵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通报“家门”，就被大批呼啸而来的苏军摩托兵围住并缴械。带队的干部解释了半天，徒费口舌，对方一句也听不懂。又连比带划地折腾了半天，才让苏方大体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苏军一位上校参谋解释说，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些着装五花八门、武器长短不一的人，怎么会是八路军。

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初次接触所产生的这段小小插曲，足以折射出双方当时关系的微妙特点。两军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但中共中央却深感庆幸，因为这一经历证明，苏军至少不反对与八路军接触。当然，为了不给苏军留下不良印象，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专门发布指示，要求所有需要与苏军接触的部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着装。

这段时间要根据一两条消息来判断局势，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延安得到确切情报，苏联已经在与重庆政府缔结的中苏条约中正式承诺，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另一方面，来自前线的报告显示，苏军对八路军态度尚可，并愿让八路军担负其进攻的破路行动。为了抢在蒋介石的前面，中国共产党当即指示以晋察冀军区主力“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同时紧急从各区调遣近十个团的兵力及一个干部团，开赴热河及东北，准备“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然而，斯大林一封要中国共产党务必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电报，使中国共产党的计划转眼间似乎又成泡影。

中国共产党不是那种容易气馁的人。他很快调整了原先过于雄心勃勃的夺取大中城市的计划，但并没有放弃夺取东北的决心。他强调，原定派遣进入东北的部队暂时留在关内，在热河发展待机，干部可到苏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组织、地方政权和武装，在苏军允许的范围内工作同样大有可为。他的中心盘子仍然是：“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即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国民党只派行政大员象征性地接收。在这个条件下，蒋介石同意就谈，不同意就“准备坐班房”。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做好了谈不成的准备的。他明确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鸣危险”以外，还没有过随便交枪的事。达不到目的，决不轻易妥协。

在前往重庆谈判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了解到中苏协定的条文中有苏联承诺不向中共提供任何援助的文字。如果苏联真的照此办理，再加上美国已动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为蒋介石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调运军队，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机会和时间来争取东北呢？但中国共产党还是信心十足，为什么？他在政治局会上解释说：不要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允许苏军留在东北三省，这对我们就是很有利的。他显然相信：外交是外交，党的关系是党的关系，只要不影响苏联公开的外交义务，他们实际上还是会支持我们的。正是根据这样一种估计，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共仍有机会争取东北。只是，他强调在目前复杂的外交形势下，要善于运用谋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加上计算”。

刘少奇担心苏军态度，主张慎行，中国共产党坚持至少派30个团。

“计算”的重要性，在这时显而易见。在动身赴重庆谈判前夕，中国共产党与留在延安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等专门商量了争取东北的办法。鉴于这时的外交形势是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两国都以此为界限，小心地不介入到中国内部事务中来，中国共产党估计苏联方面在东北问题上也会同样谨慎。但谨慎归谨慎，从张家口地区苏军不反对与八路军合作的情况看，未必不可以采取大一些的动作。如果不去军队，光派干部去，要想抢在蒋介石前面控制东北，毕竟很少可能。


8月28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等离开延安赴重庆。第二天，根据商定的方针，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一项关于迅速进入东北的重要指示。指示去东北的部队与干部立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部队不能去的城市，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指示强调：“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中国共产党到重庆后，很快就了解到，由于中苏条约已有明文规定，东北问题不可能列入国共谈判的内容。对东北，除非抢占先机，造成既成事实，否则只好交给国民党，而他分析所得消息，认定争夺东北仍有机会。特别是获知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意图后，他深信此举必会对东北苏军形成刺激，结果一定对中共进入东北有利。因此，他当即电告延安称：国民党去东北的三个军全靠海运，尚不知何日可到，苏军撤兵时间势必延长，且已知苏军只驻交通要道，我部队活动空隙甚大。他主张，部队及干部应加紧行动，趁苏军未撤前分散开入，并做长期打算，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以利将来。

