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火台春秋—HPI, m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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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前后，陈素英是无锡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她的记忆里，仿佛是一夜之间，福利院就变得拥挤不堪。
“福利院周围每天都有被丢弃的婴儿，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也不断送来捡到的孩子……”2005年12月，一个山东寻亲团在无锡的寻亲会，让77岁的陈素英老人一下子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
出现这种情况的又岂止无锡。迅速增加的弃儿，令江浙一带许多城市的福利院一瞬间就感受到了人口膨胀的压力。当这股洪流最终汇向上海，上海的福利院也随即人满为患，而弃儿仍在上海街头不断出现。
“送到上海就能吃饱饭了”
“把小孩送到上海去，上海有饭吃！”1960年春天，11岁的吕顺芳第一次听见村里的大人这么议论。
1960年，春荒。粮食的匮乏超出了农民能承受的极限。吕顺芳家有四个孩子，父亲远在80公里外的采石场工作，家中只有母亲、奶奶算两个整劳力能够从公社获得每人每天六两的稻谷，六两稻碾出米也就四两二钱。母亲每餐用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小碗盛米，加上一大锅野菜，熬成糊糊，就是一家人的食物。
吕顺芳的小妹只有两岁，却不懂得正在发生的一切，她总是把碗里难以下咽的野菜挑出来扔掉。吕顺芳的母亲叹气：“全家人的米也不够你吃，只能把你送掉了。”
吕顺芳和弟弟听到这话，几乎是立刻跳了起来：“把我们送掉吧，把我们送到上海去！”吕顺芳记得，她还对母亲说：“我认识路，长大了还能再跑回来！”
“这是当时心里最真实的想法，送到上海就能吃饱饭了。”在吕顺芳述说过去的时候，也不由得叹了口气。
4月的一个早晨，母亲带着小妹，先乘船到了常州，再转乘火车到上海，在火车站附近，母亲给妹妹买了一块麻饼，一个人回了宜兴。
半个月后，吕顺芳的父亲从采石场回家，得知小女儿被送走的消息勃然大怒，母亲被骂进厨房痛哭。然而，在厨房里，当父亲在灶台上看到母亲为自己准备的食物———一碗泛着绿光，几乎就是用青草熬成的糊糊，11岁的吕顺芳在记忆中第一次看见父亲掉了泪，这个曾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流过血的汉子，端着那碗青草糊糊，哭得像个孩子。
“收一个，活一个”
1959年底，上海、无锡、常州等地几十个孤儿院已经聚集了3000余名孤儿。而1960年初的情况更加严重——仅上海育婴堂头两个多月收集的弃儿就有6500多名，9倍于1959年第四季度。这些孩子普遍营养不良。
人们相信，上海会有饭吃的。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上海也快断粮了。1960年五六月间，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而在6月6日发出的《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清楚地表明，这三个城市的存粮，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无库存。
上海已无法养活越来越多的弃儿，这一情况被反映给了当时的全国妇联主任康克清。
康克清立即面见周恩来，请求从内蒙调运一批奶粉救急。周恩来指示：“找乌兰夫商量，乌兰夫是解决困难的能手。”
随后，康克清找到了赴京开会的乌兰夫，乌兰夫答应回内蒙想办法。
回到内蒙，乌兰夫立刻召开党委会，在会上，自治区副书记吉雅泰建议，把孤儿接到内蒙，由牧民抚养。乌兰夫将这个想法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的指示只有一句，却显得很急迫：“抓紧时间，先把孩子接过来再说。”
