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特质”形塑下的民进党行为逻辑分析

民进党执政后许多“转型正义”的作为，都表明它仍是一个“体制内革命型”政党。

      中评社╱题：“革命特质”形塑下的民进党行为逻辑分析　作者：胡本良（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作者指出，民进党抱持着“台独建国”的目标，决定了其具有反体制的革命特质，即便其接受“中华民国”而进入体制内，仍是一个“体制内革命型”政党。这种革命特质对民进党的行为逻辑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争取执政的过程中，革命特质发挥了巨大的助力作用，形塑了民进党独特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与国民党相比形成了一定优势。而在取得政权之后，民进党不仅要搞建设，还要继续革命进行“台独”活动，使得民进党具有不同于一般执政党的行为特点。

      民进党是一个具有“革命特质”的政党

      这里的“革命”主要是从反体制的角度而言的。革命党的典型特征是使用暴力手段从外部推翻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权。民进党在“党外时期”就已经放弃了“武装台独”的手段，后来又极力通过选举进入体制内，因此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然而，民进党依然保留了推翻“中华民国”体制这一根本目标，而其进入体制也是为推翻体制服务，就此而言，民进党又是一个具有革命特质的政党。

      1、民进党本质上是一个“反体制”政党

      从“中华民国”的视角而言，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民进党顽固追求“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试图否定和推翻“中华民国”，具有明显的“反体制”属性。民进党这一特征在内部争论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中逐步显露，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

      民进党成立之初，就对自身定位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这典型地体现在新潮流系和美丽岛系的纷争上。新系把“台独”作为最高追求目标，是优于其他目标的目标，而且这种“台独”是一种纯粹的、不打折扣的、100%的“台独”；在斗争手段上，新系热衷于以街头运动的方式直接冲撞体制。美系同样追求“台独”，但只是把“台独”看作一个遥远的“宗教信仰”，在实际斗争中优先追求执政这个现实目标。在斗争方式上，美系坚持以议会路线为主，以街头路线为辅，街头路线要服从于议会路线。在双方的斗争中，新系由于高举“台独”旗帜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是民进党由隐性“台独”向显性“台独”迈进的最大推手。

      建党之初，民进党的主要诉求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各大势力之间暂时搁置了统“独”争议，没有明确喊出“台独”主张。在1986年底制定的“创党党纲”中，民进党声明“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自主、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住民自决”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含混性，但仍然含有“台独”的因数，此后民进党的“台独”目标也逐渐公开化、清晰化。

      1987年民进党提出“台独言论自由决议文”，声称“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为思想与言论的范围”，为“台独”披上民主的外衣。1988年民进党又制定“四一七决议文”，声称“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以北京为首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民进党宣称，“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之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本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1990年民进党又提出“一零零七决议文”，进一步宣称，“我国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再次强化了“台独”主张。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东欧发生剧变、苏联一夕解体，大陆也出现了“六四风波”，“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民进党认为形势对实现“台独”有利，提出了更加激进的“台独”主张。在1991年10月第五次“全代会”上，民进党悍然通过了“台独党纲”，明确主张“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同时声称“建国”和“制宪”事宜“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台独党纲”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民国”，赤裸裸地宣示建立新的“台湾共和国”，集中而鲜明体现了民进党反体制的革命特质。

      2、民进党向体制内政党转型

      民进党制定“台独党纲”后，不仅在岛内遭到诸多反对，也受到大陆坚决打击，同时也难以获得美国的支持。在内外环境的巨大压力下，民进党内部围绕“台独”路线转型爆发了激烈争论，最终民进党走向世俗化，对“台独党纲”进行了一定的修正，由体制外向体制内转型。

      在民进党转型的过程中，美丽岛系发挥了先锋作用，原来的“激进独派”新潮流系也向“务实独派”转型，被称为“新系美丽岛化”。新系与美系相互配合，主控了路线调整的大方向。而务实派和基本教义派的对立日益尖锐，务实派认为，民进党现阶段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实现执政，喊出了“执政总路线”、“选举总路线”等口号。而基本教义派一味强调捍卫理想，面对现实问题束手无策，在此次转型中处于被动地位。

