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6月22日电（记者 张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霞琴近日接受中评社专访，谈及近期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挑战、日台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等热点话题，她表示，岸田文雄上台执政后，国际局势出现新的变化，中日关系取得重大改善的空间进一步压缩，中日关系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对抗性增强，日本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在涉港、涉疆、涉台等政治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将台湾问题比喻成乌克兰问题，渲染中日安全困境，导致中日关系总体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漂流和倒退。在双边关系层面，岸田对华政策的基调是“不作为”和“冷处理”，避免与中国正面进行交锋或者冲突，认识到构建“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对双边关系而且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都至关重要。特别在疫情之下，日本对中国的经贸依赖度加深，目前日本经济也是困难重重，所以会规避在经贸领域的重大冲突。
包霞琴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会跟着美国走，所以美国的对台政策会深刻影响到日本的对台政策。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有一些小动作或者有一些突破性的改变，但是对于一中政策这种原则性的问题，美国可能会继续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这对日本有比较大的限制。安倍建议美国放弃模糊战略，是因为日本想清晰，但是如果美国不清晰，日本也不敢清晰。
“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历史渊源，包括文化、经济的联系，比美台关系要深厚得多，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可能考虑得更多一些，特别是对于两岸统一，日本看得更加严重，因为它把台湾海峡看作是海上生命线。所以在日台关系上，日本会继续有一些小动作。”包霞琴说，虽然台湾没有加入印太经济合作框架和CPTPP，但是美台之间双边经济贸易合作是在加快的，日台的双边经济贸易合作也在加快，特别是在半导体领域。在中美战略竞争大环境的结构性制约下，岸田的对华政策总体不容乐观。
包霞琴对中评社说，中美贸易战之后，特别是美国在经济安保领域的一系列对华脱钩政策的推动之下，日本在战略上是有调整的。中日经贸关系的调整，主要表现在经济贸易问题的泛安全化和政治化。日本出台了一些规避性的政策，包括专门设立经济安保大臣，推出一系列的法案规避中美贸易脱钩可能会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的一些影响。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包霞琴表示，5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非常深入和全面，特点是经贸关系为基础，带动政治关系和民间关系的全面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中日政治关系起伏不定，缺乏相互信任，导致安全关系的对抗性增强，这对中日关系的冲击很大，甚至会对中日经贸关系带来冲击。要稳定中日关系，就要对安全领域、外交领域的对抗性进行一些管理和规避。但由于日美同盟的存在，中日在安全关系领域的管控机制非常脆弱。虽然中日双边关系中建立了很多的互访机制和联络机制，但是经常会被打断，缺乏稳定性。而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定位问题可能是未来中日关系最大的危机和障碍。
包霞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日本学会理事、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与外交，主要侧重战后日本亚洲外交、日美关系、中日关系等领域。先后出版《战后日本亚洲外交》、《转型期日本的对华认知和对华政策》等代表性著作，翻译出版《占领与改革-日本近现代史丛书之七》，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
以下是访问全文：
日本介入多边外交 多方面对华施压
中评社：您怎么看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发生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
包霞琴：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给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冲击。特别是俄乌冲突之后，日本在外交上改变了过去比较谨慎的姿态，高调选边站队，积极介入多边外交活动。
日本配合美国对华战略，对中国进行多方面施压：第一，在中国对俄政策方面施压；第二，渲染台湾是第二个乌克兰，提升与美国安全合作，提高对中国的威慑力，在政策和舆论两方面表现得非常活跃和突出。
俄乌冲突之后，日本有一些具体的高调介入的措施，比如在首相官邸设立了针对俄乌局势信息总汇的“官邸联络室”，总体把握俄乌冲突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特别是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并紧跟美欧加大对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日本要求中国和美欧联合抵制俄罗斯的所谓“入侵”，并通过G7等牵制中国对俄经贸合作。日本坚定站在欧美同一战壕的背后是所谓“乌克兰问题就是日本问题”，渲染“绝不能让今日乌克兰成为明日台湾”。可见其积极介入乌克兰危机的主要目标是介入台海问题的冲动和直指中国的战略考虑。
日本的一些智库认为，G7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是有效的，但要提高对俄制裁的有效性，必须让中国也加入。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认为，如果中国不参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制裁效果会大打折扣，俄罗斯GDP所受的打击也会大幅下降。
