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国民党在台乱局的历史肇因与现实困境 作者：洪扬（上海），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摘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国民党今日的结局，有其发展的必然性。国民党在90年代台湾开放领导人选举后，在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环境、社会问题和内部分裂等方面未能有效应对，导致其在岛内政治格局渐趋弱势。但同时国民党也为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平台与契机，并在促进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果。未来希冀国民党能够勇于面对现实困境，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在维系岛内重要政治版图的同时，努力将台湾从民进党启衅导致的两岸紧张困局中拉回到和平发展的正轨。
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初肇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百年老党之一。然而，在最近两次的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民党遭遇了惨败，党内分裂不断，面对民进党的步步紧逼，完全无法应对，只能节节败退。这其中的原因虽有其忽视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的客观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其内在先天不足的必然结果。
自1949年播迁至台，国民党在台湾地区施行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威权统治。直到1987年逐步解严后，台湾政制才慢慢向政党轮替的方向转变。这一进程的加速，可说是1990年代国民党高层实现政治转型的直接结果。
1991年，李登辉当选国民党主席。此后，李登辉开始逐步推动政治改革。1996年，台湾地区进行了首次普选，李登辉成功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逐渐崛起为一股全球力量的同时，台湾地区开始感受到来自经济、外交、军事等全方位的压力。在这段台湾面临着外部环境剧变的紧迫时期，李登辉领导下的国民党开始逐渐被“台独”思想所侵蚀。虽然这一思想在彼时的台湾社会仅初现影响力，但国民党内部未能及时形成对“台独”思想警惕的共识，反就此出现了内部分裂的情况。一部分国民党人主张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而另一部分国民党人则认为应优先追求维持现状。这种内部分裂导致国民党在两岸关系和对外政策上长期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
但国民党始终坚守着对“一中宪法”的支持，为维护两岸未来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一中宪法”的框架下，国民党与中国大陆展开了一系列对话和交流，见证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从1993年和1998年以民间形式达成的两次“汪辜会谈”，到2005年连战以国民党党主席身份促成的“胡连会”，再到2015年马英九在新加坡实现两岸现任领导人历史性会面的“习马会”，国民党在推动两岸对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都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尤其是在马英九执政八年期间，台湾地区与大陆签署了多达27项协议和共同意见，涉及经济合作、邮政业务、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①。这些努力表明国民党在维护两岸和平稳定发展方面的积极姿态。
一言而概之，国民党在90年代台湾开放领导人选举后，在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环境、社会问题和内部分裂等方面未能有效应对，导致其在岛内政治格局渐趋弱势。但同时国民党也为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平台与契机，并在促进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果。可惜的是，国民党在当今台湾政治版图虽仍具一定影响力，却早不复当年盛况，甚至一度陷入运营危机而被民间戏称为“乞丐政党”。本文便将以90年代台湾开放领导人选举为分界点，以威权专政与政党轮替时期为背景，尝试探讨国民党当前在台乱局的历史肇因与现实困境。
威权专政的肇因 土改问题
国民党在国共内战败局已定后，分批次向台湾运送了大约3~5百万两的黄金，连同白银和外币共折合黄金超过1千万两，约等于目前的300亿美元②。虽然这部分财物并没有很多人想像中那么多，比如仅抗战时期中国的直接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更是高达5000亿美元。但有这笔财物在手，国民党便有了底气在台湾实施不少之前在大陆不愿意做，或者说想做却没能力做的事。土改即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国民党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的过程中，虽然成功减轻了一部分农民的负担，但也伤害了大量的台湾本地利益阶级，特别是地主阶层。