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的朱明辉曾撰文回忆，1959年12月，乌兰夫布置自治区民政厅和卫生厅抽调人员组成相关机构，由朱明辉具体负责，统一协调孤儿接运事务。
整个内蒙的卫生系统被动员起来，自治区医院，呼市医院及各盟医院，都专门腾出房子和床位，准备了婴幼儿童生活用品食品及药品，一批保育员也被紧急聘请。
1960年初，第一批上海孤儿被跨越千里送到内蒙古医院和呼市医院。一直到1963年，内蒙古一共接收了约3000名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孤儿，成为安置上海孤儿最多的北方省份。
在内蒙古档案馆现存的一份《关于1960年移入婴儿计划的请示》中，自治区卫生厅介绍，“确定1960年移入儿童的任务是2000名”：“计划新建大型育婴院五处，每所收容200名”；兴建育婴院及运转费用“总计1500840元”，卫生厅仅能抽出“15万至20万元”，“需自治区党委解决1300840元”。在后来的批复中，乌兰夫批示要“收一个，活一个”。
只有北向，才是生路
1960年4月，包头市接运人员首先从上海接走了第一批100名孤儿。铁路系统被指示给予最大的配合：拨出专门车厢，接运队伍4人购买一张车票，路途中由列车供应饮食。现存的资料显示，当时自治区各盟还纷纷抢先到上海、常州一带接运孤儿。
现年70岁的吴全英是当年无锡市孤儿院的保育员，1963年，她曾跟车护送过100多个弃儿。吴全英回忆说，出发前，要给婴儿们准备牛奶、米糕和奶粉；工作人员自己则准备了两麻袋大饼。吴全英解释说，“大饼很填肚子，买起来还不费粮票”。当年的这两袋大饼，就是由跟车工作人员中最年轻的吴全英背上列车的。
吴全英回忆，在1963年前后，她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北送孤儿。省民政部门负责和北方各省民政福利系统协调，一旦定好一个城市，就立即通知福利院准备出发。福利院里专门安装了一台电话，随时听候通知。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吴全英还跟车去过河北邯郸、河南安阳等多个城市。
到内蒙一般要花四五天，100多个孩子的尿布洗晒成了大问题。接运人员找列车长特别调拨清水，而洗出来的尿布就花花绿绿地挂在车厢的走廊里，列车上的服务员听说了，纷纷嘻嘻哈哈地来看热闹。
而对于来自内蒙的接运人员来说，问题还包括语言的不通。除了不会说话的婴儿，保育员们开始总是弄不懂孩子们的江浙方言，只能半猜半手势地交流。最初几天，车厢里的孩子经常哇哇大哭，保育员急得团团转，却不知道孩子是饿了，还是渴了。
尽管交流不通，来自南方的孤儿们仍然得到了内蒙保育员们最大的关爱。这些虽然瘦小，却生着典型的江南人清秀面孔白皙皮肤的孩子，令内蒙的保育阿姨们疼爱不已。《人民日报》在关于北送孤儿的一篇报道中曾记述，为了给孤儿们调理身体，海拉尔孤儿院的保育员们给孩子们服用珍贵的蒙药灵芝丸，因为害怕蒙药会让江南的白皮肤变黑，医生们甚至想出了和水解蛋白一起服用的方法。
在内蒙，收养孤儿的工作随即开始展开。按照规定，收养人必须接受当地公安、妇联和居委会的调查，确信具有抚养孤儿的能力和条件之后，才发给收养介绍信。被送到赤峰的白金丰、郭泳利，正是因此进入了条件相当不错的家庭。
从1963年前后开始，仿效送往内蒙的先例，苏锡常一带的弃儿开始大规模送往北方。山东、河南、河北，甚至山西、陕西，凡是铁路线向北延伸的所及，都留下了这些弃儿的痕迹。
今天已经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北送的弃儿究竟有多少，他们的分布情况究竟怎样。
当年在无锡市孤儿院工作的吴全英也已记不清他们孤儿院送走了多少孤儿。她只记得，粮食短缺情况直到1964年前后才得以缓解，北送也从那时候停了下来。吴全英说，那时，他们只是“尽量送，能送走多少就送走多少”，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这些孩子只有向北，才是生路。
而40年后，他们一起开始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