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两蒋贴身侍卫翁元（纪录全文）

两蒋贴身侍卫翁元透露，蒋介石遗嘱是死后才由秦孝仪写的。(中评社李仲维摄)

　　中评社台北12月30日电（记者　林淑玲、李仲维专访）两蒋贴身侍卫翁元12月26日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谈及担任蒋介石、蒋经国侍卫过程的诸多秘辛。以下是专访纪录全文（翁─翁元、林─林淑玲、李─李仲维）

　　林：你是怎么成为蒋介石卫士的？

　　翁：这要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开始，抗战胜利以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浙江招考军委会卫士，我在学校里考过后，开始担任他的卫士，即警卫的工作，是因为这样子才进去的。后来到了南京，我从那时起担任委员长的卫士，保卫他的工作；但那时委员长的卫士人员编制很大，叫做警卫总队。我们就从警卫总队下面的一个单位开始接受训练，一切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林：所以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保卫蒋介石？　

　　翁：那时蒋介石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政府主席，南京时代后来行宪，改成总统制；南京国民政府改成总统府，所以受训完以后我就执行警务工作。我也曾经在南京黄埔路官邸服过勤务，后来那里就变成总统官邸。

　　行宪不久国共内战，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失利，蒋介石被迫下野。他就回到奉化溪口成立“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我们警卫总队自行宪以后，缩小编制变成警卫大队，只有一到六队，其中的第五队是据守溪口的。那时他把总统职务交出来，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视事；因为没有了总统的身分，所以必须要成立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以总裁的身分领党、领军。我们警卫大队一、二、四、六小队就跟到溪口，因为不能私用总统府警卫大队，我们的名称也改成“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的特务大队”，我们就换汤不换药，连夜从南京撤退到溪口。而我们也按照溪口每一个警卫据点部署，我们的第一队便守在奉化的“雪窦寺”─天下第一名山，雪窦寺旁就是他的第一行馆“妙高台”。

　　当时因为撤退后大陆就“沦陷”了，有六位侍卫人员也因此退休回乡，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特务大队里便成立一支便衣小组，从特务大队中五个小队挑四位出来补充，从军衣卫士换成便衣卫士，我正是其中一员；之后我追随总裁到了台湾。我翁元就是这样从最外围的军衣卫士，一步一步到便衣卫士，最后到达最核心的侍卫，每一个时期名称都不同。

　　林：你在最核心的时候，都帮蒋介石做哪些事？

　　翁：这个就要开始慢慢讲啰！我们当时跟随总裁到广州、厦门、澎湖……，最后转到台湾，搬到阳明山草山行馆。直到三十九年(1950)后，才复职回复“总统”身分，迁到士林官邸。进入士林官邸后，我从便衣进入侍卫，担任最核心的内卫；到四十三年(1954)，“总统”办公室的管理员正好需要人代替，当时上级就希望调一个侍卫到“总统”办公室担任安全的工作，那时我就被调到“总统”办公室担任所谓的内勤管理；我的身分也从军职变成公务员，一待就是十几年。当时“总统”办公室需要举办“国宴”、接见很多外宾、元首；都是由我接待，我的成绩非常好。蒋介石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到五十五年(1966)，刚好士林官邸的侍从副官发生人为过失，他们的内务官找了警卫队员去见习，但不晓得什么原因，蒋介石不满意，他就直接找内务科科长，直接指定我。我那时是一般公务员，根本没有内务部的工作经验，好在那时跟着“总统”办公室的侍卫、副官上班，比较熟悉一点。之前当便衣组服勤务时，我们的岗哨就在内务科的厨房后面，跟内务科的同仁也都很熟。我之所以被指派，因为我在十几年之间，完全没有耽误一点工作，这也是我跟他的缘分；而蒋介石从没有下令指定过人，这是他生前唯一一次，所以我对此记忆非常深刻。一般跟过蒋介石的人都是几十年的老人，包括蒋夫人宋美龄、女佣人、副官，都是从小姐时代就跟着了，而且要跟一辈子；因为安全是绝对重要的。

