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伊拉克“民主改造”同样是个政治悲剧。 中评社北京6月22日电(评论员 田文林)当前,中东陷入政局动荡,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政权垮台,利比亚、也门现政权也岌岌可危,中东政治转型已经提上日程。很多人相信,中东国家转向民主,将使中东国家未来前途更加美好。这样说似乎不错,但实际仍过于简单化。
前些日子我去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开会,研讨西亚北非形势。世界史所张顺洪所长在总结时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美国为了保持其世界霸主,一直把那些凡是能够支撑其霸权地位的好东西,如高科技、先进武器等,总是藏着掖着,生怕别人学了去,唯有对“民主”这样东西例外。如果说“民主”真是国家强盛的秘诀,美国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大方,总是不遗余力地到处推销民主呢?这个问题确实发人深省。
理论上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凡事大家商量着办,并遵从多数人意见,显然比一个人独断专行、自行其是要好得多。但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贸然实现民主化的风险和代价,远大于其可能带来的好处。
据统计,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几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资本主义和所谓新一轮的“民主化”,但比较富裕的始终是那20多个国家﹐其余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面貌依旧,甚至更加动荡和贫穷。
这与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问题差不多是依次到来。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几乎同时面临这些难题。一般来说,在国家尚未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的情况下,国家首要任务是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而民主的发展与个人自由相连,因而推崇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对政治权威的分散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
换句话说,推行民主化并非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后面。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威权政府大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
事实上,当年西方列强在崛起过程时,几乎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占统治地位,而且不约而同地将建立“强政府”作为强国的政治保障。翻开世界历史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第二轮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几乎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完成的现代化,美国黑人投票权到l965年才真正开始;瑞士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在现当代,有学者比较了韩国、巴西、印度、尼日利亚等国后得出结论:“后开发地区的有效力国家一般创立于工业化经济崛起之前,因为以支持投资者获取利润为主旨的国家干预,己被证明是工业在后发展国家崛起的先期条件。”因此,那种只知照搬西方宪制,却没有耐心经历历史积淀的民主派,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从现实来看,那些急于向民主化过渡的第三世界国家,多数情况非但未能扩大政治参与,反而使国家陷入政治衰朽状态。在这方面,前苏联和伊拉克的教训最为深刻。苏联建国伊始,按照列宁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起党国一体的中央集权统治,这种模式尽管屡遭病诟,但不争的事实是,它使俄国由最初“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一跃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尤其是斯大林的铁腕统治“把一个辽阔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
丘吉尔曾公允地评价斯大林说:“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相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鼓吹“民主化”和“新思维”,并从l989年开始举行自由选举,结果“对党一国体制核心的、累积的、无可挽回的侵蚀”,为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加盟共和国动员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契机,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伊拉克“民主改造”同样是个政治悲剧。伊战前,萨达姆政权的主要问题是统治基础日益变窄,但该国政治效能依然强大。“这个政权和伊朗国王及沙特王朝,甚至与埃及人的政权不同,它对于居统治地位的掌权者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凭借这种有效性优势,伊拉克如果一旦重新走与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仍具备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但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建立的所谓议会制民主,表面使伊各派利益均得到照顾,但却极大摧毁了该国政府的行政效能。
该国百废待兴,本来亟需铁腕统治和中央集权,但现行政体却使其陷入教派矛盾抬头、重大问题议而不决的孱弱状态。未来,伊拉克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维持弱势政府,而很难恢复原先地区强国地位。
而当下的中东政治变迁大潮中,强人政治越来越难以维系,“第四波”民主化似乎已不可阻挡。然而,看看目前战火纷飞的利比亚,以及政局动荡的也门,其未来前途怎么看,都让人感觉无限悲观,而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如果说不民主类似于肌体病灶的话,那么国家盛衰就相当人的生死。想要去除身体病灶固然是件好事,但前提是不要把命搭进入。这种改进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民主化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是以导致国家衰落为代价,那么这样的民主化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