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評社香港6月7日電（記者 段曉魯）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在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關係總體發展良好，經貿領域的合作日益深化，為雙邊經濟發展帶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但新冠病毒、未來經濟合作模式的轉換及區域經濟合作發展方面，有著不少挑戰與機遇。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倪月菊接受了中評社的專訪，就未來中日經濟模式轉型及疫情下中日經濟合作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解答。總體來說，倪月菊認為，未來中日經濟合作更主要集中在服務領域、高科技領域和“第三方”市場合作，而在疫情下中日兩國應在RCEP框架下，加強合作，聯合應對突發事件可能給全球價值鏈帶來的衝擊，亦應加強在醫藥領域的合作，對全球公共衛生做出貢獻。
倪月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全日本經濟學會理事，歐美同學會留日分會副會長。1988年始在瀋陽財經學院任教，從事經濟史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博士學位。學術論文有“21世紀的中日經貿關係”，《中國遠洋航務》、“國際貿易形式回顧”，《2003－2004年：世界經濟分析與預測》、“世界貿易發展綜述”，《世界經濟年鑑》等。
中評社：您對岸田文雄推出的新資本主義政策有什麼看法？您認為，這與安倍經濟學有何不同？
倪月菊：無論是岸田的“新資本主義”還是安倍經濟學，均以實現經濟增長為終極目標，從這點上看，兩者的目標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實現經濟增長的手段有很大的差別。“新資本主義”主張通過“分配的良性循環”促進增長，具體手段就是通過加大對“人”的投資，提升消費能力，以刺激經濟增長。因此，有人稱岸田的“新資本主義”為“令和收入倍增計劃”。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則是希望通過打財政、金融和結構改革的“組合拳”來促進經濟增長。目前，岸田的“新資本主義”政策的具體實施方針還沒有公布，對其具體的實施效果和前景評價為時過早。但從基本發展思路看，似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必須注意的是，當今的日本與當年的日本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有很大的不同。6－70年代的日本經濟處於上升階段，經濟增長潛力大、勞動力充沛；當今的日本在經歷了長期的泡沫經濟後經濟增長一直低迷，又面臨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的雙重壓力，如果仍然按當年的藥方抓藥能夠治日本的頑疾嗎？這是令人存疑的。
中評社：日本對中國40多年的援助計劃（ODA）今年停止，經濟援助停止對中日關係有何影響？
倪月菊：40多年的ODA對華援助計劃落下帷幕。客觀地講，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日本也從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可以說，ODA是一項“雙贏”的計劃。經濟援助停止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儘管中國人均GDP與日本差距很大，但畢竟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因此，日本國內反對繼續對華實施援助的聲音越來越大。但終止對華經濟援助並未意味著終止中日關係，而是換一種方式合作方式，即從友好援助模式向對等互惠發展模式轉變。事實上，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對華援助規模已經大大減少，但中日經貿關係卻越來越緊密。所以，我認為經濟援助停止並不會對中日關係產生過多影響。
中評社：有人認為，從中日經濟合作的歷史來看，日本對中國的投資形式多數都是“我出錢你出力”，您是否認同這個看法？在勞動成本上升的中國，以往的經濟合作模式可能遭到淘汰，您認為，未來中日經濟合作模式有那些地方可以突破？
倪月菊：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勞動力資源豐腴且成本低，但資金和技術資源短缺。日本則恰好與中國互補，人力成本高，但資金和技術豐腴。因此，成本尋找型，繼而是市場尋找型的日本投資大量進入中國。這也恰好符合“雁型發展模式”理論，東亞生產網絡也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是符合各國的比較優勢的，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和技術的同時，勞動力成本也開始上升，“我出錢你出力”的合作方式已很難為繼，這也是為什麼部分日企遷離中國以及大量中國企業“出海”的重要原因。未來，中日經濟合作更主要在服務領域（如：大健康、中醫藥）、高科技領域（共同開發合作）和“第三方”市場合作等。中日雙方將基於新的比較優勢，基於互惠互利原則展開合作。在高科技領域，中日在節能環保、先進裝備製造、生物醫藥、新材料、海洋科技、人工智能等方面合作的空間很大。