这时，种种迹象显示，苏军囿于外交条约的限制，对八路军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继十二分区部队一度被缴械后，十四分区北进支队又因便衣装扮被苏军不分青红皂白全部缴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能否顺利进入东北，刘少奇似乎没有中国共产党那样的信心。他于9月7日明确提出：去东北部队只保持原定的5个团，“因情况不明，暂时决定不派更多部队去”。中国共产党当即表示不同意，复电称：热、察两省为我必争，及时增驻重兵十分必需，除去东北者外，仅控制热、察两省就应有20个团的兵力。而去东北的部队除原定的5个团外，至少应再从山东、冀鲁豫及晋察冀抽出10个1500到2000人的团，经冀东、热河分散开入东北活动。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是志在必夺。

中国共产党的雄心，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有根据的。

9月9日，延安方面接冀热辽军区电，得知十六分区曾克林部已于8月31日在绥中县山海关外与苏军“会师”。据随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说明，苏军态度很好，他们主动要求曾克林部配合他们攻占山海关。山海关占领后，苏军即任由中共建立政权和维持治安。李运昌抵达山海关时，苏军指挥员专程前往迎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随后，两军还在山海关开了一次“盛大联欢会”，并联合举行了入城式。苏军还允许曾克林部乘火车前往锦州及沈阳，并接收沿途的部分地区。同时，胶东区也报告说，吕易率一个排经海路去大连与苏军联络成功，苏军一位少将专门接见了吕易等，明确表示：中共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并同意中共在大城市中组织非武装群众团体。比较此前在张家口地区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得知美军登陆的消息后，苏军对八路军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

日本占领东北15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那里都已很少影响。日本统治一垮台，东北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片权力真空，国共两党谁进去的早，谁就容易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克林部以及吕易部进入东北后都迅速发觉，那里的农村和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很好组织，且伪军收编甚易，动辄即可收编数千人，工作条件极为有利。光是在山海关附近，很少几支部队就收编了伪军三个团又十五个“讨伐队”，人枪上万。

于是，中央书记处不再犹豫了。9月11日，书记处决定：由“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000至3000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另从延安等地再抽调数千干部去，以便“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迅速在东北占据优势地位。

为了阻滞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热、察，造成东北优势，书记处还开始在华北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的国民党军，并命令李运昌部率五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和沈阳一线，切实控制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决心，至此确定无疑了。

苏方鼓动中共争夺热察，刘少奇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信心十足。　　

就在中共中央下决心夺取东北的同时，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曾克林部不仅开进沈阳，而且应苏军之请，在沈阳建立了卫戍司令部，直接负起了警卫沈阳的责任。

由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负责警卫整个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这典型地反映出苏军在中国问题上本能的倾向性。实际上，尽管先前苏军碍于外交关系对八路军颇多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同情中共而反感国民党的。当时的不少报告都提到，苏军下级官兵固然纪律松弛，酗酒、搞女人，还纵容贫民哄抢日人财物，虽严加惩处，直至枪毙，亦难约束；然而，苏军的政治意识深入骨髓，普遍尊重共产党员，重视工人，知道中国有阶级敌人，提到中国共产党、朱德的名字，许多人竖大姆指。如果能够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肯定愿意把东北交给共产党，而不交给国民党。让曾克林部接管沈阳治安，就说明了苏军的这种心态。

不过，让八路军公开进入沈阳并负责警卫，苏军无疑是在冒严重的外交风险。目前还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文献能够说明苏军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无论如何，这在当时的外交条件下绝非明智之举。因此，这种情势很快就告一段落了。


9月14日，显然是依据莫斯科的指示，苏联远东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其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乘专机飞抵延安，委婉地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苏方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的正式意见。这就是，在苏军撤退之前，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原则上都不应进入东北。已经进入沈阳、大连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它们退出红军已占领之地区。但在非正式的谈话里，贝鲁诺索夫同意，只要军队不用八路军的名义，并且不与苏军接触，苏军将不加干涉。他同时还代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希望中共能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就近交涉，协调行动。

如果完全不顾及苏联当时在外交上的处境，我们似乎有理由对苏方这种冠冕堂皇的表态，特别是随后将曾克林等部硬性“请”出苏军占领区的作法表示不满。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国共产党显然并不这样理解问题，他们反而深受鼓舞。