      1991年“台独党纲”出笼后，在岛内外就引发强烈的震撼和质疑。在当年底的第二届“国代”选举中，民进党遭到重大挫败，得票率仅有23.94%，远未达到30%的选票防线，“台独党纲”成为“票房毒药”。此后民进党开始淡化处理“台独党纲”，1992年制定的《现阶段两岸关系与中国政策》就以“一中一台”为基本架构，并无出现“台湾独立”的字眼。在1996年的首次“总统直选”中，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仅得到21.13%的选票，创下该党历次参选公职的最低记录，进一步刺激了民进党的转型。务实派指出，激进“台独”主张导致选民心生恐惧是选票流失的主因，新世代则抛出“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与老“台独”进行了某种程度决裂。而部分基本教义派则另组“建国党”与民进党分道扬镳，但也减少了民进党转型的阻力。

      随着大陆不断加强“反台独”的斗争，美国也一再宣示“三不”政策，加上2000年“大选”日益临近，民进党进行了更大幅度的调整。1999年5月民进党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提出“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一“决议文”表明民进党的“台独”形态有了重大改变：首先，由原来的追求“台独”，变为维持“台独”现状；其次，首次接受“中华民国”的旗号，只是将其领域界定为“台澎金马及其附属岛屿”；第三，由“台独公投”转变为“统一公投”，减少了挑衅性和敌对性，转为防御性、和平性。“台湾前途决议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进党与现有体制的冲突关系，使得民进党可以在“中华民国”旗号下执政，是一次重大的转型。“台湾前途决议文”意义重大，使得民进党可以对“台独”进行层层包装，蔡英文的“维持现状”、依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等实质上都是这一“决议文”的延伸。

      3、民进党成为“体制内革命型”政党

      经过不断的转型和调整，民进党成为一个矛盾综合体，虽然其身体进入体制内，但思想上并没有放弃反体制的目标，它是以进入体制的方式“反体制”，变成一个在体制内搞革命的“怪胎”政党。

      “台独党纲”仍是民进党的核心理念。“台独党纲”自制定之后，进行修改或废除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停息，但其地位从来没有被真正撼动，反而越来越稳固，成为民进党的“神主牌”。“台湾前途决议文”表明民进党转型为体制内政党，但并不意味着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在制定“台湾前途决议文”时，党内就达成不直接修改“台独党纲”文本的共识。虽然后来民进党的党章规定“决议文”在效力上等同于“党纲”，但这反而凸显了“党纲”重要性，是衡量其他文件的基准和依据。至于所谓的“台独党纲只是历史文件”、“新法取代旧法”等说辞更是混淆视听、自欺欺人，如果真的不认同“台独党纲”何不直接废除，况且民进党后来又制定了更为激进的“正常国家决议文”，那岂不是要取代“台湾前途决议文”？所以“台独党纲”是民进党的根基所在，民进党关于台湾前途和地位的说法很多且差异极大，但“万变不离其宗”，“台独党纲”就是这个“宗”。

      民进党进入体制是为了实现“台独建国”这个大目标服务。“台湾前途决议文”表面上宣示民进党不再追求“制宪、建国”，终究与“台独党纲”存在一定的矛盾。但这是民进党在外部压力下的策略性选择，民进党制定“台独党纲”后就面临着“台独”和执政的冲突，如果死抱着“台独党纲”不放，执政将遥遥无期，这样反而与“台独”的目标越来越远。最终，民进党经过“痛苦”的挣扎，选择了“先执政、后建国”这样一条曲线路径，先接受“中华民国”这个壳，然而利用执政资源逐步蚕食“中华民国”，最终建立新而独立的“台湾共和国”。这种做法实质上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中华民国消灭中华民国”。因此，不能单纯地看待民进党进入“中华民国体制”这一表像，这只是一种谋略和手段，可以说，民进党也在“下一盘大棋”，其暂时委身体制是为了消灭体制，一切都服务于“台独建国”这个最终目标。

      因此，民进党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冲突，既要反体制又要进入体制，两股力量的不时暴发争论。但民进党也基本上能调和这两种力量，在实际运作中成为一个“双面政党”。而接受体制只是“表”，推翻现有体制进行革命才是“里”，是民进党的本质所在。由于执政的重要性，其革命特质经常被掩盖而显得模糊不清，但实际上对民进党具有关键的支配作用，塑造了民进党一系列独特的行为模式。

