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美国有问题找中国磋商比找日本有意义

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

　　中评社北京8月8日电／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因30年前的著作《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而广为人知。他接受共同社专访时说，日本的政治是零散的，什么也决定不了，因此，美国有问题，选择与中国磋商更有意义，因为中国的决策速度更快。

　　傅高义在专方中说，1958～1960年期间，他第一次在日本居住，研究日本的家庭问题。当时日本全国都对美国的现代化和生活方式充满向往，希望学习美国。孩子的入学考试是全家的重要大事。日本家庭最先购买的西式家具就是孩子的书桌。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

　　他说，1980年代是日本人生活的转折点。大家吃苦耐劳努力工作，漂亮的房子里放进了西式睡床，也购买了汽车。想要的东西基本上都齐备了，可谓应有尽有。孩子们开始思考父亲为什么这么拼命工作，转而觉得比起紧张应试来，和朋友一起玩耍更为重要。

　　到1993年以后日本的政治也发生了变化。傅高义说，1994年的村山内阁似乎是一个拐点。由经团联从大企业募集资金支撑政界的旧秩序崩溃了，制度因此一变。此后持续着不知谁是领导人的状态。

　　日本的发展曾引领了亚洲的现代化进程。傅高义就此认为，日本在亚洲国家中首先实现了现代化，并把方法传授给了台湾、韩国和东南亚各国，对中央政府的职能进行了指导，启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央政府的职能、工厂的运营等等都像是从日本学来的。日本也由于对殖民台湾、韩国，以及战时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所作所为抱有罪恶感，极力帮助亚洲实现现代化。直至1980年代末期，日本发挥了巨大作用。

　　不过，傅高义说，日本在亚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使命已经基本结束。各国大体上都已实现自立。但是各国如果要学习尖端技术和环境技术，对象仍然是日本。

　　日本的生活和政治都发生了变化，日本人是否因此而改变了？傅高义认为，类似古老村落意识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相当弱化，但根本性的思考方式则没有太大改变。终身雇佣制解体，临时工劳动大增。不过，认为“终身雇佣”这种思维方式十分重要的想法依然存在。身处日本国内似乎会觉得已经变化了，但和国外比较后则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终身雇佣并非像美国那样已几乎看不到。

　　“日本人的世界依然是‘以心传心’的。日本人之间无需彼此解释。这也许是因为文化统一的缘故。但是在国际会议等场合，日本人不擅于向外国人说明本国的情况”，他说。

　　傅高义说，“我觉得近期的日本政治家非常了解一些细微之处，但不具备代表整个国家发表意见并进行说明的能力，在观点上也不统一。以前的大平正芳首相、中曾根康弘首相等拥有由优秀学者组成的团体，能对外阐明本国的立场。”

　　傅高义正在准备撰写邓小平的传记。他在对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时表示：“在中国，即使是年轻人也能从国家的角度思考并进行说明，有着综合性的思维方式。政务繁忙的美国总统如果需要就某个问题与日本或中国进行磋商，选择中国将更有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的决策速度更快。日本的政治是零散的，什么也决定不了。”

　　“日本应该在全球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快速作出决策，需要进行扎实的分析。在分析之后形成统一意见的过程也是必须的。否则即使做出了决定，意见也很快就会变化”，他指出。

　　他认为，1990年代起，日本的政治家开始考虑由自己而不是官僚来掌握主导权。但是日本的官僚中还有着许多优秀的专家，他们虽然不发表意见，但在进行着思考。政治家应该与他们充分交流，驾御使用他们，否则将无法和智囊集团完善的中国相抗衡。

　　傅高义1930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日本问题和中国问题的专家。他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所长，并担任过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东亚问题的分析官，撰有《日本第一》、《亚洲四小龙》等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