中評社：RCEP的生效為區域經濟合作帶來契機，您認為這對中日貿易帶了什麼正面影響？如何利用好這項協定促進未來中日經濟發展？
倪月菊：RCEP的最大亮點是在原有5個“10＋1”的基礎上，新增了中日之間的自由貿易關係。RCEP實施後，兩國間的經濟合作將實現制度性突破，對擴大雙邊貿易、投資，以及促進形成更強韌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有積極推動意義。同時，RCEP為強化中日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增強了合作的動力。我們應充分利用RCEP為兩國合作提供的新機遇，促進雙邊經貿關係的發展。首先，利用進一步提高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及便利化水平，增強兩國間的貿易粘性。以關稅削減為例，截至2019年，中國對東盟10國和澳大利亞進口產品的零關稅率均達到94%，新西蘭高達到98%，而對日本進口產品的零關稅率僅為19%，日本對中國進口品的零關稅率為45%。
RCEP生效後，最終兩國承諾的零關稅率將達到86%。關稅的大幅度下跌必將帶來貿易創造效果，進一步促進雙邊貿易的發展。其次，RCEP的原產地累計規則將使成員國更趨向於在RCEP區域內布局產業鏈和供應鏈，有利於促進以中日為雙頭雁的亞洲新發展模式的形成。中日在全球價值鏈重塑的大背景下，發揮引領作用，共同促進亞洲區域價值鏈的穩定發展。再次，在RCEP框架下，任何一個“走進”其他成員國的跨國企業，均可以在東道國享受國民待遇，方便、自由、無成本或低成本地從母國或其他成員國獲取生產所需的原材料、中間品和相關的上下游服務，資本、技術和產能在成員國間的流動自然就會順暢很多，這也將進一步促進中日兩國的經貿合作乃至產能合作，為進一步深化兩國間的經貿合作提供新動能。
中評社：這次拜登亞洲行，在日本啟動的印太經濟框架，您怎麼看？是否會對RCEP、CPTPP帶來衝擊？
倪月菊：印太經濟框架並不是我們理解的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合作協議或自由貿易協定，它是一種超越傳統貿易協議的新合作方式。因為其合作內容既不包括談判降低關稅的計劃，也不包括清除市場准入壁壘的廣泛措施。也就是說，這種新的合作方式並不在乎貿易和投資本身的自由和便利化，而在乎的是規則和標準制定，以及以“共同價值觀”為紐帶，打造一條獨立於中國的供應鏈體系。因此，可以說，印太經濟框架實際上就是要打造一個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的印太經濟同盟。其針對RCEP和中國的意圖非常明顯。
從該框架的四大支柱內容看，這種新的合作方式體現了美國自我為中心極端“自私”的本質，體現在每個支柱都有其精心打算的“小算盤”。如不涉及降低關稅或市場准入，是為了避免國內“藍領”受衝擊，造成失業；規則和標準的制定、核心產業價值鏈的重構，要建立“價值觀經濟聯盟”共同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基礎設施和低碳的內容，是為了削弱中國的影響力，為美國重返印太鋪路；稅收和反腐敗內容，是為了促進跨國公司重返美國，實現其“再工業化”戰略。
可以說，這是一個絕對利己的“單贏”方案，又要其他成員國心甘情願的“綁在自己的戰車”有一定的難度。因為對其他成員來說，一方面，無利可圖的“空頭支票”，很難引起足夠的參與熱情。另一方面，又要承擔與中國這個經濟大國脫鈎的風險。對於RCEP成員國來說，一定要認真權衡利弊，畢竟中國是這些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如果全心全意為美國對華供應鏈脫鈎埋單，可能對自身經濟造成巨大的損失。更何況，這個新型的經濟合作框架，是一種相對鬆散和自由的參與模式，因而約束力有限，存在很大不確定性。所以，我認為RCEP和CPTPP的衝擊有限。
中評社：去年9月16日中國正式申請加入CPTPP，您認為，中國加入CPTPP會對中日經濟帶來什麼積極作用？
倪月菊：CPTPP規則代表了21世紀國際經貿規則的方向，也是迄今為止最高標準的區域經貿規則。但遺憾的是，自從美國退出TPP後，CPTPP的國際影響力大打折扣。中國申請加入CPTPP，表達了願意進一步擴大開放，與國際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接軌的強烈願望。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貿易國，如果中國能夠以更開放的姿態加入，無意將對世界經濟增長起到推動作用，也將提升CPTPP的國際影響力和吸引力。雖然中國和日本都是RCEP的成員國，但從開放水平看，CPTPP更高。一旦中國加入，日本所獲得的利益也更大。據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預測，中國的加入，將使日本2030年的實際收入增加680億美元。中國不僅可以用CPTPP的高標準來進一步倒逼國內改革，也可以在CPTPP的框架內，享受更優惠的貿易和投資機會，進而促進經濟增長。CPTPP和RCEP合力共同促進中日關係的發展。
中評社：目前看來日本仍希望美國回到CPTPP中來，但美國對此似乎並無興趣，您怎麼看？