      民进党在“革命”的助力下争取执政

      民进党像民主政体下其他政党一样，也要通过选举争取执政，但民进党的“革命特质”给了其额外的推动力，使得民进党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像“开挂”一般战力倍增。在这个过程中，争取执政成为目的，革命方式变成了手段，二者不但没有了冲突，反而在民进党身上相互契合、统一起来。

      革命党作为颠覆者和挑战者，在与强大的敌人博弈的过程中形成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斗争方式。民进党作为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政党，也学习和模仿了革命党的诸多精神和一系列手段，并移花接木般地应用到台湾的民主政治之中，“以搞革命的方式打选战”，反而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第一，从精神气质上看，民进党更富于战斗性。革命就像从零开始进行创业，只有奋勇拚搏才有成功的可能，民进党也具有敢打、敢冲、敢冒险的精神。“革命不是温良恭俭让”，要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民进党也形成了好勇斗狠的“狼性”特征。革命要历经艰辛、挫折，后退就是死亡，民进党也具有百折不挠的韧性和死战不退的精神。而在逆境之中，民进党的战斗精神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2008年“大选”形势对民进党十分不利，但仍然有谢长廷、苏贞昌等拚命争当“总统”候选人，而且相互之间杀得“刀刀见骨”。

      第二，从政党性格上看，民进党具有鲜明的草根特征。革命是下层推翻上层的斗争，革命党都立足于底层和民间社会，民进党也自我定位中下阶层的政党，具有极强的草根色彩和乡土气息。草根阶层交往热情、人情味浓厚，民进党也是一个有温度、接地气的政党，总是能与民众打成一片。草根阶层重感性、轻理性，民进党也经常诉诸于感情、善于以情动人，同时具有煽动民粹、反智反理性的一面。草根阶层深受压迫并忿忿不平，民进党也经常摆出受欺负的悲情形象，同时又不断进行激烈的抗争。草根民众具有粗俗、好冲动的一面，民进党内也充斥着一股俗文化，动辄粗言恶语、喊打喊杀，“鲁莽气”十足。

      第三，从政党样貌上看，民进党是一个“青年化”的政党。“青年是革命的柱石”，民进党与青年也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甚至可以说和青年融为一体，处处透露着青年人思维和行为特征。青年求新求变、清新活泼，民进党做事情也不落俗套、反对死板，而是讲究创意、充满青春活力。青年叛逆性强，经常怀揣改造世界的理想，民进党也跟随、怂恿青年的这种倾向，不断挑动青年反抗现有体制，因而几乎总是能够收割学运的成果。青年个性开放、对新事物比较敏感，而民进党也容易接受新事物，率先使用Ptt、Line、Facebook、Youtube等网络新媒体，建立了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第四，在处理内外关系上，虽内斗激烈但对外能团结一致。民进党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权力和路线斗争，分为众多的山头和派系，现在仍是新潮流系、“正国会”、“英派”、苏系、谢系等合纵连横、斗争不止。虽然如此，民进党对外却能够团结一致，像一个整体一样作战。因为民进党深知推翻国民党是首要的革命目标，而自己又力量弱小，根本没有分裂的本钱，对这类“亲痛仇快”的行为是深恶痛绝，容忍度极低。在2000年“大选”中，美系龙头许信良就脱党参选，但拿到的选票少得可怜。

      第五，在人才使用上，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作为一个处于“打江山”阶段的政党，“打得赢”最为关键，因此民进党最为看重的是能力，能够打破陈规陋习的束缚，较少关注论资排辈。在进行选战时，民进党更是充分授权，鼓励大家发挥创意。由于年轻人头脑灵活、点子多，在这里很容易出头，党内也维持着良好的世代交替。

      第六，在扩展地盘方面，民进党更加鼓励“自己打天下”。这是由于民进党白手起家、没有资源，不能为各地的征战者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因此，要在各个县市站住脚跟，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但这反而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每个人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打出一片天地。而一旦攻下某个地盘后，民进党就用心经营，就将其建成一个牢固的根据地，进而以此为模式不断扩张，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第七，在与民众的关系上，民进党更加注重贴近群众。由于民进党处于挑战者的地位，先天没有庞大的资源和人脉，只能靠向下发展、深耕基层来壮大自身。因此，民进党也仿照革命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新潮流系还公开把“群众路线”作为其三大主张之一。民进党人通常都能扎根一处，切实做好选民服务，与民众感情连结深厚。