1947年颁布的《耕地三七五减租法》规定，减租率为农民所耕种土地的收益的三成、七成或五成，视土地的规模和性质而定③。这一政策的实施初步减轻了一部分农民的负担，但也锚定了削弱土地所有者收益的政策方向。1951年颁布的“公地放领”政策将公有土地放归农民，并规定必须实施“耕者有其田”制度，即所有的农民都必须拥有一定面积的土地。这一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削弱了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将土地的所有权从地主手中转移给了农民，为台湾的农村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1953年颁布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则进一步规定，土地价值应该按照土地的两年稻米产量的价格来确定，不允许将其它农作物算作土地产值的一部分。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土地所有者的收益进一步受到限制，使得许多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价值大幅度缩水。
同时，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国民党还采取了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例如，强制使用股票和债券来代替现金交易，并利用对股票债券的提前高估来进一步压低土地实际价值，导致大部分台湾地主的土地价值被直接低估了十余倍，数代的财富积累一夕蒸发。
这些政策和手段的实施，伤害了大量的台湾本地利益阶级，特别是地主阶层。他们的土地财产和权利受到了限制和削弱，不少人甚至为此家破人亡。但由于当时台湾仍处于国民党威权统治之下，缺乏民主问责和公正的司法体系，这些受害者毫无反抗之力。
因此，土地改革固然带来了一些好处，减轻了一部分农民的负担，但也引发了不少潜在矛盾，如对土地价值的低估和农民对土地的低效利用等。这些问题对台湾的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台湾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即便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打开台湾政治版图我们仍可发现，所谓的绿营“票仓”几乎皆处于嘉义、台南、高雄等当年台湾本地大地主云集的传统农业区。这些大地主云集的地区因土地改革丧失了田产，原本就对国民党当局不满。同时，又因为地主的家世优渥，家中的社会关系与教育传统都是刚刚分到土地的普通农民所不能比拟的，故当地的高中以上学校里还是这些地主的子弟占多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台湾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国民党当局为支付地价发到地主们手中的股票突然大幅增值，但地主们仍然对国民党当年事实上的掠夺政策耿耿于怀。许多地主子弟在日后留美、留日的过程中接触了分离主义思想影响而向“台独”势力靠拢，而在当地任职的社会中坚又往往是这些地主子弟的亲朋故旧。今时今日，这部分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已拥有一股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而他们对国民党怀有的旧怨与不满也明显转化为了一股政治力量，正通过自身的资源和人脉干预并塑造台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影响着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和社会动态。
农会问题
台湾的农会起源于日殖时期的农会组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农会是台湾农村中的组织，其成立初衷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会的作用不断扩大，不仅负责与政府对接，还涉及到农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等方面，称其为一个农村的微型政府亦不为过。
台湾农会的组织架构在《农会法》中有详细规定。每一个农会都有自己的议事机构和执行机构。议事机构是农会的权力部门，采取合议制，拥有决策权和决定权。执行机构则是农会的行政部门，负责具体的工作执行。议事机构有权，执行机构有能，两者共同依法规范运作，行使自己的职责，并受到主管机关的监督。
这种组织架构与中国古代的“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出伦理”的传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古代中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政府机构通常由政府指派的官员领衔治理，即为流官。但在县以下的地方，则多由地方宗族领袖负责管理。这些地方宗族领袖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可以通过自己的势力控制当地的政治局面。这与台湾农会的组织结构相似，议事机构就像是地方宗族领袖，掌握着决策和决定权；而执行机构则像是官员，负责具体的工作执行。