倪月菊：讓美國回到CPTPP中來，是歷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菅義偉和岸田文雄）共同努力的方向，然而美國並無意吃回頭草。這是因為美國當年退出TPP，遭到國內藍領階層的強烈反對。畢竟參與自貿協定的成員方既要“獲得”也要“給予”，即在獲得其他成員國的給予的優惠關稅和更便利的市場准入的同時，也要給予對方相應的好處。而美國國內藍領擔心因此會被其他成員方“剝奪”自己的工作機會。如果拜登宣布重回CPTPP的話，可能對其選票造成一定的影響。但RCEP的啟動，無疑又給美國的印太戰略帶來了不小的影響。如何能在保住票倉的情況下，又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呢？於是，美國拋出了印太經濟框架協定，希望用這種新的合作方式，達到“兩全其美”的目的。
中評社：日本經濟藍皮書認為，日本對中國市場的定位已經逐漸從加工製造中心和出口基地，向消費中心轉移，這對未來中日雙邊貿易會帶來什麼影響？
倪月菊：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成本優勢正在逐漸喪失，但中國不斷擴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和消費者的消費升級，都日益凸顯了中國作為消費中心的魅力。在中國現階段的消費升級中，增長最快的是教育、娛樂、文化、交通、通訊、醫療保健、住宅、旅遊等方面的消費，尤其是與IT 產業、汽車產業以及房地產業相聯繫的消費增長最為迅速。未來，中日雙邊貿易中的加工貿易占比會越來越低，服務貿易增長會比較快。比如，大健康、文化、教育、娛樂、旅遊等的貿易會有較大增長。
中評社：您認為，日本加入亞投行是否受到政治層面的干預？亞投行對於中日經濟合作是否是一個新的舞台？
倪月菊：快速成長的亞投行，越來越成為需求強勁的亞洲基礎設施的重要供給者。共同推進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顯然可以成為中日合作新的重要舞台，因為中日兩國不僅都自身就處在亞洲經濟圈，且在該地區都擁有大量投資，共同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符合兩國利益和地區利益。目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其他大國關係一直是影響中日兩國關係的重要因素，日本是否加入亞投行，不可避免會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無論日本是否加入亞投行，中日經貿合作都應是兩國合作的主旋律，這對兩國經濟、亞洲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都至關重要。
中評社：新冠疫情對全球化造成嚴重衝擊，您認為，疫情下中日經濟合作面臨哪些機遇與挑戰？
倪月菊：疫情對全球價值鏈造成了嚴重衝擊，凸顯了加強區域價值鏈粘性和韌性的重要。中日兩國均是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參與者。因此，中日兩國應在RCEP框架下，加強合作，聯合應對突發事件可能給全球價值鏈帶來的衝擊。同時，疫情也給中日兩國加強在醫藥領域的合作提供了機遇。首先，日本的危機處理能力和水平世界領先，具有豐富的應對和管理經驗。同時，日本在基礎醫學理論研究方面也在很多領域處於世界的前沿。中國則是後期之秀，特別是在應對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疫苗研發中也體現了中國研究和開發實力，為世界所稱道。在建設健康絲路中，中日兩國應該攜手合作，在醫學基礎理論研究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的方式方法上多交流互鑒。其次，文化同源使東北亞地區成為中藥使用和中藥進出口的重要地區。據統計，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東北亞是中藥類產品出口最多的地區，占出口總額接近一半，其中以日本最多，出口產品主要為提取物和中藥材及飲片。中國雖然是中藥的發源地，但在中藥成分提取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未來，中日可以在中成藥領域加強合作。再次，中日應加強與日本科研機構或企業在疫苗開發上的合作，不僅可以強強聯合，發揮各自的優勢，加快研發進度，也可以促使雙方對疫苗的互認。
中評社：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您對未來中日關係有什麼期待？
倪月菊：中日關係歷經50年的發展，兩國各領域交流合作實現質的飛躍。中日雙方應以50周年為契機，以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及雙方共識為基礎，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這就要求中日兩國要堅持合作共贏，做大共同利益。一方面，要積極推進各領域務實合作，提升合作質量水平，把兩國關係推向一個系階段；另一方面，要增強互信，管控好分歧，確保中日關係行穩致遠，把一個更加成熟穩定的中日關係帶入下一個50年。
本專訪為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週年系列深度專訪之一，更多內容敬請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