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家、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中美定要减少战略竞争

美国外交家、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中评社 郭至君摄）

      中评社香港7月13日电（记者　郭至君　余东晖）“从政治学角度来讲，人人都应该对美中关系感兴趣，因为美中关系其实在检验着一些非常基础的政治学概念……两国政府应当考虑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基本因素，两国智库也将需要加强向决策者提供有用的建议意见以稳定中美关系，减少战略竞争。”6月21日，中评思想者论坛首次在美国召开，与会的美国外交家、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在会上如此强调，他也专门以“美中关系的战略问题——美中战略竞争与合作”为题进行了发言。

论坛现场（中评社 郭至君摄）

      芮效俭表示，对于中国，美国应该从长远考虑。从大的历史层面上来讲，我们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变革。众所周知，冷战已经结束，现在的世界格局进入到了后冷战时代（post cold war）,目前已经没有了单一霸权的超级大国，而是有了一些世界性非常重要的主要大国和一些发挥很多作用的有影响力的国家以及等等其他小国。问题是，如何共处？从历史上来讲，美国更擅长应对黑白分明（black and white）的状况，即清楚得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以及谁是自己的伙伴，但是在现在权力制衡（balance of power）的状况下，有着许多不确定性（shades of grey），所以美国必须时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确保权力的平衡不会改变，但美国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好的经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正是现在多极世界中其中一部分，目前，由于区域的政策错误，欧洲的影响力已经削弱。

      芮效俭说，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已成为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主要竞争对手。即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放缓，但仍然呈上升趋势，当然，中国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还能持续多久是未知数。另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这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和广度，自2013年第三次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展甚微。由于中国现代经济的改革和更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以及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也面临着现代化政治体制的挑战。无论如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是实打实的，这使得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是基础性的改变而不是行为模式（behavior patterns）的改变。

      “与此同时，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里的主导地位已经有所下降。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美国在中东地区成本昂贵的军事干预措施使得美国的预算资源紧张、美国社会两极化、美国的基础设施恶化，使我们陷入了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新兴政治危机。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困难，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和经过考验的军事力量、创新和生产性经济、高等教育，以及在所有其他可能性已经耗尽的情况下迎接挑战的能力。显然，美中关系应该是我们外交政策关注的核心。”他强调。

      作为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者之一，芮效俭表示，从政治学角度来讲，人人都应该对美中关系感兴趣，因为美中关系其实在检验着一些非常基础的政治学概念。首先要提及的就是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这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我不认为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会冲突，因为就人性层面来讲，个人之间、家族之间、家族部分成员之间都会起冲突，而这也适用于国际关系的层面，概括来说，产生这样冲突的原因就是守成大国担忧且妒忌新兴大国的崛起，且我认为，现在一些国家领导人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印证了这一点，关键是，这个问题要如何结解决？

      芮效俭指出，中国是反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概念，习近平主席早就提出了中美之间应建立一种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前国务卿蒂勒森首次访问北京时，也重述并尊重了这一概念。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也呼吁应该在中美关系的合作与竞争中保持平衡，且合作是主导因素。尽管说辞不错，但是事实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并没有减少，反倒在增加，而我们的前一任政府对此没有任何作为。

      2012年，中国十八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应该发展与国际地位匹配的强大的军事能力，美军当然也不愿意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西太平洋地区获得空中和海上霸权拱手相让，因此，两个国家都在增长军费开支。这么看来，中美两国在说辞与行为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而这样的差距会在未来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谈新型大国关系是无用的。

      当然中美关系之间还有其他问题值得关注。比如，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冲突是否会发生在美中关系中？按理说是有可能发生的。中国有足够的核武能力来对抗美国，冷战的时候美苏之间就存在核竞争，这样的话，我们更不应该轻率地谈论中美之间的战争。任何经历过战争的人都会希望战争不要重演，因为美中两国根本无法从战事中受益。至少我们应该问：中国和美国两个核能力大国之间是否有值得我们彼此之间直接冲突的议题呢？

      台湾问题可能算是一个，但在近几十年来，台海局势都维持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态势，且依据我的判断，美国在今后也不太可能改变本身已有的“一中政策”，刚刚当选之时的特朗普在“一中政策”上的小动作其实显示了他完全对美中关系的发展不甚了解，不过在后来他以及他的团队的表现已经证明他们了解了“一中政策”是中美之间沟通的基础，目前来讲这已经不是美中关系之间的一个问题。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增加军费以努力在无限期的未来保持应对中国的海空军事力量？而对于中国，这个问题也是适用的，如果中国军队的能力不仅仅是为了防御需要，而是要与国际地位有关，那么多少才足够呢？我们又应当如何处理当中国的军事力量对邻国构成威胁时出现的安全防务上的困境（defense dilemma）呢？中国目前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具体的表态，但这个问题在将来确实会导致相当大的危险。如果我们想要中美之间存在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两国是否应该探索在军事层面上保持平衡以及和平共处的可行性？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个讲得非常好，但是要如何诉诸实践？

      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对两个经济体相对优势的评估。同样重要的是，中美两军有可能在军事力量上寻找平衡点吗？有可能的话，要如何寻找？为了概念上的目的，我将定义一个这样的平衡，即其中每一方都具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止另一方使用武力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同。但是由于彼此之间都不是对方的主宰者，所以彼此的意图在对方眼里看来都会被解读为具有进攻性的，就美国本身的例子而言，也应该考虑到要继续保持同盟国家对美国的信心。如果一方或双方都选择不探讨这个问题，军事预算的竞争将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各方都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应地增加利益。显然，在这样的竞争中，相对经济实力的趋势线（trend-lines）将是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这不仅要考虑国内生产总值，还要考虑军事和非军事以及国内外等诸多问题。这样的竞争也不应该被视为美中两国严格的双边竞争，双方能够以一定的军事实力和意愿来支持朋友和盟友的能力将是一个重要的考虑，不过对于盟友这个概念，相比美国一直在这方面存在的优势来讲，中国则是试图纠正并走向非传统性的盟友道路。

      提出了一些列中美战略竞争问题的芮效俭继而表示，处理这些并不容易，但忽略这些并不会使它们消失，我们不应该气馁。中国和美国已经证明，当他们坚持这样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困难的安全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已经在两军之间达成协议以减少在海上和空中发生事故的风险，并且还能互相提前通知军事演习。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很有限，但是未来还是有更多可能性的。

      “这只是中国快速崛起中的一个例子，我们需要对上述问题表示关切，而让我比较困扰的是，目前两国政府似乎并没有在考虑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基本因素。显然，两国智库将需要加强向决策者提供有用的建议意见以稳定中美关系，减少战略竞争。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芮效俭最后说。

论坛大合照

      此次中评论坛的主题是：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出席首次中评社华盛顿思想者论坛的与会人员还有：主持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亚洲基金会主席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Douglas H. Paal），前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史汀生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容安澜（Alan Romberg），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的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中评社华盛顿特派记者余东晖以及中评智库国际部主任郭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