俄乌冲突引发日本国内对“台湾有事”的关注。早在2021年12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在演讲中提出“台湾有事论”，声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同日美同盟有事”，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今年4月，安倍又在美国《洛杉矶时报》发文，再次将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进行类比，还建议美国抛弃“战略模糊政策”来明确协防台湾。在台湾问题上安倍之流比美国走得更远，他们试图将乌克兰问题和日本对台政策的突破联动起来，背后的战略考虑就是突破日本对台政策上的一些禁区，渲染台海的紧张局势。
这些炒作在日本国内是有效果的。俄乌冲突之后，日本经济新闻做了民意调查，2月的调查显示，77%的受访民众担心俄乌冲突会导致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不担心的祗有11%。日本共同社在3月份也进行了民调，75.2%的受访者担心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会引发中国单方面“武统”台湾，还担心钓鱼岛的现状。
由此可见，自民党内部鹰派势力抬头和渲染，引起了国民恐慌；民调的出台又进一步推动了鹰派势力在这些问题上更强硬。两者是互推互动的关系。
俄乌冲突之后日本渲染紧张局势的最终战略考虑，除了介入台海之外，还有就是推动防卫政策的转型。一些日本的保守派认为这是日本推动防卫政策转型的契机，年底即将出台的日本三大安保领域的文件会有重大调整。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和安保调查会于4月份联合提交给岸田内阁的建议草案有明确的修改内容，第一，建议政府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反击能力不仅可以摧毁对方的军事基地，还包括对方的指挥所等，这是突破性的变化。第二，参考北约国防预算占GDP2%以上的目标，建议政府在5年内提高国防预算，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量。第三，将中美战略竞争视为“第二次冷战”，预计中美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全面提升紧张关系，日本则是站在了中美对立的“最前线”。
这些修改内容与修宪目标是联动的，比如反击能力与专守防卫政策是相悖的。修宪可能不是现实的目标，主要是为了缓解日本国内对于这些政策出台是否违宪的质疑，顺利把这些明显违宪的条款写入三大文件中。岸田也说修宪要增加讨论，不要当作一个禁区。所以具体修宪的过程比较繁琐，启动不会太快，但和平宪法空心化的势头进一步加快。
日本将防卫政策和对台政策、俄乌冲突进行关联，来实现战略目标。在具体的政策推进过程当中，特别强调和欧洲的互动，塑造所谓“欧亚联动模式”，比如近期日本和英国达成了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共识；岸田考虑参加北约峰会；英、法、德介入印太地区的安全，将欧洲力量拉入印太为日本背书。这些操作将进一步激化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直接影响中日关系大局。
在今年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外交蓝皮书里，对于台湾的定位是极为重要的伙伴和朋友，并明确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卫组织。在经济安保领域日台关系也有所推进，主要是台积电和索尼公司合作，要在熊本进行合资建厂，然后由日本政府出资进行支持。
日本的经济安保政策变被动为主动
中评社：岸田政权上台不久就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这一法案带有与中国经济脱钩色彩，这是否意味着岸田政权对华经济政策并不友好？日本的“经济安保政策”将对中日关系产生哪些影响？
包霞琴：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日本对于经济安保有一个战略性的考虑，过去经贸关系一直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所以经贸关系与政治问题有时是脱节的。所谓的政经分离，就是在政治问题、外交问题上有矛盾时，经济贸易领域一直是例外。中美贸易战之后，特别是美国在经济安保领域的一系列脱钩政策的推动之下，日本在战略上也进行了调整。
中日经贸关系的调整，主要表现在经济贸易问题的泛安全化和政治化，这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新趋势。日本出台了一些规避性的政策，包括专门设立经济安保大臣，推出一系列的法案规避中美贸易脱钩可能会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的一些影响。
在特朗普时期，日本是比较被动的。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日本的一些企业深受影响，但是拜登上台之后，日本的经济安保政策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调整，日本开始重新评估和应对所谓“对华过度经济依赖”、“供应链脆弱性”等问题。今年日本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标志着在政策上要进一步落实和推进。
《经济安保推进法案》的四大支柱内容包括：第一，强化特定重要物资的供应链。日本的相关供应链会对中国有规避，不允许和中国产生比较多的合作；第二，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问题，比如交通、网络等，主要是为了应对中日关系一旦恶化，怎样保全日本的基础设施安全。第三，政府支持尖端技术的研发，限制在尖端技术领域与中国合作。高科技领域的脱钩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为提升技术研发效率，日本对敏感技术出口、外国在日投资以及访日研究人员、大学等机构申请国家研究资金要加强监管。第四，安保领域技术专利的申请非公开化，即考虑在敏感技术领域引入秘密研究、特许制度等，以防止技术外溢。
总体来看，日本的经济安保法如果落实的话，对于日本相关产业的影响比较大。相关企业的活动会受影响，自由竞争也会被扭曲。
包霞琴：日本的经济安保政策与美国的印太经济合作框架在部分内容上是相关的。
印太经济合作框架的四大支柱中的“贸易的公平强韧、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这两点与经济安保政策有很高的重合度。
印太经济合作框架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减碳，是针对第三国的基础设施设置的。日本的印太战略最初就提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取得比较多成果，对日本冲击比较大。日本认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比较强调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对抗，但是缺少经济这一环，特别是对于印太地区的经济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是不够的。所以印太经济合作框架的出台，是弥补了美国这一块的缺失。日本对于经济合作框架是有期待的，因为美国的印太战略和日本的印太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地区的投资方面做一些对接与合作。