　　当天七月六号我接到电话，“先生（蒋介石）指定要来。”我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当时算是皇帝钦点，哪里敢违抗？七月七号早上，我就被告知车子已经准备好了，要我马上去报到，我连准备简单行李的时间都没有。我报告后就等“总统”下班。蒋介石回到行馆后，吃完饭召见我，就简单一句“好了！就开始见习吧、你好好做”。之后我才回家打包，以人家的话来说，我是直升机空降的。

　　林：您几年次？

　　翁：我民国十九年(1930)次的。

　　李：听说蒋介石的侍卫都是浙江人，他有没有针对您的籍贯，譬如说浙江、奉化？

　　翁：没有。

　　李：那您是哪里人？

　　翁：我是浙江人。但是我要说的是，他的考量当然是以浙江人为主，但在侍卫团中也有外省人，比例上大概是5%。

　　林：那时候在官邸侍卫总共有多少人？

　　翁：当时“宪法”中侍卫的编制是有规定的，有分侍卫长、副侍卫长、内围主任、外围主任，侍卫官是校官、侍卫是卫官、警务人员是外围的，属于军统系统。这个你们大概了解就好。

　　林：当时你在他身边都做哪些事？

　　翁：我们侍从副官，就是要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等于是贴身的；再说难听一点，就像皇宫里的太监一样；工作衣、食、住、行通通都要照顾到。五十年代(1960年代)，他身体好的时候，洗澡时我们只要帮他准备好毛巾、内衣裤，他不太需要我们伺候。大概五十五年(1966)后，他的身体状况差了，洗澡时就需要有人擦背、更衣。

　　他的生活习惯非常制式，生活数十年不变；他早上五点多就起床、更衣、梳洗，喝的水一定要温，不吃冰、不吃辣；再来静坐祷告，早晚各四十分钟，中午二十分钟，再忙都不间断，而且准时的不得了，我们中国称之为调气；然后他会在书房外的小阳台唱圣诗、对天父祷告，算是做点健身运动；再向耶稣像、母亲王太夫人像、“国父”遗像恭敬地脱帽致敬。他的身体一直都保养得很好，可以说无病无痛，五十八年(1969)的车祸之后，他的心脏遭受到致命创伤，那时他的身体才开始衰退。我那时才刚进去三年。

　　六十一(1972)年他就职第五任“总统”，勉勉强强宣誓完成；那时医生建议“总统”要完全放下公务住院半年，好好疗养；但蒋夫人没有同意，怕外面会引起太大的议论，所以隐瞒这件事情。那年五月就职，八月就病发昏迷，到六十四年(1975)过世前，就一直在调养中。

　　林：他病发住院时，你们在……？

　　翁：我们全部全程照顾，停止休假，二十四小时轮流。

　　林：那时医生建议住院半年，蒋夫人反对的原因是……？

　　翁：不是反对，她是不想引起老先生的忧虑，是心理上的因素；医生先跟老先生建议，老先生一听心里慌了，连忙跟夫人说，夫人就赶快阻止。我们后来得到的讯息是，夫人责怪医生怎么可以把病情赤裸裸的告诉病人，她希望隐瞒。以医生的立场来说，他们是专业判断，心里也不高兴，既然家属不同意也就算了。

　　李：所以夫人是怕外界的政治效应？

　　翁：当然。

　　林：我们想问一下他临终时的状况？

　　翁：六十二年(1963)回到士林官邸，一直处于静养期间，六十四年(1975)四月五号那天是关键，那天白天一切很正常，没有任何迹象；那天气候非常诡异，四月五号清明节又放假，但我们有医疗小组轮班，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一个副官随时听后差遣。那时经国先生是“行政院长”，他每天都会来请安、报告行程。那天经国先生早上去扫墓，下午回来聊聊天，晚上陪夫人吃晚饭，吃完坐在老先生床旁边，而老先生躺在床上没什么事就想早点休息。医生就拿药给他吃，因为老先生躺在床上两、三年，所以要吃安眠药，但医生都用骗他说是维他命；医生开完处方，护士才拿药片、磨碎，再由针注入胃管。从病发开始，他的鼻管、胃管都一直插着，完全靠高单位营养品定时灌食。那时我们做完流质东西，都要等医生来加盐，我们都开玩笑说，那一点盐比钻石还贵。等到经国先生离开，医生就开了安慰剂给他，而他就在睡眠中过世，没有痛苦。

