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少子化是最大战略危机

人口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血肉长城”，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态势无异于自毁“长城”。

      中评社北京11月16日电／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少子化”问题实乃人口发展的“元问题”，很多其他问题由此引发。

      《中国经济报告》发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文章表示，这是因为从人口的生命历程出发，人口是递进式加替换式发展的，角色、力量和价值均会发生规律性变化，恰似长江后浪推前浪，长江换旧浪。如果说0-14岁的少儿人口是朝阳人口、希望人口和潜力人口，那么15-59或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是活跃人口和实力人口，是可以有最大价值产出的贡献人口，而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夕阳人口和余力人口。人口更替(递进式加替换式发展)规律表明，如果没有少儿人口的成长和替代，劳动年龄人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2012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大规模减少，就是人口少子化远期效应的一个信号、一种表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适龄人口为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 这是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首次出现下降，而且今后将会持续减少。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人口前景。

      传统的人口治理思路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这就是通过控制生育、减少出生增量来达到控制与减少人口总量的目的。但为什么要对哪怕是世界第一的“人口总量”那么害怕和担忧，却找不到可以说服人的理由。所谓人均理论，其片面性和牵强性连支持者也心知肚明，不好意思再继续传播和说教。强制性计划生育是集权式计划经济的产物。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应该恢复自然、自由和自主的生育生态，从人口增长的内在规律看，1990年也是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从正转负的历史拐点。

      “少子化”与“老龄化”

      文章分析，少子化由来已久，且将持续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33.60%，65岁及以上人口占4.9%；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7.70%，65岁及以上人口占5.6%；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2.90%，65岁及以上人口占7.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87个百分点。同1982年普查数据比较，0-14岁人口比重下降了17个百分点，超过一半，这是非常惊人的变化，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3.87个百分点。两相比较，少子化的速度超过了老龄化，说明中国人口发展的潜力被大大削弱，中国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堪忧。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确切地讲，在一胎化政策下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独子高龄化”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带来极为严峻的挑战。

      然而，仅仅将少子化看作是老龄化原因之一是远远不够的。“少子化”的危机有别于“老龄化”，这两个问题彼此联系又相对独立。庞大的人口总量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人口少子化问题完全淹没和遮蔽了，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人口问题观将导向片面的甚至是本末倒置的人口治理。 如果说少子化是人口之本，那么老龄化是人口之末。少子化关乎人口的生机和活力问题，老龄化则彰显人口的负担和保障问题。不遏止少子化，老龄化将陷入无解困境。少儿人口是潜力人口、朝阳人口和希望人口，具有人口的生育潜力、支撑潜力和创造潜力。比较而言，老年人口则是余力人口、夕阳人口和负担人口，潜力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减少。年轻人口是一国最重要的资产。

      少子化日积月累的危机尚未被深刻认识。中国要深切关注“人口态势”，而不仅仅是“人口现状”。“人口态势”能够帮助我们打开历史视野，树立人口发展、人口问题的大历史观，由此获得人口少子化的忧患意识。少子化是人口发展的釜底抽薪，过了某个拐点，就是人口自杀的开始。少子化过程存在着自发性机制和干预性机制。现有体制的个性充分说明了“权力集中”的危害，强制一胎化之所以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力过于强大，强大的公权力压制了弱小的私权利。

      少子化带来的其他问题

      文章称，少子化不仅会带来少子老龄化(底部老龄化和跷跷板效应)，2014年9月24日公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预计：2020-2030年间，全国老年人口平均子女数将下降到2个以下，城镇老年人口的平均子女数不到1个。未来，空巢老年人口比例预计将突破70%。 而且，少子化会带来其他严峻问题。

      其一，年轻人口持续亏损。从“老龄化社会”(the aging society)转型到“老龄社会”(the aged society)和“高龄社会”(the super-aged society)之后，无论宏观和微观，老年人口都严重缺乏年轻人口的生产性、服务性和依靠性支撑。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一个和“未富先老”一样重要的特点，就是“未备先老”，所谓“未备”不仅表现在养老服务体系、养老保障体系等没有准备好，也包括极其重要却在庞大人口总量的表象下常常被忽视的年轻人力资源储备的不足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有钱不足以保障老年人的需要，还必须有强大的年轻人力资源的支撑，包括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也包括为老年群体提供服务的人力。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为“年轻人口战略性储备不足”而追悔不已。

      其二，少儿人口的代际减少意味着人口三大潜力将受到严重损害。0-14岁人口的生育潜力、支撑潜力和创造潜力将在成年阶段表达出来。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不是说应该什么时候放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应该做适中适度、合情合理的定位，最初就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再迟疑不决，只能雪上加霜，带来更多的人口风险、人口失衡、人口负债，而不会有任何好处。在严峻的人口形势下，理想的选择是公民自主负责生育和国家鼓励优化生育的结合，全面放开二胎只是一个过渡点和平衡点，实际上80后、90后的意愿生育率在高抚养成本的压力下已经达到超低生育水平，仅仅放开二胎也不可能使生育率有明显回升，达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TFR=1.8-2.5)。此外，大量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痛苦家庭和困难家庭则需要国家建构起贴心关怀、真诚服务和福利保障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才能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贵的伦理要求。

      其三，有朝一日，老龄化比重超过少子化，形成危险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人口关系倾斜、失衡甚至断裂。严重的少子化(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低于18%)将使人口失去平衡能力、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到16.6%。微观上，一些独生子女因为就学、就业或者婚姻离开自己的父母，造成“老年空巢”和“赡养脱离”，儿女养老有心无力，家庭养老形同虚设。宏观上，护理人员、家政人员短缺以及普遍的用工荒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劳动力转移“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其四，生育的独子化带来人口的少子化，中国人口的少子化已经形成强大的“人口惯性”，这是最可怕的。经过计划生育长达几十年的片面宣传，一代又一代生育观被严重扭曲，一元化的只生一个孩子被认为是“正常”的选择。年轻一代身上的生育信仰和生育责任大大弱化甚至荡然无存，这意味着今后即使鼓励生育，响应者也将寥寥。中国早已经掉入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且越陷越深，对潜藏的风险和危机浑然不觉，反倒为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不客气地说，少子化的不断深化将有导致大国衰落的危险。

      让计划生育回归“家庭计划”的本意

      文章指出，人口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血肉长城”，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态势无异于自毁“长城”。放眼历史的长河，也许过不了多久，中国将兴起一场人口学意义的民族救亡运动。“复兴中华人口“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计划生育也终将回归“家庭计划“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