但是现在印太经济合作框架的具体投入还是比较少，与中国“一带一路”的资金量相比太少了，而且拜登政府依然坚持贸易保护主义，不提供市场准入便利，所以日本对于印太经济框架的期待也不是特别高，对于美国在地区的经济投入，日本也非常清醒的。同时，日本认为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必须把东南亚国家纳入进来，建议美国在框架启动时要采取灵活政策，吸引更多国家加入。
所以，印太经济框架没有很多约束力，是比较自由宽松的框架，它采取“一国一策”的菜单式参与形式，其核心是将主要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种相对松散和自由的参与模式体现了美国经济力量的虚弱，也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印太经济合作框架最大的亮点在于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上，日本期待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合作，比如对印太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这方面，日本觉得美国可以做一些事情，特别是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日本也期待能够从美国获得更多的尖端技术。美国毕竟在数字经济、高科技领域比日本发达得多。
日本加入IPEF与加入RCEP不矛盾
中评社：除了IPEF，日本还是中国主导的RCEP的成员，在中美经贸脱钩的大背景下，日本为什么选择成为RCEP的成员国？这与日本成为IPEF的成员国矛盾吗？
包霞琴：日本经济对外依赖度特别高，所以它积极参与印太经济合作框架，又继续主导和推进CPTPP，也参加RCEP，日本参与了印太地区的三大经济合作框架，而美国、中国、印度都只参与了其中的一个。
日本在地区贸易合作领域有主导性和积极性，这与它自身的对外依赖度和经济发展战略是相关联的。所以日本参加印太经济合作框架与参加RCEP并不矛盾。在RCEP中，很多统计数据显示日本获利最多。另外，日本在RCEP规则的制定、高标准的设定等问题上，还要起到主导作用，对于牵制中国的影响力和主导权也会产生一定效果。
岸田任内中日关系改善空间不大
中评社：2020年年初，中日关系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您认为在岸田文雄任内中日关系有改善的可能性吗？
包霞琴：岸田上台之后，无论是日本国内还是国际局势，都发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所以岸田的对华政策是跟着形势走的，一边跟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走，一边跟着美国的战略走。这跟岸田自身战略主导能力有关联的，他在自民党内部的影响力可能没有安倍那么强，需要平衡自民党内部的各种力量。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俄乌冲突使安全问题特别突出，自民党内部的防卫族势力抬头，岸田的对华政策也深受影响。
总体来看，中日关系在安全领域的对抗性增强，日本将台湾问题比喻成乌克兰问题，渲染中日安全问题的困境。外交影响力也是日本和中国竞争的重要领域之一，主要表现在对地区的影响力、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如果日本要压倒中国的话，就要借助一些力量。岸田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利用俄乌冲突在外交影响力方面牵制中国的做法非常明显。
但是在双边关系层面，岸田基本上是“不作为”和“冷处理”，不和中国正面进行交锋或者冲突。谈到对华关系的时候，他说要建立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这是岸田对华政策的一个基础；但另一方面，岸田又说要建立一种坦诚的、该说要说的关系。这与安倍时期的对华政策，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利用多边场合来指责和牵制中国，是日本近年来一贯的手法，无论在G7，还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对话中，总是不忘拿中国说事儿。
岸田在双边关系上的立场和表态，也是出于日本自身利益的考虑。中日关系在安全领域的困境无法破解，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在扩大，但是日本又要牵制中国，只能利用第三方、利用国际舆论，这是日本近十多年来惯用的手法。
日本对于中日正面交锋或发生冲突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中日关系如果出现重大危机，无论在安全领域还是在经贸领域，对日本都没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在疫情之下，日本对中国的经贸依赖度进一步加深。日本目前经济也是困难重重，所以要竭力规避对经贸领域的冲击。
虽然日本非常强调供应链的调整和部分“脱钩”，但这是局部的，不是全局性的。日本的传统产业对中国的投资、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是无法改变的。比如汽车产业是日本的支柱产业，中国是日本汽车产业的最大的市场，所以日本不能失去中国市场。
秋季的参议院选举也是岸田要考虑的，他要迎合一些民意或者舆论的反应，所以非常关注舆论对俄乌冲突的看法，这也会影响到岸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在参议院选举之后，岸田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一定会有一些纪念活动，气氛也会随之改善。岸田的对华政策可能会转为比较务实，进一步推动两国在可以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包括民间交流、旅游行业的开放，以及留学生政策等等，都会回到疫情之前，这些对日本的经济发展都会带来利益。
所以中日关系重大改善的空间比较狭窄，因为中日关系根本性的改善或者重大改善，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安全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包括日美同盟，这个问题不仅仅依然存在，而且在加剧，所以中日之间健全的安全关系的缺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日本将在日台关系上有更多小动作
中评社：去年以来，日本频频插手台湾问题，如2021年4月，美日峰会的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到台湾；安倍晋三多次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您认为日台关系提升会在多大程度上冲击中日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未来是否还会有进一步举动？