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下，随着时间推移，农会逐渐被地方的一些富裕阶层所掌控。在国民党威权时期，为了控制台湾地方的政治局面，国民党开始进行有限度的地方选举，并通过对地主阶级国民党员的身份要求，给予他们高声望和正当性。这些地主们便可以通过自己在地方的影响力，轻而易举地控制农民的选举。比如，现今台湾政坛常提到的台中颜家、云林张家即是源自当年地主家的所谓地方派系。这些地主阶级成为了国民党的支持者，同时也掌握着台湾地方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成为了蓝营内的核心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农会逐渐失去了其代表农民利益的本质，成为了地方势力的工具。
当然，随着台湾社会的变化，这部分地主阶级的政治影响力已呈渐趋衰落的态势。由于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台湾的农业经济逐渐式微，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受到了冲击。与此同时，台湾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也逐渐转变，不再受到地主阶级的影响。因此，这部分大地主的政治地位在台湾政治中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前文提到的台中颜家的颜宽恒，于2020年的“立委”选举及2022年的“立委”补选，在颜家用尽地方势力辅选的情况下依旧连续败北，被媒体惊呼“30年输给60天”，可为一佐证④。
这些大地主的后代迄今仍然保持着其父辈的思想和利益观念。作为在台耕耘上百年的传统地主阶级，这部分蓝营人士眼中只有自家在台的小利，对两岸共同的大义则根本没有兴趣。这也直接造成了当前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党内团结更是无从谈起。
资本开放
1960年代，美国停止了对台湾的各式援助，台湾的先军政策也随之被放弃，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台湾“反攻大陆”的最后希望。自此，国民党政府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在美援断绝的情况下，以台湾有限的土地面积养活数百万本地及随迁军民。
台湾这种狭小的地区想要发展经济，发展工业无疑是不二之选。而发展工业最快的方法，只能是招商引资。以1956年为例，当时国民党的党营企业贡献了全台56%以上的工业产值，国民党控制了诸如水、电、煤气、铁路、电信、石油、金属及化肥工业等关键部门。当时这些垄断性行业的工会都是由国民党严格控制的，比如工会秘书长必须是外省人、主席必须是本省人，且都必须是国民党员。这个时期的工会几乎没有工会职能，与其说是工会，不如说是国民党招募党员、选举动员的工具。
指望缺乏竞争的党营企业进一步发挥国际竞争力无疑是不现实的。为了提高工业产值，许多原本由党营垄断的关键产业开始向外资及私人开放。外资的进入迫使台湾工会的传统规则出现了根本上的松动，可以说正是由于外资的进入才使得国民党失去了对工会的控制。
同时，随着外资的进入，台湾本土企业也开始蓬勃发展。此时，台湾人发现，台湾的落后、保守的“法律”非但无法帮助他们获得国际竞争力，反而变成了阻力。当时台湾“立法会”的议员皆是来自大陆的终身议员，即所谓“万年国会”。这些数十年霸占席位不放的议员很多人根本不懂经济，更无法抵抗时代的大潮。不得已，国民党只得开放了几个懂经济的议员进入国会，之后更在1991年12月31日彻底废止了“万年国会”。本土精英参政的口子自此便正式打开了，这部分本地精英一方面因当年的土改而长期暗地仇视国民党，一方面又因经济开放而从当年土改所获的股票中大量得利。此后，台湾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即经济进步的同时伴随着更高频率的社会运动，本土精英开始裹挟民意要求国民党在政治、经济上做更进一步的开放。
“正统”不再
国民党自播迁至台的第一日起便一贯以“中华正统”而自居，数十年如一日的宣传教育，确实为国民党当时在台湾的政权巩固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同时让国民党背负上了难以抛卸的包袱。如果说1971年10月，为免被动除名而主动退出联合国只是对国民党的第一击，那么1978年的台美“断交”便是对国民党的致命一锤。这一锤把国民党在台湾人心中的“正统”形象给直接打没了，也给各种长期在台湾暗自盘踞、发展的党外运动注入了兴奋剂，这些党外运动的小团体逐渐抱团、聚拢，最终凝聚成了民进党这么个缝合体。
如果说国民党的党纲尚有国家统一、地方放权、种族同化、发展民生、厉行和平这些积极正面的理念，民进党则完全是为反国民党而生的。但事实是，在蒋经国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新兴的台湾本土资本主义阶级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已经不容小觑，台湾的私营企业也已经可以开始对抗党营企业，国民党党内的本省台湾人更是开始与传统外省人争夺国民党党政机关的控制权。
窃以为，当时的国民党有两个选择，一是坚持原来的方向，对该批人士进行清洗，或可使国民党继续在台苟延一段时日；二是改弦易张，在民意彻底逆转前提前开放，给国民党以时间进行自我调节，或可使国民党浴火重生，将来依旧能在台湾的政治版图中占据较大优势。
最终，蒋经国选择了第二条路，自70年代末起逐步默许老兵抗争，继而开放返乡探亲，直至80年代中期开放党禁、报禁。一系列的举措虽然将岛内的社会矛盾暂时安抚下去，但随着李登辉十年执政期间对国民党内部的阉割、对台湾社会的改造，国民党终究还是在台湾矛盾、纠葛的政治环境中无法逆转地愈行愈远，可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政党轮替后的混乱 分裂的两岸论述
与民进党死硬到底的“台独”路线不同，国民党的两岸论述的主轴仍然是“一中宪法”下强调的“各自表述”。但可惜的是未能形成党内共识，反在当前纷杂的两岸情势下逐步分化为三种似是而非的论述，实在让人叹息。