      第八，从动员模式上来说，革命党为了推翻反动腐朽的制度，必须利用各种矛盾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而这套方法也被民进党模仿并娴熟运用。岛内固有的省籍、族群矛盾一直是民进党操弄的重点，民进党经常藉此塑造“爱台”与“卖台”、本土与外来的对立，把岛内大部分民众都卷入进来。民进党还极力挑起岛内的阶级矛盾，把自己打扮成弱势群众的代言人，而把国民党污蔑为权贵的代表，以激起民众的仇官仇富心理。同时岛内在环保、核能、土地、住房、食安等问题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这些也都被民进党作为分化操弄的工具。

      第九，在思想斗争方面，更加注重理论建构。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民进党为了论证“台独”的合理性也发明和借用了各种歪理邪说。民进党宣扬台湾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不属于中华民族；同时声称台湾属于海洋文明，而大陆属于陆地文明，二者互不隶属。民进党还竭力贬低《开罗宣言》，极力鼓吹非法的“三藩市和约”，以作为“台湾地位未定”的依据。民进党还歪曲解读国际法，鼓吹“住民自决”等。这一系列理论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使得“台湾主体意识”、“台湾前途应当由2300万人决定”成为岛内主流话语。

      第十，在宣传和组织手段上，更加重视宣传战。由于组织战需要大量资源和深厚的人脉，而宣传战具有“投入少、收效大”的特点，民进党作为一个缺少资源的政党更加注重宣传战。民进党平时就积极经营媒体、操控舆论，善于把握民众心理、懂得煽情作秀。在竞选时，民进党更是挖空心思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意宣传，经常能够打动人心、迷惑民众。其竞选宣传片经常别出心裁、充满创意，2000年“大选”时陈水扁“铁汉柔情”的竞选广告就让选民印象深刻。民进党还善于发明各种简短有力口号，如“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具有极强的煽动性。

      第十一，在斗争方式上，街头路线和议会路线并用。作为反体制政党，街头运动是民进党的看家本领，特别是在国民党专制统治时，民进党经常走上街头冲撞体制。而一旦“大选”失败，民进党也带有惯性般地回归街头，2008年陈云林访台时，民进党就发动了万人围攻运动，蔡英文还获得“暴力小英”的称号。但民进党要为了追求执政终究还是要进入体制，因此也注重进行议会斗争。而作为一个反体制的政党，民进党在议会中也有着不讲规则、动辄使用暴力的特点，经常把议会搅得一团糟。

      第十二，在战略战术上，民进党更加善于出奇制胜。革命党经常面临以小搏大的不利局面，只有使用奇招险招才能化解劣势、败中求胜，民进党也深谙此道。2000年“大选”中，陈水扁在关键时刻争取到“中研院院长”李远哲的支持，极大地拉抬了自己的选情。2004年“大选”陈水扁的民意支持度一路落后，但在最后时刻发动突袭，藉助“3.19枪击案”一举翻盘。2016年“大选”蔡英文选情遥遥领先，但民进党在投票前一天仍然弄出“周子瑜事件”，进一步扩大了战果。

      民进党的这一系列特征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绝不是革命特质单一因素所塑造。但革命特质无疑具有显着的作用，正是这一因素与台湾的特殊情况相结合，并经过一段时期的历史发展，民进党才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政党文化和行为方式。

      民进党执政后的继续“革命”

      民进党获得政权之后，将面临执政和革命的双重任务。对于一般的政党而言，获取政权就是终点，其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和治理好这个社会。但作为一个反体制党，获得政权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推翻现有政治体制才是其最终目标。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民进党执政以后不但要搞建设，更要继续革命以实现“台独建国”的目标。

