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载文《中国∶危险的教育不公》

??中评社香港3月12日电／英国《金融时报》3月12日载文《中国∶危险的教育不公》，摘要如下∶

??2月28日，“两会”前夕，经过一年半反覆酝酿和修改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向社会公开徵求意见。这是教改规划第二轮向社会公众徵求意见。据教育部透露，在去年初的第一轮徵求意见中，他们就接到各界意见和建议210多万条。教改被如此高度关注，反射出中国教育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境地。

??应该说，此次公布的新教改规划还是比较到位地总结了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所说∶“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是教育改革发展的两大工作重点。”教育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石，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国家发展最根本的动力。目前中国有限的教育资源一方面分配严重不公，另一方面由於缺少科学有效的质量引导和保障又存在著严重浪费。宏观上，中国政府和社会似乎对这两方面的问题已有基本共识，但《纲要》在对问题的原因分析和具体的改革措施上仍是泛泛而谈，如何真正落实推进公平、提高质量，恐怕更应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所谓教育公平，简单说就是所有的孩子出生後都应能接受到同等质量保证的教育，且当他们通过升学等接受更为稀缺和高端的教育资源的选拔时，应当面对公平的竞争，也就是自身能力之外的任何其它因素不应当对教育资源的分配产生影响。当然，以上所言是一种理想状态，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国家也无法保证总统的孩子和乞丐的孩子真的不因为与其自身能力无关的出身背景享受不同的教育。但中国的现状，不是“不太公平”，而是“太不公平”。横向而言，这种不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校际差异；纵向而言，则集中表现为起点上的不公平和转折点上的不公平。

??要从整体上改变地区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这绝不能成为教育改革停滞不前的借口，不仅因为所谓“循序渐进”总需要一个突破口，更因为教育不公的现状若不改变，会为今後几十年更大的不公埋下隐患，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政府一方面必须从经济、民生、文化等各方面全面推进，带动教育的配套改革，以最终实现城乡和地区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在教育的一些关键环节，应当著力拓展现实可行的政策调整空间，拉动利益链条的关键点，而这关键要靠相关部门调整既得利益的勇气和魄力。

??从保障起点公平上而言，政府的投入和保障，尤其是向落後地区的倾斜无疑是关键，《纲要》强调要促进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实现。我国教育投入不足已经被关注和议论了很久，为何长期不能得到改变？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各级政府缺乏动力，因为在教育上的长期投入短期内难见“政绩”。因此，或许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国家级教育拨款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从权力架构上为教育投入建立起一个独立於地方政府和教育部的支撑点，不仅在投入比例上进行有效监管，也从分配上打破教育部一家垄断的地位，避免由於教育部长期以来与各类学校的复杂关系而形成的分配不公，并使教育经费更多地摆脱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能力差距造成的局限，更多地向不发达地区倾斜。

??除了起点的公平，教育公平中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不同教育阶段的转折点，如何保证不同地区的孩子接受公平的选拔。在中国，这样的转折点中最重要的无疑是高考。曾经，高考的恢复被中国人看作公平的象徵。而恰恰是今天的高考，包含了十分明显和深刻的区域不公。《纲要》谈及高考制度改革，却似乎忽视了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为什麽大城市的孩子本已获得了更好的教育，在高考中还要享受政策的倾斜？

??众所周知，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一个专业分配给北京或上海一个直辖市的名额往往比西部地区的一个省多好几倍，而北京或上海的考生数却往往不及这些省份的几分之一。明显宽松的竞争环境加之本来就水平更高的中学教育，使大城市的高考比其它省份容易很多，在大城市上高中的生活也就和其它竞争特别激烈的省份有犹如天壤之别。这样的恶性循环不仅使更多的家长期望孩子可以在大城市参加高考，加重大城市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这会使得大城市的教育越来越容易相对少地被高考束缚，大城市的孩子越来越在综合素质上拥有优势。大学的学习方式与中学明显不同，高校自然更愿意录取视野开阔、适应能力强的大城市生源。

??而在竞争激烈的省份，高考的独木桥越是难挤，学生就越是不得不拼命应试，素质教育就更加无从谈起，上大学之後，面对骤然转型的学习方式和环境，他们往往会更加难以适应（高校近年来爆出的因不能适应大学学习不得不退学的事件往往集中在相对落後地区的考生身上），结果，自己花费比大城市的孩子更多的心血换来的机会却是一个更低的起点。

??消除如此明显的不公从政策上说并不难，只要将高考的招生杠杆向落後地区倾斜。这虽然可能会牺牲一部分教育发达地区的既得利益，但长远来看，有利於地区均衡和整体质量的提高，关键要看教育主管部门和与其有著千丝万缕联系的高校能否有此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