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事件凸现西方媒体的先天缺陷

默多克（右）與兒子詹姆斯（左）就新聞集團旗下報紙竊聽事件在倫敦接受議會問詢。

　　中评社北京7月29日电（评论员　余永胜）7月19日，英国议会举行听证会，调查已经倒闭的《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事件。作为该报母公司——新闻集团的总裁，传媒大王默多克到场接受问询。此前的17日，英国伦敦警察局局长保罗•斯蒂芬森已经因为此事被迫辞职，成为《世界新闻报》丑闻事件曝光以后，下台职级最高的公务人员。从目前的态势来看，新闻集团的“窃听门”事件并没有收尾趋势，相反，继续发酵的势头却越来越明显。除了新闻集团高管相继辞职或被捕、默多克接连道歉外，就连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受到牵连。西方舆论对此事的关注已经不限于事件本身，而是延伸至对新闻运作机制的检讨。

　　西方媒体多为民间资本所有，与政府不存在隶属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新闻运作基本上以市场为导向，以争取更多的受众为目的，不对政府负责，政府也无权对其进行新闻审查。因为这个原因，西方媒体一直以客观中立自居，认为自己只对新闻事实负责，不受外部力量摆布。

　　但实际上，以市场为导向的新闻运作机制，并不必然导致新闻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如果客观中立能够为其赢得市场和利益的时候，媒体确实会显示一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但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媒体就很有可能做出违反职业道德以及法律的事，甚至不择手段地炮制新闻。

　　西方传媒界曾经发生过这样广为传扬的故事：一家资深电视媒体没能及时赶到现场拍摄非洲某国的内战炮击画面，于是电视台记者付给反政府军一笔钱，让其重新开炮。这里，不仅存在着人为制造假新闻的问题，而且也在客观上成为内战的帮凶。2003年5月，《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编造多条虚假新闻的事件曝光，在美国新闻界引起强烈震动，致使该报执行主编豪雷恩斯被迫辞职。诸如此类的事件，在西方传媒界是很多的。这次英国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只是为这类事件增添了一个新案例而已。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场导向型媒体把逐利作为第一目的是最重要原因。由于媒体相互竞争特别激烈，个别媒体在获取独家新闻方面无所不用其极。以英国为例，它只有7000万人口，但全国性小报却有好几家，同业间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不仅如此，随着手机、网络等新媒体的异军突起，纸质媒体特别是小报面临的生存压力进一步增大。于是，从业人员使出浑身解数寻找新闻线索，这其中就包括使用非法手段等，包括翻垃圾桶、非法侵入他人电子邮件账户等等。

　　此外，西方式的新闻监管制度也应对窃听门事件负有责任。英国社会崇尚新闻自由，政府对新闻的监管比较宽松，这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也为个别媒体走漏子开了方便之门。英国现有的媒体监管机构是“报刊投诉委员会”，这实际上是行业公会，运作机制是媒体自律。在这种监管机制下，小报违规运营的事件常有发生。

　　《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发生后，英国各界就对传统的媒体自律机制提出了质疑。首相卡梅伦批评报刊投诉委员会“没有发挥监督效果，缺乏应有的严谨”，并提议解散报刊投诉委员会，重新组建一个全新的报业自律机构。有分析认为，“窃听门”不仅会对英国的媒体运作机制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对英联邦国家、乃至全球新闻行业的管理制度造成一定影响。

　　另外，《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事件也与其母公司——新闻集团在英国平面媒体中的巨无霸地位有关。该集团能量巨大，与政府的关系良好，卡梅伦组阁后在官邸接待的第一位媒体大佬正是默多克，卡梅伦甚至一度让《世界新闻报》前主编库尔森担任自己的媒体主管。舆论认为，这也是世界新闻报胆大妄为，敢于触碰法律底线的原因之一。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国家的新闻行业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丑闻事件的发生。检验一个国家新闻业是否健康运转的标准，不是看是否有丑闻事件，而是看是否有暴露问题并对此进行严格处理的机制。从《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事件来看，英国对这个事件的曝光及处理还是比较到位的。目前，从新闻集团高管到伦敦警方，都有高层因此受到处罚。不仅如此，首相卡梅伦也受到指责，他已经缩短了在南非的访问行程，提前回国处理此事。如果一个社会对丑闻事件责任人的处理比较到位，而不是仅仅拿小人物当替罪羊，这对预防丑闻事件的再度发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