      对于民进党执政者而言，革命和执政两种逻辑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作为当政者，搞好执政应是第一位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是正道；如果“当家闹事”、一味瞎折腾，只会干扰和破坏自身的执政。然而，民进党执政者既有压力也有动力继续进行革命。从压力来说，一方面来自基本教义派。基本教义派以民进党核心价值的守护者自居，“理直气壮”地要求执政者实行“台独”。执政者虽然掌握着岛内最高的世俗权力，但基本教义派掌握着近乎宗教般的精神权力，对世俗权力具有极强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执政者不予遵守反成了“忤逆”和“背叛”。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深绿选民。民进党一再向民众灌输“台独”思想，部分民众对此深信不疑，变成了民进党的铁杆选民。而民进党一旦执政，就面临着兑现承诺的压力，否则无法向这些深绿民众交待。可以说，民进党虽然通过蛊惑宣传俘获了选民，但也反过来被选民绑架。从动力方面来说，民进党执政者本身就是“台独”分子，必然要想方设法实践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来自客观形势，执政者一旦施政绩效不好，就很难得到中间选民的支持，如果再不强力推行“台独”，铁票也会生锈，拥抱深绿就会成为其必然选择。以上种种因素决定了民进党执政者上台以后，将把“台独”放在中心位置，会有不同于一般的执政党的行为逻辑和行为模式。

      民进党极力阻碍两岸交流，严重影响岛内经济发展并侵犯个人权益。近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台湾本应乘着这一东风再度奋起。但民进党担心两岸会由经济整合发展到政治统一，因而对两岸交流一直抱持警惕和约束的态度。陈水扁执政期间就一再阻碍两岸直接“三通”，实行严格的“积极管理、有效开放”政策等，这一系列措施都严重制约了两岸交流，也耽误了台湾自身的发展。蔡英文上台后台湾经济更是陷入泥潭，引进大陆的活水本是发展台湾经济的必由之路。但蔡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和平发展的局面难以维持。对民进党而言，“台独”是最优先目标，经济建设只能服从和让位于这一目标，即便牺牲经济发展也在所不惜。而民进党为防堵两岸交流，肆意侵犯个人权益就更不在话下。两岸交流中出现了大量的陆配、陆生等群体，而民进党以敌视心态对他们，公然实行歧视性政策。陆配的很多权益得不到保障，连拿到身份证也需要6年，比外籍人士还多2年。而陆生在台就读更受到层层限制，目前民进党还搞出所谓“陆生间谍案”，试图制定严重侵犯人权的“保防法”和“反渗透法”。另一方面，民进党对岛内民众登陆也开始限制，不但用恐吓性法律阻止退役将领赴陆交流，还规定公务人员到大陆转机必须报准等，引发岛内一片肃杀之气。

      民进党不断追杀国民党，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一般民主社会，选举结束以后就是和解的开始，但民进党执政以后针对国民党的斗争反而更加激烈，急欲除之而后快，以扫清“台独”的“障碍”。首先，猛攻国民党党产问题。陈水扁时期就采取各种方式追杀党产，蔡英文上任后全面掌握行政和立法大权，清查党产的力道更猛，悍然通过了“违法违宪”的“不当党产条例”，对国民党展开“抄家灭族”式的追杀。二是以转型正义为名进行清算。国民党对“白色恐怖”、“戒严”统治多次进行道歉并赔偿，但民进党对此一直揪住不放，当前更试图推动通过“促转条例”对国民党进行司法追杀。这实际上是以转型正义为名煽动仇恨，让国民党一直为过去的错误买单，永远不得翻身。三是在各种组织和群体中排挤国民党势力。民进党对于曾经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各种组织，如红十字会、救国团、妇联会、中华文化总会等团体不断刁难和打击，对于支持国民党的军公教群体进行污名化，还违背政党退出校园和媒体的承诺而进入校园、钳制媒体等，极力压缩国民党的空间和势力。可以说，为了打倒和消灭国民党无所不用其极，目前还公然威胁法官、对马英九提起公诉等，形成了极强的“寒蝉效应”。民进党高喊反对威权，但自己根本不讲规则、严重践踏司法，形同在民主制度下进行威权统治。

      除了在经济上“脱中”，政治上追杀国民党外，民进党还利用执政权力和资源直接从事各种形式的“台独”活动。民进党虽然顶着“中华民国”的帽子执政，但不断挖“中华民国”的墙角，可谓是“吃中华民国的饭、砸中华民国的锅”。