与苏军代表谈话当天，中共中央就迅速通报了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同时马上组成了中共东北局，第二天随苏军代表的飞机飞往沈阳，协调一切。根据曾克林及这时胶东过海部队的报告，中共中央进一步得知东北日军遗留武器弹药甚多，苏军对八路军利用这些武器持放任态度，出关部队及新建部队已发展到万余人，均已顺利取得新装备。据此，书记处当即下令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从班、排、连、营、团连同事务、政治工作人员配备齐全，不带武器，身着便衣，迅速动身开往东北，并决定在延安再动员数千干部前往，“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中国共产党得讯后也深表赞同，并明显地倾向于赞成整个战略中心依次北移的意见，提议“新四军江南各部也应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

中国共产党和中共中央的考虑，也是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正确的。

苏联大使告诫中共代表团：“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

16日，苏蒙联军代表克尼德涅夫中将要求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由于国民政府依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他们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他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双方的联系。克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战略重心千万不要南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地提供武器方面的帮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

克尼德涅夫将军的意见显然是来自莫斯科的。因为，几乎与此同时，重庆的苏联大使也直接向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

苏方态度如此明朗，战略重心整个北移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刘少奇当即指出：现在是夺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立即调整整个战略部署。

17日，刘少奇代表书记处致电中国共产党等，提出：“东北为我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必须立即加以考虑。”

中共军事史上那个十分著名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就这样提出来了。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部分南方根据地，将部队依次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控制热察，争取东北。刘少奇的解释是：“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

应当说，此着也已在中国共产党的考虑之中。他和周恩来复电称：如能将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就什么也不怕了。

苏宣布提供几十万武器装备，要求中共以主人自居，放手干。

苏军支持中共态度之日益明朗化，或多或少与美军9月13日在青岛登陆有关。斯大林1945年初在雅尔塔会议上虽然促使美英领导人承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但毕竟无法明文限制美国人进入东北。他最怕的就是美国人染指中国东北，因为一旦形成这种局面，苏联远东地区就可能受到威胁。美军登陆华北，当然使俄国人受到强烈的刺激。不仅华北毗邻东北，而且热河、察哈尔及绥远邻近外蒙，同样让莫斯科放心不下。因此，苏军急切地希望中共能够占据热、察。

可惜，这时八路军北上部队的集中速度和开进速度，还远不足以实现苏军的期望，就是距离中国共产党的设想也相差甚多。

八路军开赴热察和东北的行动，自8月底就开始了，但总共不过几个团的兵力。除李运昌部以外，原定万毅部从海上运去，却因种种原因，直至9月底也只有一个连到达东北。大批部队9月下旬才分别开始从晋冀鲁豫等地或陆路，或水路，或武装，或徒手，陆续动身赶往热、察和东北。书记处很快就发现，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在冀东地区集中8至10万人，待布置妥当，两个月左右才有把握投入战斗，“更快则不可能”。而蒋介石运兵可能较我迅速，就是我军先期控制了冀热辽和辽东半岛，蒋军也仍有可能深入东北。因此，书记处的意见是，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做长期打算，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

对于中共面临的困难，苏联方面自然很少了解。9月30日美军进一步北上天津登陆，10月1日又北上秦皇岛登陆。眼看美军节节逼近东北，苏方迅速做出决定：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在东北立足。

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后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等陪同下，专门出面招待了中共东北局的负责人彭真等。他特地转达了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在得知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时，他高度赞赏地说：“你们气魄很大。”但他不同意中共关于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说这表明你们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你们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10万兵力。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需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

东北局领导人表示：八路军还有很多不足，武装落后，特别是没有炮……这位军委委员当即笑着说：现在就有了，可以多给一些。第二天，即10月4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全部转交中共接收。说是主要的武器库在北面，至少可以装备几十万人。当东北局领导人说明以中共目前在东北的力量还无力全部接收时，苏军领导人很痛快地说，一个月内他可代为保存。

苏方变得这样慷慨，使东北局领导人大为兴奋。他们立即电告延安，称苏军“前门已开”，“数量极大”，“确系远方决定”，机不可失。故建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为了争取这一环，宁肯牺牲其他地区，即使化为游击区，即使是暂时的丧失都值得。”

