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7年09月06日10:40 国际先驱导报
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数年来，假学历波及全球政坛已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葡萄牙总理被指控“文凭造假”和韩国名流频陷“学位门”事件，官员假学历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与外国官员学历造假相比，中国官员手中的假文凭显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规模大、数量多、个别学校与官员各取所需，以至成为假文凭的幕后推手。
指望风暴式的做法根治假学历风潮显然不太现实，但面对文凭腐败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却也令我们感慨良多
中国：一言难尽假文凭
尽管中国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官员假文凭的查处力度，但“文凭造假”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蔡继明当初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在今年两会期间关于“中国社会科学不宜设院士”的建议，竟能引起网友如此强烈的共鸣。更让他意外的是，有网友直接提出了“对有博士学位的官员来一次考察、以净化中国学术环境”的建议。这一想法，与他5年前的一份提案不谋而合。
“在网友的呼吁下，我以当年写过的提案回应，相当于重新公布，只是这一次比以前影响更大。”时隔半年后的今天，蔡继明这样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本报记者日前登录蔡继明的博客，发现《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一文仍高高挂在上面。网友的100多条评论，从博客发表时的3月中旬一直延续到8月底。写提案的2002年，蔡继明是九届全国政协委员，5年后，这位清华大学教授以第十届政协委员的身份继续为“清理官员假文凭”呼吁。
一份5年后被重提的提案
“那时和现在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2000年，蔡继明调到清华大学，现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由于一直带研究生，说起“文凭腐败”，他颇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味道。“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苦才拿到博士学位，但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也不来上课，稀里糊涂就混到文凭，这很不平等。”所以从一开始，蔡继明就将批评假文凭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官员。
在提案中，蔡继明“建议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他提的设想还包括：对于个人要求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官员，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等等。这个观点看起来有些绝对，但5年后的蔡继明仍坚持己见。
“混的文凭”比假文凭更多
蔡继明的想法，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的认同。顾海兵对《国际先驱导报》分析指出：假学历有两种情况，一是“真的假文凭”，即办假证的；二是“假的真文凭”，也就是文凭注水。在顾海兵看来，现在不少干部都已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假的真文凭”。
有报道称，中部某贫困县官场“人才济济”，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递上来的名片大都印有“经济学硕士”、“法学硕士”名头。然而，如此高的“文化水平”下，当地100多万群众吃饭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
“无论你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几万块钱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到一张研究生文凭。”这是几年前某省委党校被广为传播的“轶事”。在那里，只要交钱，招生条件可一次次放宽。直到2003年底被叫停，该省委党校违规发出数千张文凭，校方多名领导干部因此被“双规”。
为升迁不惜逾越底线
如果说普通百姓买假证是为了找工作的需要，官员热衷混文凭的目的又何在呢？答案很简单：升迁。
一名ID为“人民公仆一员”的网友给蔡继明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们那里国税局一位何姓正科级干部，在职前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这位生于1963年的老兄，此后没参加过任何成教或自考进修，但到了1999年，他的学历居然摇身变成了“XX财经大学”本科，于是“很自然地升为正科长”。
文凭一旦成了升迁的“门票”，一些不具备资格的领导干部自然想投机钻营。“有些地方提拔厅局官员要求有硕士学位。”长期关注假文凭现象的顾海兵认为，这种干部任用标准使一些人“不得不去造假”。
的确，不少持有假文凭的官员也都将造假原因归咎为升迁标准。“我的文凭的确是混来的，但那也是迫不得已。在干部岗位上工作二十多年了，谁不想往上走？但文凭关却让我屡次在最后的节骨眼上止步。”一位最后如愿通过函授班混到文凭的干部，说起来仿佛也有一肚子委屈。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毛寿龙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干部选拔中重视文凭的做法表示赞同，“这是一种好的趋势，问题出在一些人钻空子，而不是这种做法本身。”
当高校傍上高官
与国外官员的“初级造假手段”相比，中国官员的假学历显然大都是“硬通货”，无论拿到哪里去检验都是真的。“假的真文凭”在一些干部中流行，背后的推手——各大高等院校显然功不可没。
“一些名校经常和某些省份开展省校合作计划，省里给学校一笔钱，负责培养对象就是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可有几个人会去真正上课呢？这完全是公开的，完全‘合理合法’。”顾海兵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种情况非常隐蔽，即使打击“假文凭”风力再大，估计也很难刮到这里。
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是江西省官员胡长清学历造假事件。据报道，胡长青在位时，托人在北京中关村大街上胡乱买了一个法学学士文凭，从此即开始以“北大才子”自居。对这样的公开造假行为，在胡长青担任江西省领导时，却从来没有人公开提出过质疑。
蔡继明承认，学校也的确要自律，“教育部应该给学校定出原则”。
打之不尽，清之不竭？
面对各方的呼吁和建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这些年一直没有减少对官员假文凭的惩治力度。
从2002年起，中央四部委已经组织了一次整治官员假学历的严打风暴，那次严打的成果也不可谓不“丰硕”。此后，浙江温州某地1267名干部档案中62人学历有问题，深圳查出假学历证书107份等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
“提议很好，但撕开这张网需要什么样的剪刀手和剪刀？”针对网友的发问，蔡继明也承认整体解决假文凭问题有难度：“我批评这种假文凭现象并不是孤立的，除了假文凭，干部造假现象还很多，包括一些政绩数字都可能有假，这是一连串事件。”
事实上，关于如何打击官员假学历问题，社会各界给出的建议可谓众说纷纭。有的提出应降低干部任用对文凭的要求标准，也有人主张教育系统先要严格自律。蔡继明则从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关系到我们对干部的考核，关系到体制改革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晓德 李瑞)
