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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殖民”的台独史观

(2017-07-03 20:50:02) 下一个

      中评社╱题:“自我殖民”的台独史观 作者:黄光国(台湾),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在“228事件70周年中枢纪念仪式”上,蔡英文总统承诺撰写“国家转型正义调查报告”,严谨处理228事件责任归属;同时要求立法院本会期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并成立独立机关负责转型正义。她在致词时,特别提到国史馆前馆长张炎宪。她说,张老师生前一直盼望228事件中“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状况,要得到改变。说得不错,但结果是否会如此呢?

      三光政策

      自从扁政府时代的教育部长开始推行“同心圆史观”,国民政府被定位为“外来政权”之后,二二八事件就变成了民进党的“提款机”,只要提起“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就必须道歉如仪。蔡政府上台之后,更高举“转型正义”的大纛,彻底清算国民党,将国民党打趴在地,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国民政府真的是像日本殖民政府那样的“外来政权”吗?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必须放在黄仁宇所谓“大历史”的宏观角度中来做比较,才能得到较为公正的答案。

      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6月7日,日军在台北举行“始政仪式”,随即挥军南下,动用七万大军,“扫荡”各地以“守土拒倭”作为号召的抗日义民军。

      1895年8月14日,日军攻陷苗栗,那一天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可严重处分”的文章:

      “日本国版图之内,不可存任何不顺之民,或有人以为如此则岛民将相率逃去,全岛势呈空虚,虽有土地将全无住民,而担忧其后果。其实彼等之数至多不过三百万,内地(指日本)苦于人口年年增殖,似台湾此种天然乐土,既归我版图,即使住民甚少,若讲求陆续移住,不数年即不难充其数,我辈宁可待望岛民自然逃去。茍不从我政之辈,一日亦不得存在于我版图之内。苟有抵抗我兵者,叛民凶徒之类,不问兵民,全数诛戮,使成焦类,以全扫荡之功。”

      基于这样的“指导原则”,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铁腕扫荡各地抗日“土匪”。在抗日三猛科铁虎、简大狮、林少猫的最后一猛林少猫战死那一天,总督府宣布:“全岛治安完全回复。”后藤新平自己承认:自1897至1902年六年间,被逮捕的“土匪”有8030人,其中有3473人依“法”处死;另外有4043人则是未经法律程式的“临时处分”而遭到杀戮。根据东乡实和佐藤四郎(1916)合着的《台湾殖民发达史》,自1898至1902年五年间,经“匪徒刑罚令”而处死刑者,有2998人,未经法律程式而被杀戮者,多达10950人。

      自主客观的史观

      对于殖民主而言,这样大规模的杀戮事件只不过是其“殖民发达史”的一页而已。如果殖民地人民持有“自我殖民”的心态,不敢提出抗议,殖民主绝对不会自动道歉。时至今日,日本货币万圆券上的人物头像仍然是福泽谕吉,纪念他在明治时期鼓吹“脱亚入欧”,学习欧美国家,对亚洲各“落后国家”采取“殖民帝国主义”的“启蒙”之功。

      台湾光复之初,固然发生过二二八事件;在国民政府迁台之后,更发生过“清乡”和白色恐怖;然而,前者本质上是“官民冲突”;后者则是国共内战的延续。在国民党“一党独大”时期,大陆来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和本地菁英一起争取自由民主,不遗余力。在台湾近代史上,我们能够找到任何像福泽谕吉“苟有抵抗我兵者,叛民凶徒之类,不问兵民,全数诛戮,使成焦类,以全扫荡之功”那样的言论吗?

      从十七世纪大航海时代结束之后,英、法、美是对外采取殖民帝国主义的第一波,德、日、义则是起而效法的第二波。如果台湾的学术社群有人甘为政治工具,而不能从这样宏观的“大历史”来看二二八事件,执政党又只会拿二二八事件当“提款机”,食髓知味,炒作不休,则台湾必将继续陷在“内耗”的泥泽中,而难有宁静之日。

      蒋介石日记保存相当完好,而且已经公开。看过蒋介石日记的史家大多同意:他具有理学家和基督徒的双重性格,对每日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巨细靡遗地坦诚记录。今天政府如果愿意接受自主客观的史观,便应当放手让学术界深入研究蒋介石在228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向大家说清楚:在民国36年3月8日国军第21师抵台之前和之后,到底谁是“加害者”?谁是“被害者”?

      “去蒋化”

      民进党的执政方针当然不是想要“公正客观”地面对历史,而是要藉由所谓的“转型正义”,打击国民党,让它永远无法翻身。在此之前,文化部长郑丽君于2月25日召开记者会表示,将从法制面推动中正纪念堂转型,目前先停播《蒋公纪念歌》,将威权统治者意象鲜明商品包括:公仔、文具、生活用品等下架,并将中正艺廊、介石厅、瑞元厅等场所更改为“中性的”“2展厅”、“3展厅”。一连串措施被解读为“去蒋化”,引起朝野热议。

      在民进党执政时期,中正纪念堂曾于2007年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后来国民党重新执政,2009年改回原名,仅保留“自由广场”牌匾。此外,中正纪念堂原本由教育部管辖,2009年由行政院核定改由文建会所属,2012年则通过《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组织法》,改为文化部所辖三级机关。

      郑丽君则表示,这不是“去蒋化”,而是要“面对他”,“蒋中正曾担任中华民国总统,这是历史事实,但推动中正纪念堂的转型不能简化为‘去蒋化’,也无关国家认同,而是基于面对历史、正视伤痛、尊重人权。”

      郑丽君表示,“228和白色恐怖都是台湾历史上的伤痛,社会必须正视面对,与定论功过无关,要不要‘功过并陈’不是文化部或中正纪念堂的责任。”

      至于中正纪念堂是否改名、移除铜像、甚至取消卫兵交接仪式?郑丽君表示,这都要经过社会讨论后再决定,目前已先邀请专家学者组成“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谘询小组”,将在立法院下个会期之前,提出“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组织法”修正草案。“为何转型?如何转型?转型之后的用途和名称,都可以开放讨论”。

      “台中元年”?