这时关内战争已四处打响，因而书记处颇觉犹豫，答复说：“30万办不到，一个月可有10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5万到8万。现因国民党有将近50万大军从平绥、同浦、平汉、津浦向平津、东北前进，我冀鲁豫、太行、五台等区部队均不能抽调，必须阻止顽军北进，并消灭其一部，才能掩护我出动30万到达目的地。”为此，书记处甚至提出，是否请苏军从张家口、绥远方面给中共以必要的援助。

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回到延安。他一了解到这一情况，马上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我冀鲁豫、太行、山东、五台等区部队虽一时不能抽调，但在平汉、津浦等八条铁路线上全面阻击国民党军队，迟滞并牵制其推进，并非不可能。目前情况下，既然苏方态度已明，集中部队拒止蒋军已是关键一环。确保山海关一线暂时做不到，至少可以按照苏方建议，在南满实施防堵。据此，他在书记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专门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10月中下旬，美军开始协助蒋军强行抢修被八路军破坏了的、从秦皇岛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交通，并公然武装护路。这更加让苏军大为恼火，于是开始给国民党脸色看。

10月24日，苏军首先突然搜查了国民党刚刚建立起来的吉林省党部等机关，并封锁了其东北行营，中断了同国民党的交涉。25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他宣称，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和工业中心将统统交给中共，并要求中共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包括封锁所有机场。他并且表示，如果在11月15日苏军正式撤退之前国民党方面发动进攻的话，苏军将协同八路军作战。

苏军如此积极，中国共产党颇为振奋。他爽快地表示，我军正在组成55万至60万野战军，尚有70万至100万地方军，只要“友人”能够给以有力援助，完全有把握取得华北和东北的优势地位。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苏军应尽可能推延撤退时间。


10月27日，两艘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抵达葫芦岛，遭到李运昌部三十一团的武装抵抗，被迫退回秦皇岛。武装拒止美蒋进入东北的行动由此开端。

但真的打起来了，苏方的态度又开始有些退缩。莫斯科毕竟不希望直接与美国人冲突。因此，苏军代表于28日通知中共东北局称，莫斯科指示，苏军不能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一旦美军与国民党军队联合登陆，苏军奉命采取退让方针。不过，中共如果抵抗，苏军不加干涉。苏军并且希望中共对敢于强行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打击和歼灭。考虑到营口、葫芦岛两处均为国民党准备登陆的地点，苏军指挥部迅速指示当地苏军撤出原防，全部设施交中共。同时，苏联大使通知国民政府称，该两处已经没有苏军，对那里出现的任何冲突概不负责。

11月初，中共在平汉战役等阻截国民党军进兵东北的战斗中相继取得胜利，国民党军两个师起义，约20个师被歼。华北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国民党从陆路进入东北的计划严重受阻。而这时东北各个口岸又多被八路军占领，长春等重要城市的机场也在苏军允许下由八路军设防，国民党军通往东北的各种通道几乎都被堵死。已经和即将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总计将达到15万人左右。沈阳地区的大批军火，包括大量轻重机枪和步兵炮，亦开始陆续输送给关内作战部队，整个军事形势明显变得对中共有利。

中国共产党盼的就是这一天。他为此致电重庆，开始雄心勃勃地主张：“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分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俄国人弄巧成拙，陷入被动。中国共产党劳累过度，住进医院　　

1945年11月3日，由美军运送秦皇岛的国民党第十三、五十二两个军，通过美海军陆战队抢修的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线，向据守山海关的八路军发起了进攻。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战争打响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陆续运抵关外准备进入东北的兵力，已有三个军约8万人，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中国共产党一面部署山海关前线部队“坚持半个月”，一面紧急催促正在北上的部队火速赶往南满，并成立以林彪为首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在锦州一线布置战场。鉴于“战争重心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他同时还决定再调10万兵力赶往东北，要求各部“万分加速，目前只争半个月时间”，“千万要快”。

