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马英九兼任党主席对民主是什么含意？

石之瑜：台湾虽小，马英九虽个人，其间一言一行所透露的含意，对关心中国民主文化的两岸知识界而言，却不可谓不大。

　　中评社台北6月11日电（作者　石之瑜）台湾虽然号称民主，但从1947年伊始，国民党就未认真执行曾有共产党参与制定出的近代中国第一部“宪法”。尤其是决策与人事等政府管里的关键，两蒋政府一向遂行强人政治，不遵从统权与治权分开的设计。自2008年改朝换代以来，这个原本在书面上以“总统”为尊，而以“行政院”为主的1947年体制，似乎一度要得到青睐，可能纠正了李登辉以降到陈水扁后已经变本加厉的宪政“黑道治国”现象，颇有拨乱反正的气势。不过，经历了一年多后，非宪民主的后殖民社会特性，又表露无遗。

　　国际社会基于各种因素，对于台湾身为民主社会的假定从不质疑，两岸的学者更常轻易认定，台湾比大陆民主。但是，民主体制的决策与人事采取强人统治，不遵循成文或不成文的宪政体制，是否仍然非以民主称之不可？是否定期有大规模的选举，就足以称为民主？这样仅以选举投票形式做为民主内涵的政治体制，属于什么性质的民主？与仰赖广泛协商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有什么本质的差异？

　　马英九上任以后宣称要退居第二线，解散前朝由派系与强人所主导的各种体制外组织，好像确实要整顿宪政黑道。但是他所身处的政治文化不容许领导人退居二线，而他自己在竞选期间做出的各种承诺，也不能放任行政机关邯郸学步那样的裹步琢磨。所以即使深知1947年体制的本质是“行政治国”，马英九上任未久，不得不积极介入各种行政立法过程。他与陈水扁的差异在于，他对于介入的过程不张扬，也不故意成立各种组织来羞辱行政体制。应该说，2008年以来的实践所证明的，不是民主体制的有效性，而是领导统御风格的阴柔化，故与民主与否无关。

　　近来争议的话题是，马英九是否应该兼任党主席？对于任何统权与治权加以区隔的宪政体制而言，不论“元首”在实际政治中视情况需要介入多少，都不适合直接兼任党主席，台湾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强人两蒋都兼任主席，以本土为号召的李登辉便有压力必须兼任党主席，不然包括他自己与外界都会产生心理障碍，认为台湾人“总统”的权力比不上外省人“总统”的权力。到了陈水扁，因为他的政党是少数党，他便一度权谋宣称要当全民“总统”，但最后还是抗拒不了形势与诱惑，为了统筹帷幄而回锅担任党主席。马英九何尝例外？

　　在这样一个以超然统权为基础的成文体制中，如果领导人兼任了执政党主席，那就没有什么超然可言。根据1947年体制授权马英九在立法与行政之间有争议时可以介入，他做为党主席的话，身在政治核心，与争议双方早究发展各种扈从关系，起码一方不会信任他，那他就没有进行调停所需的信用。更重要的是，假如争议发生在理当独立的考试、监察或司法部门与理当偏颇的行政或立法部门之间时，领导人若没有超然的地位，如何在介入的霎那不立即伤害独立机关的独立性？马英九最近坚持控告检察官侯宽仁对他个人滥权的行为引发侧目，如果他再身兼执政党主席，这样的控告如何保护领导人超然的信用，而不影响尔后检察官办案？这样的信用不是属于马英九的个人资产，是1947年体制的资产。

　　领导人想要推动竞选诺言与满足民众期待都是好事，毕竟重然诺与公天下是美德，但这是儒家文化的教养使然。对于强调“有限政府”，并且视“政府为必要之恶”的民主宪政而言，却毫不相关，甚至养成民众倚赖强人的态度，对于以关心自己利益为动力的民主文化建设，还会有所破坏。马英九兼任党主席势在必行，值得追问的是，这是儒家文化对民主的优化，还是选举制度对儒家文化的优化？可见台湾虽小，马英九虽个人，其间一言一行所透露的含意，对关心中国民主文化的两岸知识界而言，却不可谓不大。

　　（作者：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