      蔡政府的“转型正义”当然不会仅止于“去蒋化”。台中市政府今年将配合台中火车站建站一百年,举办“台中百年会活动”。市长林佳龙在议会中公开表示,“如果有台中元年的话,应该从以前的日治时代开始”,“台中孔庙不是古迹,那是国民党把以前的日本神社‘干掉’,用它的孔子来统治”,“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在台一切建设都是为了反攻大陆”。

      绿营当权政客的无知和蛮横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德国哲学家雅斯培在他所着的《历史的根源和目标》一书中指出,在纪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的600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枢时期”。在这段期间,世界上几乎是彼此互相隔绝的地区,分别出现了许多思想家,由4位伟大的圣哲分别将其整合成独立而且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是:苏格拉底、耶稣、孔子和佛陀。

      佛教在汉明帝(西元28-75年)时代传入中国,和中华文化传统互相结合,塑造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亚文明。儒家文化最大的特点,便是擅长于吸纳外来文化。“辽以释废,金以儒亡”,许多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之后,都因为接受业已融为一体的“儒、释、道”三家思想,而被儒家文化消化掉。

      在西元一千年之前,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处于“黑暗时期”(dark age),和同一时期的非洲并没有太大差异。到了十一世纪,十字军东征前后八次(1096-1291),将希腊传统带回到基督教世界,两者互相结合,导致后来十四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台中孔庙与日本神社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现代科学开始萌芽,西方人开始向外探索,进入大航海时代。到了十七世纪,启蒙运动发生,欧洲科学更是快速发展,伴随着产业的发展,欧洲国家开始对外殖民;十八世纪发生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纷纷采取殖民帝国主义的策略,往外扩张,寻找市场;德、义、日等国也起而效法,到处掠夺资源,并将许多非西方国家纳为殖民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思想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日本神社则是殖民帝国主义的精神支撑,怎么能够跟它相提并论?

      事实上,台中孔庙建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日据时代,日本人将原省城内的清朝官署几乎全部拆除,国民党政府时代才重建孔庙。台中孔庙用地原本是雾峰林家捐出的私人花园,如众所知雾峰林家以反抗日本统治着称,被称为“台湾议会之父”的林献堂“一生不说日语、不着和服”,坚持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这样的家族怎么可能在自家花园里兴建日本神社?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时,几乎所有的日本军民都已经被遣送回国。当时台湾有六百万人口,其中大约16至20万是原住民,其他都是汉人。儒家的伦理与道德本来就是支撑住汉人生活世界最重要的先验性形式架构。孔子与台湾怎么会没有关联?国民党何德何能,怎么可能“把日本神社干掉”后,“用孔子统治台湾”?绿营政客没有知识,也该有点常识吧?

      人类文明的出路

      社会学家Inglehart和Baker(2000)曾经在65个国家作了三波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显示:在控制经济发展的效果之后,在历史上属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的三大文化区,显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系统。这些社会在“传统/世俗-理性”和“生存/自我表现”的价值向度上有所不同。虽然大多数社会(包括西方)都朝向“世俗-理性”及“自我表现”的价值(即现代与后现代)的方向变动,但其速度并不相同,而且各文化区之间仍然保有其差异性。

      在这三大文化区中,系出同源而又同样信仰一神教的两大文化区,一方面因为西方国家煽动茉莉花革命,搞得中东地区的许多伊斯兰国家秩序崩溃,国际难民四处流窜;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组成的欧盟,也因为IS不断发动恐怖攻击,而面临解组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东亚文明,如果能够吸纳作为西方文明之优长的科学哲学,以“主∕客对立”的方式,建构“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术传统,则应当可以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出路。这么明显的一个世界趋势,当权的绿营政客,总该看得出来吧?

      当权政客的政治智慧

      蔡英文用霸王硬上弓的手法,逼走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再用“灌水”的方式,安排两百多名亲信人马入会,方便自己出任会长。3月9日接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的蔡总统,在谈及上任后将致力推动的工作中,竟然绝口不谈“中华文化”,祇谈“台湾文化”的实力。除了以转型正义之名推动种种去蒋、去中的动作,日前民进党中常会,又邀请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董事长吴树民,以“传承与彰显:张炎宪教授逝世三周年全集发行计画”为题,进行专案报告,蔡主席听完报告后当场裁示,针对此发行计画,应该以全党之力来处理。

      由民进党带头协修“治史起造台湾国-张炎宪全集”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在弘扬什么样的“史观”?现在绿营一面宣称台湾有五千名“共谍”,一面动手抓“共谍”,又在政治上推动制订“保防法”、“反渗透法”,搞得台湾社会风声鹤唳,鸡犬不宁。尽管蔡英文一再宣称她“不挑衅”,希望以善意和大陆相处,但她的所作所为却往往背道而驰。民进党当权派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没有“挑衅意味”吗?

      不久前,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接受大陆“南方都市报”专访时表示,当前坚持和冲撞“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与图谋“台独”的一场新的较量又开始了。他说:“面对较量,大陆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来赢得这场较量的胜利。”他特别提到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孙亚夫表示,张志军讲这句话,“是要告诉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社会和台湾民众,台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民进党有足够的信心和智慧来赢取这场“较量”吗?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5月号,总第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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