　　李：你们当天是怎么发现蒋介石去世？

　　翁：那天下午就不太一样，气候特别闷热，老先生心里就非常烦躁。那时士林官邸的中央系统空调是开暖气，要把水烧热再送出来；如果要转换成冷气，等水冷却，起码要半天的时间。我那天八点多下班，接我班的同事是值八点到十二点；但我们轮值的人都没离开，在官邸楼下而已，随时都可以支援。我因为要轮十二点到四点，必须休息。我们在轮值的四小时要非常小心，不可出一点差错；天气闷我们打扇子，打得精疲力尽。但我们还是二十四小时监控心电图。但晚上突然雷雨交加，倾盆大雨。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从六十二年(1973)开始，老先生的心脏变化已经不好，一年里好几次心脏停止，每次都靠急救救回。六十四(1975)年初，蒋夫人的弟弟（宋子安），我们称三少爷，他请美国胸腔外科的权威给老先生诊断；因为心、肺连带，他的病情一直维持到整个肺有三分之二泡在水里，只有三分之一的肺可以呼吸。那个医生来了以后，认为老先生要胸腔穿刺，但是他不知道老先生的病历；当时医疗小组坚决反对，要求维持现状，但蒋夫人不为所动，肺里的水一抽，当天晚上就发烧到四十一度，引起血崩。用了大量高单位的抗生素，才又救回来。

　　李：四月五号那天晚上，为什么心脏停掉后救不回来？是没发现吗？

　　翁：不是，有两个护士、一个副官一直在旁照顾，只要有一点状况我们就会呼叫医生，医生就在书房外头；当发现心脏停止，所有的医疗小组医生通通赶回来，那时急救就救不回来了，他很安详过世，我讲是油尽灯枯了，连神仙都救不了。我要说的是，他的心脏冠状动脉三条都堵死了，要不是医疗小组照顾得好，不能维持那么久。连国外的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林：所以他断气后，你们马上通知经国先生？

　　翁：对，经国先生马上赶来，大概八点五十几分，心跳停止。

　　李：所以是在老先生睡着过后没多久……。

　　翁：我们也不知道他睡着没有，他整天都躺在床上。就是在安祥的情况走的。接下来就通知“五院院长”与“副总统”，请他们到士林官邸表示“总统”逝世；等到“副总统”、所有的“院长”、武官都来了以后，才请秘书写遗嘱。那遗嘱是急就章，等到所有人都签完字后，再请蒋夫人签字。

　　李：所以遗嘱是事先写好的？

　　翁：不是，谁敢先写好遗嘱？你怎么知道今天会死？你有几个脑袋？蒋经国先生死时也是一样。

　　林：所以是秦孝仪当场完成的？

　　翁：对，秦孝仪是中国文学士，你看他写“自余束发以来……”，这哪叫遗嘱？写得太好了。

　　林：那蒋经国的遗嘱也是事后写的？

　　翁：我从内容就可以判断是谁写的，文笔一定有迹可寻；蒋经国的遗嘱依我来看，不可能是王家骅写的，是“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写的，从蒋经国的《守父灵一月记》中就可以看出。

　　林：蒋介石那时候过世，入殓的过程是……？

　　翁：他们先帮他换衣服，简单地擦擦脸，把胃管、鼻管拿掉，把假牙装回去；初步处理后，平稳地放在病床上（原为蒋夫人的书房），夫人坐在旁边；经国先生赶回来后，非常伤心、痛哭流涕。我之前在下面睡觉，有人来叫我说“先生都过去了”，我一听吓了一跳，上去以后已经忙成一团了，下面也乱成一团。大概十一点多，遗嘱已经写完了。等到大家都上去瞻仰完毕，就准备移灵了。大概半夜，十二点到一点多。