      一是在岛内进行“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活动。民进党也认识到“台独”的现实困难，但一直追求民众头脑中的“台独革命”，不断从思想认识上掏空“中华民国”的内涵，培植以“台湾”为核心的“国族认同”。为此，民进党首先从青少年的教育入手，把修改教科书作为重中之重。陈水扁上台后就以“极独”分子杜正胜的“同心圆”理论为指导修改教科书，将台湾史从中国史框架中剥离出来，由地方史摇身一变为“国史”。而在具体的用词上，“我国”就指台湾，而“中国”仅指大陆，“光复”变成了“接收”、“日据”变成“日治”，甚至连“国父”孙中山都成了外国人。这一系列篡改严重消弭了青年学生的“大中国史观”，而使得“台独史观”日益强烈。扁当局还持续推行“正名运动”，在日常生活中去除带有一中意涵的名称、标志和象征等，如官方印制的“中华民国全图”不再包含大陆，“总统府”前加上“台湾”，“中国石油”改为“台湾中油”等，在潜移默化之中将“一边一国”意识灌输给人们。马英九执政后期制定了新的课纲，对“台独史观”和“皇民史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拨乱反正。但蔡英文上台后，任用“台独”色彩浓厚的潘文忠和郑丽君为“教育部长”和“文化部长”，立即废止了马英九时期制定的新课纲，继续进行“文化台独”。蔡当局还取消遥寄中山陵、不对大陆学者开放“国史馆”、去除故宫南院兽首等以弱化两岸连结，同时民进党还叫嚣废除“国父遗像”、去除新台币上的“孙中山头像”，废除中山纪念堂等，试图通过“去孙化”、“去蒋化”以进一步“去中国化”。

      二是在对外事务中凸显台湾“主权”。民进党还利用一切机会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极力淡化“中华民国”而凸显台湾，竭力给国际社会造成“台湾是一个国家”的印象。陈水扁时期发明了臭名昭彰的“烽火外交”，以“四处点火”的方式争取国际空间。蔡英文上台后，台湾无力量与大陆进行正面冲撞，在涉外事务上减少了攻击性和挑衅性，改为较低调的“踏实外交”。但蔡仍然不断制造事端，如指责大陆阻碍台湾参与WHO、ICAO，在访问巴拿马时故意签名“台湾总统”等。同时，蔡更加藉助美日的力量为“台独”撑腰和造势。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蔡英文争取与其直接通话，打破了台美“断交”37年来的惯例。日本则将原来“交流协会”也改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带动台湾也要将“亚东关系协会”改名。向美日靠拢，拉大旗作虎皮，将是此后蔡当局推行“台独”的重要取向。

      三是铤而走险进行“法理台独”活动。“法理台独”可以说是“台独”的最高形式和最终目的，也是“台独”分子检视执政者功绩和地位的主要标准，民进党执政者都试图在此方面有所作为，也是其挽救执政危机的最后手段。“法理台独”可以分为“程序性法理台独”和“实质性法理台独”。在程序性方面，民进党一直寻求通过“公投”实现“法理台独”。陈水扁上台后，就把“公投立法”作为一个重要目标，最终于2003年11月制定和通过了“公投法”。2004年“大选”时，陈水扁执意举办了两项“公投”，突破了岛内举办针对两岸议题进行“公投”的禁忌。2005年陈水扁主导第7次“修宪”，在“领土变更”和“修宪”加入“公投”复决程式，从而完成了“公投入宪”。而“实质性法理台独”是指通过“制宪”、“修宪”甚至“释宪”等方式突破“中华民国”的外壳，更改“中华民国”的“疆域”、“国名”、“国号”、“国旗”和“国歌”等。陈水扁当政时期进行了多次不成功的尝试。2003年9月28日，陈水扁在民进党17周年党庆大会上悍然提出，要在2006年催生“台湾新宪法”，2008年实施“新宪”。此后陈水扁不断发表“法理台独”言论，如“公投制宪”、“启动第二阶段宪政改造工程”、“制定一部合时、合身、合用的新宪法”等，但都以失败告终。蔡英文上台后也试图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法理台独”，去年蔡当局一读通过的“公投法”修正案中，大幅降低了“公投”门槛，以为“法理台独”打开方便之门。在“实质性法理台独”方面，蔡英文也有很多起手式动作，特别是任命多位具有“两国论”色彩的大法官，为“释宪台独”埋下伏笔。

      综上而论，民进党虽已二度执政，但至今仍未摆脱反体制的“革命党”内涵，其政治主张和执政行为仍以破坏现有体制为目的。短期而言，这有利于民进党保持内部活力，但长期来看，却极大损害和破坏了原有“中华民国”体制，很可能成为“中华民国”的掘墓人，并将自己陪葬其中。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5月号，总第2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