但是，在了解到中共大部分主力仍在路上，非苏军缓撤一两个月不能有效拒止美蒋进入东北之后，苏方首先泄了气。

苏军代表当面告诉东北局领导人：你们在战略上犯了错误，既然有50万以上的主力部队，当初就应早下决心调来50万主力确保满洲。这里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洲，即可进取全中国。而今先机已失，苏军现在所能做的，只有提供武器弹药方面的帮助，缓撤在外交上完全不可行。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共要想独占东北已经不可能了。

随后，东北局得到了一个大队的飞机、50辆坦克和上百门各种炮，以及南满日军武器库中可以装备十几万人的枪支弹药。但苏联大使告诫中共代表说：“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事，给美蒋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他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关于华北和东北全部由中共控制的主张，是否火药味太浓。他说应当估计到，国民党军本月内一定会进入东北，并取得部分行政权。独占东北不可能。这是因为美国人的目的就是要剥夺中共的力量，并将苏联势力从中国赶出去。中共制定计划时一定要考虑到美国的现实政策。　　中国共产党关于华北及东北自治，不让蒋军进入的要求是否过高，这一点在党内其实也有不同看法。周恩来与苏联大使谈话后，就明确向中央提出：“请考虑华北各地日伪受降全部归我，国民党全部退出平、津、青等要求，在目前是否有实际意义。”

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同意，宣传与谈判可以有些不同：谈判时可以不提华北和东北全盘自治的要求，采取“哀兵政策”。但他仍强调：“如我能在本月内歼灭其首先进攻的两三个师，取得集结兵力、整训后备的时间（需要两个月），并在尔后能根本歼灭其进攻力量，则东北可能归我所有。”故提谈判条件时不宜过分束缚自己手脚，以致将来不好说话。

然而，几乎就在中国共产党决心通过战争胜负来解决东北归属问题的同时，苏联方面又退缩了。11月10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在苏军撤退5天前将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至东北各大城市，原定监视各机场的中共部队不得与国民党空运部队发生冲突。

仅仅几天前，东北局领导人刚就此事与苏方商定，苏军撤退前不允许蒋军进入东北，现在突然变卦，这不能不让他们深感气恼。但争论再三，也不解决问题。苏军代表坚持，此事关系到莫斯科的信誉，而“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不仅东北苏军全体人员无权变动，中共军队亦须遵行。

令人意外的是，俄国人这回却弄巧成拙了。

这时，来长春不久的东北行营特派员蒋经国，还不大了解在长春周围有大批中共军队。11月12日，根据苏军命令，长春城内和部署在长春机场周围的数以千计的中共军队被迫集结并撤退，引起社会各方关注，也不可避免地惹动蒋经国的注意。事实上，他们并不清楚中共军队是进驻还是撤出，他们只是吃惊地通知国民政府，赶快停止部队空运长春的计划，以免遭到预先部署好的中共军队的袭击。

结果可想而知：15日，国民党正式通知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并电告美国政府，称苏方千方百计阻挠中国政府的接收工作，现又公然将中共军队引入长春，故东北行营及参与接收的行政人员17日起将全部撤离长春，迁往山海关，接收工作已无法实行。

苏联一直担心的外交事件终于发生了。国民党一甩手，准备好的撤军行动自然无法进行。军撤不了，还弄了一个“理”亏。美国军舰开始接连在苏军驻扎的大连附近海面示威，苏方高度紧张，战斗机频频起飞，炮兵也数次开炮示警。不仅撤不了军，莫斯科还不得不向大连紧急空投一个师的兵力，向沈阳增兵至4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并且把部队又开回营口，重新布防。东北问题一下子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俄国人一肚子那个气，就别提了。

于是，莫斯科只好回过来找中共的麻烦。苏军代表通知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全军撤出；凡有红军之处，中共军队不得与国民党作战，并且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已经开始变化了。11月16日，国民党军已经攻破山海关防线。而中共在热河及东北的部队多数是新部队，没有训练，老部队也是系统各异，加之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且指挥机构尚未健全，补充给养均成问题，要有效地完成拒止蒋军出关的作战任务，可能性很小。