第一种论述以马英九、吴敦义为代表，主张“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不统不独、维持现状”。该论述自认可以确保两岸的和平发展。但事实证明，尽管在马英九八年执政期间，两岸人员、经贸往来密切，但却无法解决消除两岸关系中最根本的政治对立。这种“经济密切、政治敌对”的不对称矛盾现象，使国民党动辄被扣上“亲中卖台”的帽子而无法自辩。“不统不独、维持现状”的主张，非但无法为台湾引领明确的未来，更会使两岸逐步走向困局。民进党最近连续两次在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大胜，已切实反映出国民党此一论述的困境。
第二种论述以朱立伦、江启臣为代表，他们主张将“九二共识”视为历史事实及贡献，认为未来只要高喊“中华民国宪法”即可。这部分人在政治光谱上不同于“不统不独派”，更趋向或自诩为“独台”或“华独”。但是这样的主张，非但违背了“不可主张分裂”的“一中宪法”精神，也不符合国民党的一贯理念，更不会被中国大陆所接受。更糟糕的是，在蔡英文喊出“中华民国台湾”这么个法理与地理名词相组合的新称谓后，“独台”或“华独”已陷入被动跟随民进党的主张拿香跟拜的尴尬境地。如果接受这样的两岸论述，国民党无疑将失去在政党理念上存续的基本民意基础。
第三种论述以洪秀柱、张亚中及其任职的孙文学校为代表，他们认为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最大区别，在于只有国民党才能够为两岸带来真正的和平，而民进党的分离主义只会为两岸带来战争。国民党应该也必须发展出可以结束两岸敌对，创造两岸和合的论述。这些论述不是抱缺守残更不是放弃原有的两岸论述，而是要“深化九二共识”，从“一中各表”的各自表述走到两岸应共同接受“分治不分裂”的立场，进而签署和平协议。虽然这种主张是符合两岸和平发展的大趋势的，也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最应该采用的论述。但无奈这种论述及其背后的主要代表人物，已无法迎合近20年来民进党两度执政后刻意引导的所谓“主流民意”，在当前台湾政坛中的影响力也日趋式微。这也直接导致了即便国民党内部分人士意识到了该论述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却困于残酷的政治现实而无法做出任何改变。
缺失的史观教育
国民党执政时期，台湾的历史教育主要以中国历史为核心，强调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中华民族的认同。这种教育倾向反映了国民党对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认同的观念。国民党在教科书编纂、课程设置以及师资培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将中国历史、中华文化和国民党的历史地位融入台湾的教育体系。
但自2000年政党轮替后，民进党政府大力推 行李登辉时期出台初现“台独史观”与“皇民史观”的所谓“88课纲”，并进而继续推进至深度“去中国化”的“98课纲”，力求建构下一代的“台独”史观。从李登辉、陈水扁到蔡英文，皆是一脉相承，试图铲除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联结。
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后，马英九试图以“一中宪法”和“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准绳，遵循国民党传统历史论述，同时兼顾台湾本土民意，希望将已走偏的台湾史观教育重新拉回到正轨。为此，国民党的教育部门对历史和国文课纲进行了修订，并于2012年8月1日实施了所谓的“101课纲”。2014年初，教育部门以“错字勘误、内容补正及宪法之检核”为由，邀请了具有泛蓝和统派背景的学者对“101课纲”进行了修订。总体而言，“104课纲”不啻为马英九当局对“台独史观”和“皇民史观”的拨乱反正，但就其调整规模与实际动作而言却远不如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88课纲”与“98课纲”的修订⑤。
在最后阶段的修订中，临时动议对课纲进行微调，强调了大中国史观，突出了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的联系，并强调了日本殖民的影响。这一修订后的版本被称为“104课纲”，引发了广泛争议，成为了所谓的“反课纲”运动的焦点。该“104课纲”原定于2015年8月新学期上路，却遭遇社会空前的反弹声浪。面对来自“反课纲”运动学生抗议层级的升高，国民党的教育部门不仅未能做好各方意见的协调沟通，反而一味妥协，最后只得针对“104课纲”的去留存废表示三点意见：新旧版教科书并行，以尊重教师专业自主选书权；新旧版教科书争议部分不列入大学入学考试命题；即刻启动课纲检讨程序，同步推动大家一起写教材计划。
翌年民进党上台后，蔡英文立刻以行政命令废止了马任内通过的课纲微调。因为长期偏狭的本土化教育以及国家观的误导，“反课纲”背后反映了台湾年轻世代历史观的扭曲，更凸显了岛内整体民粹氛围的愈发浓厚。
紧迫的战略环境
近三十年，国民党多数时候在台海两岸局势中面对的是两组赛局，一组是在两岸关系上与大陆的竞合（竞争和合作并存）关系，另一组是在岛内政治上与民进党的零和关系。
所谓与大陆处于竞合关系，是因为两岸自汪辜会谈后，国共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展开在经贸民生上，共同为两岸人民生计与经济发展的合作关系，但是同时政治上双方仍维持互相竞争关系，所以才说是竞合关系。
回到岛内政治，从2016年民进党二度执政以来，外界清楚地认知到，民进党的执政根基即是所谓的“抗中保台”，只有两岸长时间维持紧张的气氛，民进党才能从中渔利并获取更多的民意支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承认“九二共识”并希望在此框架下继续维系两岸和平氛围的国民党必定会导致民进党及绿营支持者的仇视。因此国民党即便希望与民进党保持竞合关系，但客观上难以单方面做到，只能朝向零和赛局发展。
