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明德妻指谢长廷是特务，喊话法庭唯一的路

陈嘉君指谢长廷就是特务，施明德脸书转发。（取自施明德脸书）

　　中评社台北10月21日电（记者 黄筱筠）民进党特务风波越演越烈，在驻日代表谢长廷公开替创党已故主席江鹏坚辩解后，前主席施明德太太陈嘉君今天一早再度在脸书长篇文章回应，并且直指谢长廷也是特务。陈嘉君说，“我为什么敢于公开说谢长廷是特务”，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前“调查局长”高明辉先生陈述他的亲身见闻。高不只对他这样说，也在法庭上作证说，谢长廷是自己人，前“调查局长”阮成章曾颁发奖金给谢。

　　陈嘉君也对谢长廷说，你若“不是”特务，上法庭是唯一一条路。请无需顾虑我们，无需用冠冕堂皇的言语逃避。否则你就是。

　　施明德脸书也转发陈嘉君脸书，并说，“真相是用表决决定的吗？和解是以权谋促成的吗？”

　　陈嘉君脸书全文：

　　【公开回覆谢长廷】

　　一、关于江鹏坚先生向施明德袒露自己的特务身份一事：

　　特务工作需要隐匿身份，这是身为特务的天职，亲人朋友被蒙在鼓里非常正常。

　　江鹏坚先生的特务身份，一如黄国书先生的线民身份，一如谢先生你自己的特务身份，都需要彻底隐藏身份才能从事情报工作。特务的身份一旦曝光，对身边的亲人、朋友和社会大众造成震撼，是很自然的事。这也是经历过半个世纪的特务统治后，台湾社会非常需要真相与和解的原因。

　　江太太显然不知道江鹏坚与施明德先生见面一事，更不知道江与施谈话的内容，也不一定知道江派司机将证物送到施明德先生的“国会”办公室一事。如今，江太太对自己无法也不能澄清的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像他先生一样勇敢地“坦然接受”。江太太多说无益，就像妻子说再多也无法替一个外遇的先生澄清他没有外遇，是一样的道理。

　　江鹏坚先生的特务身份不仅经由他亲自向施明德先生告白，他自己还提供“证据”给施先生保管。显然他用心良苦，思考周虑。任何人难以辩驳。基此，江鹏坚的太太，或是江鹏坚的诸多好友、同事基于任何理由出来替他澄清与辩护，都是没有证据力的，作为律师的你其实非常明瞭。

　　二、关于谢长廷先生的特务身份一事：

　　谨提供下列论证与资讯，供台湾社会、媒体和读者自己仔细判读。

　　1、历史逻辑：美丽岛军法大审15名辩护律师，请告诉我们谁“不是”蒋经国派来的？

　　Ａ、以雷震案为例：（1960年至1970年之间入狱十年）

　　梁肃戎律师担任雷震辩护律师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蒋介石的安排指示。

　　根据施明德先生的亲身经历：在党外总部工作时期，关中与梁肃戎代表国民党，向黄信介与施先生等人提出沟通的要求，因此吴三连（自立晚报的董事长）作东，邀双方见面吃饭。席间，施先生向梁肃戎先生说：“你好勇敢啊！你好了不起！”梁肃戎问什么事？施先生说：“你敢替雷震辩护。”梁肃戎笑起来：“我哪里敢，是蒋先生找我的，雷震的法庭是公开审判，会有国际媒体都来。他说，法官我们信任，检察官我们信任，然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我们信任的律师来替雷震辩护。所以就由你来替雷震护。”由此推论，在那样的独裁统治时代，根本没有公平审判的空间，这我们早就知道（法院都是国民党开的，这句话民进党喊了三十年。）更遑论不受政府控制的律师。

　　Ｂ、以“促转会”公布之资料来看：

　　光是从“促转会”公布的80年后的校园档案资料，就已经呈现出非常绵密的特务部署系统，“全国”校园有三万人以上。以下为引用资料与出处：

　　a、透过分析监控档案，发现遭监控的学生社团或宗教团体，经常会被打入或拉出数名线民，这些线民通常与固定调查员合作，同一桩监控案件可能由好几位调查员共同负责，再透过所属调查处站向“调查局”回报侦查进度或接收监控指令。至于跨县市的监控案件（例如台大师生到外县市活动），会由外县市调查员利用当地线民回报被监控者的言行动态，再将这些情报直接传回“调查局”；此外，“调查局”为强化大专院校安定工作，另由“调查局”第二处循保防体系在各大专院校建立重点布建1000人左右。根据统计，“调查局”于1980年代在全国布建的线民总数超过3万人以上，试图组成滴水不漏的社会监控网络。参：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10170203.aspx