形势突然变化，独占东北计划受挫，令中国共产党颇感不快。加上自抗战胜利及重庆谈判以来的过度劳累，中国共产党一下子病倒了。

19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一面表示理解苏方所面临的外交困难，一面仍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原定的方针，强调东北大局未定，仍应集中主力于南满，拒止蒋军登陆，力争大城市，努力掌握全东北。但次日即改变方针，决定放弃独占东北计划，“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只是仍寄希望于苏军能够允许部队在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一段组织战场，打击北上蒋军。而一周后，东北门户锦州失守，拒止蒋军进入东北已无可能，刘少奇不能不进一步根本改变原来的设想，要求部队去占领东、南、西、北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时在内部被中共称为“辰兄”的苏军，被称为“友人”的苏联大使，以及长期以来被称为“远方”的莫斯科，真的乐于看到这样的一种格局。实际上，正像斯大林反复讲过的那样，他的最大心病就是美国人。他还当着蒋经国的面讲过：“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苏联大使在得知山海关失守后，也一再问过周恩来：美国人是否和国民党军队一起进入了东北？其实，他们并非不清楚，只要国民党进了东北，美国人到东北去充其量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东北问题不可能告一段落。

中国共产党阻断“和平民主新阶段”，说走法国的道路实在危险。

在中国共产党生病期间，发生了一件几乎要扭转整个中国命运的大事件。这就是有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参加调处的国共两党的停战谈判。

由于国民党军大批北上，又有美军撑腰，华北和东北的军事形势都相当严峻。为缓和华北的军事压力，并利用在东北占据的军事先机迫使国民党承认自己在东北的地位，中共中央对举行停战谈判表示赞同。

停战谈判顺利地举行了，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停战也实施了，但是，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却丝毫没有涉及。不仅如此，在1946年1月10日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中，还明确表示：“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受影响”。结果，正如东北局事后所说：由于“国民党仍可向东北运兵，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他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力解决的方针，因此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进攻是不可避免的”。中共本来想趁谈判全国停战之机使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得到政治解决，这样一来反倒南辕北辙，越走离目标越远了。

1946年1月10日，按照国共两党发布的公开命令，全国范围的停战开始了。但至少在东北及其相关地区，没有谁相信这个命令会真正起作用。就在停战令下达一周之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在营口就发生了冲突。中共中央要求停战小组出面调停，试图迫使国民党承认东北存在共产党力量的事实；蒋介石却坚持拒绝，根本不承认在东北有中共军队存在。

紧接着，在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已经进入东北的情况下，国民党新六军和新一军又先后进入东北，开始抢占长春路以外的中共占领区。要想保住根据地，已非打不可。只是，刘少奇认为，和平已是大势所趋，“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在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的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因此，“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

所谓“历史新阶段”，即是我们所熟悉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当时的形势，和平的呼声和压力确实很大。特别是旧政协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纲领等一系列决议案之后，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因而主张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

所谓“法国的经验”，说到底就是军队国家化。而当时人们对于法国共产党将军队交出去，使之国家化的最终结果，了解得也不是很清楚。周恩来在介绍“法国共产党军队国家化的经验”时，就曾特别讲过：法共当时如内战必然失败，政治资本也会失去，而同意将军队编入国防军后，不仅军事地位并未损失，政治地位也绝大提高。
因此，中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于1946年2月1日正式发出指示，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几个月后就把枪交出去，到中央政府里去做官，搞议会斗争那一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本意吗？

自1945年11月中旬末病倒以来，中国共产党没有再出席中央会议，参与中央决策。尽管在这个时候，即1946年1月底，他已经大致恢复了健康，据说上述指示也曾经过他的“修改审定”，但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思想，即“枪杆子里出政权”，似乎很难设想他会真心赞成这种“法国的经验”。

2月12日，中共中央开了一整天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病后出席的第一个中央会议。他虽然只参加了上午半天会，但表达了一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中国共产党的发言，使与会者明显地改变了认识，意识到走法国道路的危险性，蚀本的生意不能干。刘少奇也开始表示：在政治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把军队交出去；否则的话，“蒋对我们军队要比对其他杂牌军还要不客气，对我们党也要比对民主同盟还要不客气。蒋要怎样便怎样，民主化反而没有希望。”

