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重物轻”是中国的机会和出路

各地最低工资增长幅度一览。

　　中评社香港7月10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8日载文《加薪、工潮、人民币升值中的历史机会》，文章说，近日中国的加薪潮引得西方媒体惊呼“低薪时代结束”。随着中国宣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提高对原材料的购买力，以及劳动力未来供应减少，“人重物轻”是中国的机会和出路。摘要如下：　

　　近日中国的加薪潮引得《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惊呼“低薪时代结束”。随即中国政府又宣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这一系列戏剧都在挑战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不可能再这样低廉下去。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还能维持多久，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野村证券不久前发布的《亚洲经济预警—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采取了相对乐观的立场称：虽然今明两年中国的企业利润率将受到加薪的挤压，但中国生产率在1994-2008年期间的年增速达到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这意味着同期年单位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在下降，生产企业有能力消化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

　　但是，从长时段看，中国是否有能力消化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则很难预测。在短期内，大规模的制造业基地的迁移，在技术上和成本上都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在十年、二十年的时段，随着中国劳动力供应的短缺、价格的升高，以及劳动力供应充足、价格低廉的印度、越南等国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制造业大规模流出中国绝非不可能。应该说，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结构性的挑战。中国是否能在21世纪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取决于对这一挑战的回应。

　　从历史理解全球化的未来

　　作为以历史研究为职业的人，我在估量这一挑战时更倾向于跳过一时之得失而进行宏观的展望。这就要回顾过去几百年大国兴衰，特别是资本主义演化与发达的轨迹，从历史之大势中寻求对未来的解答。2009年，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出版了《全球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对英国工业革命进行了新的解说。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很有帮助。

　　在艾伦看来，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在资本积累上比不上荷兰，在技术上对欧陆国家也无领先的优势，之所以能够率先掀起工业革命，主要在于其劳动力成本高昂、原材料价格低廉。

　　“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以机器代替人力。这些机器又必须用消耗大量煤炭的蒸汽机来驱动。制造这些机器的资本投入巨大。同时，新发明的第一代机器非常粗糙，耗能极大。新的机器要想赢利，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劳动力比较昂贵，从劳动力上节省下来的钱，足可以支付购置机器的费用；第二，驱动机器的能源低廉，抑制了使用机器的成本。

　　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劳动力价格高于大部分欧陆国家，同时拥有取之不尽的煤炭资源。这样就有了足够的市场动力来发展新技术。后来美国的崛起，也是如出一辙：工价高、资源丰富便宜，使用机器有利可图。

　　艾伦所提出的这一历史解析，在西方有着深刻的学术渊源。许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起源其实是14世纪下半期的“黑死病”。这一空前的灾难，把欧洲人口消减了一半，但死去的人却没有把资本给带走。结果，黑死病后，欧洲人均资本持有额反而增高，同时因为人口的锐减形成劳动力短缺、人均资源比较充裕。

　　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演绎，称西方之所以首先进入现代，亚洲之所以落后，一大原因是双方所经受的灾难不同。西方的灾难主要是“黑死病”这样的瘟疫，消减人口却不摧毁资本和资源；亚洲所经受的则多是洪水等灾难，摧毁了资产却对人口没有太大的抑制作用。结果，西方经济自中世纪后，经济发展注重节约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并且有资本进行相应的技术开发。亚洲则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人力不值钱抑制了技术创新和个人权利的发展。

　　在二十多年前，另一著名经济史家罗伯特•勃伦纳(Robert Brenner)就此发挥，称“黑死病”后东西欧对人口危机的不同回应导致了双方历史的分途。简单地说，“黑死病”后劳动力供应锐减，人的价值上升，西欧的农民借此和领主讨价还价，比较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权利，确定了以低廉、固定、可继承的地租为条件的稳定的租佃权。日后随着人口攀升、粮价暴涨，土地大幅度升值，但固定的租额却不能改变。

　　农民不仅受惠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且实际的地租随着通货膨胀而降低，成为大赢家，进而出现了大佃户阶层，在市场利润的驱动下不断投资于土地，改良耕种技术，导致了农业革命。

　　到了17世纪末，英国虽然人口急升，大量劳动力脱农，但激增的粮产量使粮价平稳，而人们的收入水平则很高，在满足温饱之后对工业产品有强烈的内需，为工业革命造就了良好的条件。

　　“人重物轻”是中国的机会和出路

　　我在2006年指出，中国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作为“比较优势”，向世界输出“中国制造”，满足了正在从传统工业向高技术产业急剧转型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廉价制造业产品的旺盛需求。

　　2009年我则以“人重物轻”来概括艾伦的高昂工价、廉价资源的工业革命学说，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发展低劳动力成本的制造业，走的是“人轻物重”的道路，很难成为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而计划生育政策使如今中国正在迈入劳动力供应减少的时代。劳动力供应的减少造成了“人重”；人民币的升值提高了中国对原材料的购买力，使中国经济相对走向“物轻”。

　　想当年，西欧特别是英国的老百姓，最终在高工价的道路上演变为先进国家。这一历史经验，对当今处在转折关头的中国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