包霞琴：唯一对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冲击的是台湾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会跟着美国走，所以美国的对台政策会深刻影响到日本的对台政策。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有一些小动作或者有一些突破性的改变，但是对于一中政策这种原则性的问题，美国可能会继续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这对日本有比较大的限制。安倍建议美国要放弃模糊战略，是因为日本想清晰，但是如果美国不清晰，日本也不敢清晰。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跟美国不一样。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历史渊源，包括文化、经济的联系，比美台关系要深厚得多，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可能考虑得更多一些，特别是对于两岸统一，日本看得更加严重，因为它把台湾海峡看作是海上生命线。所以安倍一系列的讲话，包括要明确中国如果“武统”会产生什么后果等，都是日本牵制中国的表现。
所以在日台关系上，日本会继续有一些小动作，比如计划派防卫省现役文官驻台。未来日台关系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领域，第一个是安全领域，特别是情报领域的合作，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海活动的情报信息的沟通与合作。第二个是区域经济合作领域。虽然台湾没有加入印太经济合作框架和CPTPP，但是美台之间双边经济贸易合作是在加快的，日台的双边经济贸易合作也在加快，特别是在半导体领域。
中评社：中日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持续走低，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两国民间交往应如何提振？
包霞琴：中日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比较低，起因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历史问题、领土争端，但是这些问题涉及到国家战略，所以无法很好地管控和处理，导致问题不断发酵，带来双方对对方好感度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如果双边的政治关系和战略关系处理不好，民间交往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中日双方的民间关系，包括企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深厚和广泛的，但是都不能直接影响国家的政策，这是因为在决策过程中，对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力的是政治家、国会议员。日本国会和自民党的全面保守化、要提高日本的国际社会影响力、推动所谓的国家正常化的声音更大了，这股力量在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在提升。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可能归结到最后还是战略定位的问题。
俄乌冲突后，大国竞争和博弈日趋激烈，日本投入大量资金和外交资源展开活动，试图重塑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力争在新一轮博弈中增强国际影响力和地区主动权，这对重塑未来中日关系将产生深刻影响。
对华战略定位问题或是中日关系最大危机
中评社：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您如何评价5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包霞琴：5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非常深入和全面，特点是经贸关系为基础，带动政治关系和民间关系的全面发展。经贸关系是压舱石，这是一个现实，也是一个特点。从改革开放开始，中日的双赢合作带动了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
中日关系的第二个特点是政治关系的起伏不定。中日关系有其复杂性，复杂性在于50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三大障碍，比如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争端问题、台湾问题，不时地跳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全面健康深入发展。进入到21世纪之后，更大的问题是日本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日本把中国崛起看作是一个威胁，这种认知在钓鱼岛争端发酵之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之后，他的智库发表过一个报告，把中日关系定位为复杂关系，认为经济上中国发展对日本是红利和机遇；在政治关系上，中国是竞争对手，主要是对地区影响力的竞争；在安全领域，把中国军事力量发展视为担忧事项。所以中日关系在经贸、政治和安全三个层面是割裂和矛盾的，这种定位导致在小泉时代中日关系的特点是政冷经热。
中日之间的政冷经热进入21世纪后一直维持着，虽然时有回暖，但总体上中日在政治和外交上有竞争，在安全领域有对抗，特别表现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安倍上台之后，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所谓“不承认、不谈判、不搁置”的强硬政策，这对中日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效应。
钓鱼岛问题在日本国内不断发酵，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在用实力改变现状，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是日本的威胁，这种观念导致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变化。日本的外交蓝皮书一直把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当作日本的担忧事项，要求中国国防费用透明化等等，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导致现在自民党内部鹰派势力要求把中国提升为日本的重大威胁。
中日政治关系的起伏不定，发展到安全关系的对抗性，这对中日关系的冲击很大，甚至会对中日经贸关系带来冲击，经济安保政策的出台就是具体表现，所以要稳定中日关系，就要对安全领域、外交领域的对抗性进行一些管理和规避。但由于日美同盟的存在，中日在安全领域的管控机制非常脆弱。所以，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定位问题可能是未来中日关系最大的危机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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