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更精于“计算”。

自1月10日停战协定签字，至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并非不清楚党的整个政策的倾向性。但是，直到2月10日上午发生国民党人捣毁重庆各党派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殴伤李公仆、郭沫若、施复亮等众多民主人士的“较场口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才确信到了可以表明自己想法的时候。在他看来，蒋介石对共产党只有两手，一是全部消灭之，二是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便将来消灭之。因此，坚决反对反共反苏的蒋介石，是我们的方针，历来如此。可惜，蒋介石稍微放一下长线，大家就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了，用他的话来说：直到较场口事件发生才又清醒了些，这实在危险得很。

苏军希望中共放手大打，中国共产党提出：力争以长春为我首都

再度确定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幻想在东北一仗解决问题了。2月13日，改称“民主联军”的东北中共军队对进占秀水河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其5个营。国民党老羞成怒，公开宣布军事调处不包括东北在内。这样一来，战争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

回过头去总结过去谈判的教训，刘少奇坦率地承认，允许国民党进东北而未解决东北问题，“是一失着”。眼看国民党不断向东北增兵，而自己却既不能增兵，又不能破坏交通，中共方面深感被动。

正在这个时候，美英两国单方面公布了苏美英三方于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国民党借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的反苏运动，使苏方极为愤怒，苏军代表的态度再度强硬起来。他们明确告诉中共东北局，过去苏方十分顾虑世界和平，在态度上比较软，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完全可以强硬些。他们强烈要求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到东北来，以便趁苏军撤退之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

3月8日，苏军突然开始从抚顺、吉林撤退，将政权交中共接收。9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红军将于13日撤退，希望中共占领，沈阳以南苏军也将不再向国民党交接；一切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以自由破坏。

东北局提议，趁苏军突然撤退，国民党不敢冒进，迅速控制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并将后者吸引在长春路沿线。但是，在重庆负责谈判的周恩来认为：目前局势是美苏趋向于解决问题，故东北问题也应争取得到解决。他建议，继续承认政府军有权进驻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但同时要求对方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不得随便增兵。这时仍在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也倾向于争取东北和平前途，故明确指示东北局：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不仅沈阳城不必去占，即沈阳至哈尔滨沿途地区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只是，不能一般性地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撤区，因苏军已经交我接收的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兆南、通辽、辽源等地，我不能让。

东北问题至此又面临一次重大抉择。苏方得知中共意见后，首先就持反对态度。苏军代表声称，目前不是主动让步的时候。他们一再询问：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会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中共均可“放手大打”，也希望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进兵。甚至抚顺、营口等地也应力争双方都不驻兵。

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倾向于东北局的意见的。注意到局势的复杂，他不顾医生劝告，停止了休养，又开始参加到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决策中来了。

3月15日，中国共产党亲自致电周恩来：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不要答应国民党其他条件，苏军态度极强硬，将有重大发展。

16日，中国共产党在转发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时，再度提醒周在东北问题上要强硬，称停战协定并未规定让国民党接收长春路全部及苏军全部撤退区，具体问题必须协商解决，让他们去与我东北前方将领商谈。

17日，中国共产党批转周恩来发来的东北停战协定草案时批示：请东北局速与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他并且明确要求东北局根据苏方建议，立即进驻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所有苏军撤退区。

21日，鉴于蒋介石坚持不同意在条约中限制国民党接收范围，中国共产党明令周恩来：“我们不签含有重大危险之协定”，“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

至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已全无可能。中国共产党明确主张：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立刻动员全军趁敌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中国共产党此时决心之大，可以想见。

3月22日晚，苏联大使奉命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前全部撤退完毕。与此同时，苏军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各种借口推延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以配合中共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的长春路，便利中共军队迅速接防苏军撤退的各个城市及战略要点。中国共产党为此要求东北局：“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甚至考虑：“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在取得苏军同意后，东北局亦应准备迁往长春。

3月27日，在马歇尔的催促下，国共之间达成了一项关于派遣停战小组到东北调停的训令。但它对国共两党实际上都没有约束性，形同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