须知国民党过去正是因为坚持“九二共识”，才为国共或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提供了基础，更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启了一段称为“黄金时代”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两岸实现了大规模的交流、合作和发展。将当前国民党面临的困境归咎于“九二共识”无疑是一种战略误判。而放弃或搁置“九二共识”更是一种危险之举，这意味着国民党将失去自身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从而陷入更大的政治困境。事实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曾多次公开表示“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是“创造性模糊”，在没有更好的方案以前，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持续交流。尤其是2021年9月，其在对习近平致其的党主席当选贺电回电中也明确表示，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深盼今后两党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增进互信融合，加强交流合作，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前行，共同造福两岸民众，促进台海和平稳定⑥。马英九更是在最近的返乡祭祖活动中多次强调坚持“九二共识”最符合台湾民众的利益。
危险的“华独”路线
所谓“华独”，即意指“中华民国”代表台湾并且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此派人士主张台湾应该维持“中华民国”的“国号”以及他们认为的“独立”现状，不追求台湾“独立”和反攻大陆，也不赞同被中国大陆统一。这种意识形态支持“‘中华民国’是台湾”、甚至是“两国论”，认为台湾应该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与“宪法”。华独认为台湾已经“独立”，不属于中国，只须维持现状，并主张台湾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追求国家正常化。
连续两次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一败涂地，使得台湾民间开始逐渐认为国民党应该朝向务实“华独”路线调整，也就是台湾与大陆属于“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作为回应台湾主流民意的表现。
这种说法乍听似乎确有其客观道理，但却忽略了前面所述两岸赛局模式改变的客观条件，国民党如果只考虑岛内政治的话，当然可以提出“华独”派主张，并且确实可能获得主流民意的支持。然而一旦将两岸关系纳入考量，在成为零和赛局的两岸现况中，国民党若主张向“华独”派转型，最终结果就是大幅增加两岸武力冲突甚至战争的风险。
这不是危言耸听，对博弈论稍有点瞭解的人都知道，赛局中每位玩家的策略都是根据各玩家实际行为与预期推测，考量收益、机会与成本后产生。一旦国民党转型成“华独”党，中国大陆将不会对“华独”与“台独”做出妥协，只会得到国民党与民进党沆瀣一气推动“台独”的结论，同时将“和统”的机率下修至趋近于零。
而一旦“和统可能”不再，大陆必将会启动“武统”评估，届时两岸进入战争螺旋的机率势必会无法预期地升高。
结语
从历史的角度看，国民党今日的结局，有其发展的必然性。首先，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体系是完全从大陆移植到台湾去后由大陆赴台人士集中掌控的，这种少数人的大中央体制不可能长久适用于台湾。其次，从全中国选出的民意机构代表也不可能永远占有席位，世代交替的自然规律，使其不得不在台湾本岛进行补选与改选。同时，国民党当局长期偏安台湾，宣扬本土（即“复兴基地”），对抗大陆，污名化大陆，也就自然形成了台湾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体制与政治认同，无形中反而强化了日后的“台湾主体意识”。
但庆幸的是，国民党尚没有忘却自身的政党理念，强调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扮演积极角色，强调要维护台海和平与台湾安全仍然是国民党目前宣扬的主旋律。惟愿国民党能够勇于面对现实困境，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在维系岛内重要政治版图的同时，努力将台湾从民进党启衅导致的两岸紧张的歪路上拉回到和平发展的正轨。
注释：
①两岸8年签署27项协议，10项协议涉经济合作，法制晚报，2015年11月6日。
②中华民国国库黄金运送台湾行动，维基百科。
③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全国法规资料库，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08
④30年输给60天...台中颜家怎么了？一场补选，发现推倒派系高墙的新兴力量，财讯，2022年1月20日，https://www.wealth.com.tw/articles/7298122a-6ae2-4c86-acaa-c364af5d15e7
⑤吴强，台湾近二十年来的三次课纲修订，统一论坛，2015年第6期。
⑥朱立伦：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德国之声，2022年6月7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7月号，总第3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