　　b、根据“促转会”委托林国明教授所做的报告：《威权统治时期校园与社会监控之研究》：“以本研究关注的1980年代校园和宗教监控为例，主要负责单位便是“法务部调查局”。为了尽可能掌握台湾社会的风吹草动，“调查局”在阮成章担任局长期间，曾将大量预算投入负责布建业务的第五处，并运用庞大线民／协力者对特定个人与群体进行严密监控。当时，“调查局”要求每位外勤调查员要掌握数十名布建人员，希望藉此达成“每五百人之中就有一个布建”的规模。根据“调查局”在1981年3月编印的《布建工作手册》，布建人员依其工作目标和重要性，可以分为侦破布建、内线布建、重点布建、一般布建（又称通讯员）四类，而在一般布建之下，还有一批协助“调查局”工作、却不愿参加该局组织的运用人员。”

　　c、以历史情境与条件而论：

　　基于上述两点，我们反推回去美丽岛事件时代的历史情境，试想当年国民党对党外助选团、党外总部、美丽岛杂志社、台中事件、高雄事件等群众运动的特务布建怎么可能比林国明教授所研究的1980年的校园布建更为松散呢。

　　特务于1979年发动大逮补，怎么可能没有更加严密的布建。出乎特务意料之外的是，施明德居然神奇脱逃成功，为了逮补他，除了启动全台湾军警特务系统全力追缉施明德，更不断加码奖金诱惑线民。逮补施明德到案后，在特务严密组织动员监视之下，当局在二二八当天屠杀林义雄全家，紧接着三月在各方压力之下被迫必须公开审判，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要让有理智的人相信“美丽岛辩护律师”里没有特务布建，根本是天方夜谭。

　　吕秀莲表示，除了他自己的哥哥，所有的辩护律师他都不相信。施明德基于他对特务统治和时代的了解，也表示：“在那个时代，我们应该探究的方向是，美丽岛辩护律师谁不是特务？而不是问谁是？所有的辩护律师里，我只认识尤清，他是我的初中同学。”

　　江鹏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很明显的他是代表“调查局”的辩护律师。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有：警备总部、“军情局”、“国安局”、警政系统、党部二组、宪兵系统，而监控不可能是单线进行，每一个系统都需要埋伏至少两名，系统之间也要互相监视，以确保情资的精确度。在这种情形下，美丽岛辩护律师才15个律师而已，全部名额给国民党的特务布建都快不够用，是不是各个特务机构为了做业绩都抢破头了。

　　讲白一点，美丽岛事件15个辩护律师，没有一人曾参与过任何党外时期的民主工作。除了尤清与吕秀莲的哥哥之外，都是一些陌生人，根本与党外没有渊源。脸也没看过，名字也没听过。当时在审判过程，也没有人敢信任他们。每一个美丽岛辩护律师，除了尤清、吕传胜，我们都应该合理怀疑是国民党安排的特务。

　　2、人证：

　　我为什么敢于公开说谢长廷是特务，最直接的因素就是高明辉先生对我陈述他的亲身见闻。高明辉不只对我这样说，也在法庭上这样做证：

　　Ａ、前“调查局长”高明辉跟我本人叙述，1982年间蒋经国先生对时任“调查局长”阮成章表示对谢长廷的表现很满意，“谢长廷是我们自己的人，于是阮先生约谢长廷到仁爱路招待所，请我也出席，见证阮先生颁发二十万奖金给谢长廷。这是局里的规矩。”

　　Ｂ、台北地院检察署检察官余股98年度侦续一字第179号侦讯，于99年2月25日下午3时传讯高明辉作证。在伪证罪7年徒刑的具结之下，高明辉的证词依旧如上。

　　三、关于谢长廷为何不提告？

　　因为只要上法庭，我们就有权调阅谢长廷和“调查局”的档案，谢长廷是特务这件事，就会被彻底地证实，他会立刻失去一切的公信力，名誉扫地。

　　一个人很难自证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比如，一个无辜被控杀人者，很难自己举证没有杀人。因此必须由指控的人提出论证。

　　谢长廷先生若“不是”特务，则他为自己澄清的方式唯有上法庭。因为当他此刻的话语失去公信力，他又无法举证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法庭是唯一的路。

　　上了法庭，他什么都不需要作，是他的被告必须举证，要求法官调查证物，这时法官才能调阅国家档案，让真相大白。王幸男先生控告我毁谤他，我在法庭请求调查证据，法官调阅国家档案，里面清清楚楚记载王幸男被捕之后自请做内线，如何供出“台独”联盟主席张灿鍙住家情报，和“台独”联盟在世界各地的组织等等，巨细弥遗。

　　1977年因邮包爆炸案被捕时，施明德先生尚在坐牢，监狱的莒光日上课，教官周周在课堂上讲述王幸男被捕后的情形，如何供出的情资……等等，试图瓦解政治犯的信心，打击政治犯的士气。王幸男的事根本不需要高明辉告诉我，我们就一清二楚。

　　2006年反贪倒扁时高明辉找我，亲自对我陈述，是担心我被王幸男和你当时对施先生轻挑的辱骂行径，吓到崩溃。他对我说，施先生是一条汉子，我们做特务在里面看太多，没有人像施先生这样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你要相信他，你一定要相信他。他对施先生很有信心，他胆心的是我被你们打倒。

　　所以，你若“不是”特务，上法庭是唯一一条路。请无需顾虑我们，无需用冠冕堂皇的言语逃避。否则你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