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数年来，假学历波及全球政坛已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葡萄牙总理被指控“文凭造假”和韩国名流频陷“学位门”事件，官员假学历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与外国官员学历造假相比，中国官员手中的假文凭显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规模大、数量多、个别学校与官员各取所需，以至成为假文凭的幕后推手。
指望风暴式的做法根治假学历风潮显然不太现实，但面对文凭腐败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却也令我们感慨良多
中国：一言难尽假文凭
尽管中国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官员假文凭的查处力度，但“文凭造假”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蔡继明当初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在今年两会期间关于“中国社会科学不宜设院士”的建议，竟能引起网友如此强烈的共鸣。更让他意外的是，有网友直接提出了“对有博士学位的官员来一次考察、以净化中国学术环境”的建议。这一想法，与他5年前的一份提案不谋而合。
“在网友的呼吁下，我以当年写过的提案回应，相当于重新公布，只是这一次比以前影响更大。”时隔半年后的今天，蔡继明这样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本报记者日前登录蔡继明的博客，发现《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一文仍高高挂在上面。网友的100多条评论，从博客发表时的3月中旬一直延续到8月底。写提案的2002年，蔡继明是九届全国政协委员，5年后，这位清华大学教授以第十届政协委员的身份继续为“清理官员假文凭”呼吁。
一份5年后被重提的提案
“那时和现在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2000年，蔡继明调到清华大学，现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由于一直带研究生，说起“文凭腐败”，他颇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味道。“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苦才拿到博士学位，但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也不来上课，稀里糊涂就混到文凭，这很不平等。”所以从一开始，蔡继明就将批评假文凭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官员。
在提案中，蔡继明“建议严格限制党政干部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他提的设想还包括：对于个人要求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官员，必须首先辞去现任职务，并由个人支付全部费用等等。这个观点看起来有些绝对，但5年后的蔡继明仍坚持己见。
“混的文凭”比假文凭更多
蔡继明的想法，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的认同。顾海兵对《国际先驱导报》分析指出：假学历有两种情况，一是“真的假文凭”，即办假证的；二是“假的真文凭”，也就是文凭注水。在顾海兵看来，现在不少干部都已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假的真文凭”。
有报道称，中部某贫困县官场“人才济济”，从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递上来的名片大都印有“经济学硕士”、“法学硕士”名头。然而，如此高的“文化水平”下，当地100多万群众吃饭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
“无论你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几万块钱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到一张研究生文凭。”这是几年前某省委党校被广为传播的“轶事”。在那里，只要交钱，招生条件可一次次放宽。直到2003年底被叫停，该省委党校违规发出数千张文凭，校方多名领导干部因此被“双规”。
为升迁不惜逾越底线
如果说普通百姓买假证是为了找工作的需要，官员热衷混文凭的目的又何在呢？答案很简单：升迁。
一名ID为“人民公仆一员”的网友给蔡继明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们那里国税局一位何姓正科级干部，在职前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这位生于1963年的老兄，此后没参加过任何成教或自考进修，但到了1999年，他的学历居然摇身变成了“XX财经大学”本科，于是“很自然地升为正科长”。
文凭一旦成了升迁的“门票”，一些不具备资格的领导干部自然想投机钻营。“有些地方提拔厅局官员要求有硕士学位。”长期关注假文凭现象的顾海兵认为，这种干部任用标准使一些人“不得不去造假”。
的确，不少持有假文凭的官员也都将造假原因归咎为升迁标准。“我的文凭的确是混来的，但那也是迫不得已。在干部岗位上工作二十多年了，谁不想往上走？但文凭关却让我屡次在最后的节骨眼上止步。”一位最后如愿通过函授班混到文凭的干部，说起来仿佛也有一肚子委屈。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毛寿龙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干部选拔中重视文凭的做法表示赞同，“这是一种好的趋势，问题出在一些人钻空子，而不是这种做法本身。”
当高校傍上高官
与国外官员的“初级造假手段”相比，中国官员的假学历显然大都是“硬通货”，无论拿到哪里去检验都是真的。“假的真文凭”在一些干部中流行，背后的推手——各大高等院校显然功不可没。
“一些名校经常和某些省份开展省校合作计划，省里给学校一笔钱，负责培养对象就是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可有几个人会去真正上课呢？这完全是公开的，完全‘合理合法’。”顾海兵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种情况非常隐蔽，即使打击“假文凭”风力再大，估计也很难刮到这里。
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是江西省官员胡长清学历造假事件。据报道，胡长青在位时，托人在北京中关村大街上胡乱买了一个法学学士文凭，从此即开始以“北大才子”自居。对这样的公开造假行为，在胡长青担任江西省领导时，却从来没有人公开提出过质疑。
蔡继明承认，学校也的确要自律，“教育部应该给学校定出原则”。
打之不尽，清之不竭？
面对各方的呼吁和建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这些年一直没有减少对官员假文凭的惩治力度。
从2002年起，中央四部委已经组织了一次整治官员假学历的严打风暴，那次严打的成果也不可谓不“丰硕”。此后，浙江温州某地1267名干部档案中62人学历有问题，深圳查出假学历证书107份等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
“提议很好，但撕开这张网需要什么样的剪刀手和剪刀？”针对网友的发问，蔡继明也承认整体解决假文凭问题有难度：“我批评这种假文凭现象并不是孤立的，除了假文凭，干部造假现象还很多，包括一些政绩数字都可能有假，这是一连串事件。”
事实上，关于如何打击官员假学历问题，社会各界给出的建议可谓众说纷纭。有的提出应降低干部任用对文凭的要求标准，也有人主张教育系统先要严格自律。蔡继明则从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关系到我们对干部的考核，关系到体制改革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晓德 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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