　　移灵时，担架从楼上抬下来上救护车，我那时开始接班随从，救护车就停在大门口，我才一走出去一两步，就遇到大雷雨，淋得湿透；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上天都在震动。我搭着一车，跟在救护车后面，大门左转福林路、右转中山北路，到了福林桥，雨停了！雨过天青，一直开到荣民总医院，一点事都没事。我宁可相信是冥冥之中有……，但也有人表示，事实上那天气候变化纯属巧合。

　　林：您今天接受电视台访问，有提到一段两蒋陵寝的事情，说两蒋的遗体已经腐化了，因为当时作防腐的时候并不是很彻底。

　　翁：说到这个，事实上我没有进到处理遗体的房间，连蒋夫人都没有进去；由医生与我们的护士护送进去，那门一打开，福马林味道之重，眼睛都睁不开。后来只有两个医生和工作人员在里面处理，家属都不准进去。所以处理的情形我们完全不得而知，只能听医生说，但我们无从了解他们如何防腐。过程差不多花一、两个钟头，到清晨四点多处理完毕。

　　林：所以是连夜处理？

　　翁：当然是马上处理。我记得处理完后，遗体放入冰柜里，再随夫人回到士林官邸，大概就五点多了。经国先生一直陪着夫人，送到房里再下楼；这里面有个关系，因为那天晚上纬国先生没有回到士林官邸来。

　　林：纬国先生在哪？

　　翁：当天是清明节，纬国先生的养母姚夫人（姚冶诚）葬在台中，他带着儿子蒋孝刚去扫墓了。

　　林：传说蒋介石遗体的防腐只做一半，这件事是……。

　　翁：凭良心讲，这里面的内情我不知道，一来我没有在旁边，而且在那里也待不上两、三个钟头，福马林的味道太呛鼻、刺眼了。但是唯一的一次，当大殓换寿衣的时候，我瞄了一下，看到全身都非常完整，我只能够这样讲；大殓时，化妆师提前先把遗体从冰柜中抬出来，等到冰慢慢退、把水擦干；自颈部以下，再用丝棉把全身裹起来。

　　李：所以说您瞄过大体，没有看到动刀的痕迹；有人说他们是打洞把防腐剂打进去的。

　　翁：这个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身上没有任何伤口。

　　林：在做防腐之前，医生有跟家属或官邸的人讨论怎么做吗？

　　翁：那时没时间讨论，我们医疗小组两个医生在旁边，没有请示过夫人。那时的最高决定权是蒋夫人，蒋经国还没有权力做主；所以后来移灵、安葬等一切事宜，蒋经国都要向夫人报告、经过她的同意才行。

　　林：经国先生过世时，他的遗体处理方式也是一样吗？

　　翁：也是一样啊！完全一样。所以当经国先生化完妆在大殓时，蒋孝武先生（蒋经国次子）就突发奇想，把我叫下去，递给我一把指甲刀，要我帮先生的指甲剪一剪；那时候医疗小组的邓院长在旁边，一听就说“没问题、我来”，他们是老手了。所以由他剪，我在一旁扶着先生的手。

　　李：所以蒋孝武要剪指甲的目的是……。

　　翁：把指甲留下来做纪念嘛！

　　林：这位院长的名字是？

　　翁：邓述微。台湾很有名的骨科权威，当过三军总医院院长、军医局局长。

　　林：据您了解，蒋夫人对于老先生日后要不要迁葬大陆，她有表达过任何意思吗？

　　翁：在我们所得到的讯息里，她完全没有任何表示；是第二天蒋经国轻车简从，先到角板山的新宾馆看看，原先的考虑要在新宾馆；但是当时角板山的山路还未拓开，山路弯曲难走。灵车以外，后面还有多少的殡葬仪队……，后来他又去看慈湖；最后回来请示夫人，由夫人确定在慈湖暂厝。

　　林：如果说他们现在要迁葬，那遗体是不是完整的？

　　翁：这个我不敢说，因为这是专业的问题。我跟你坦白讲，自从覆棺以后，没打开过，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形，没人知道。但是那天他们在电视新闻上说，有个慈湖的一个志工说棺椁是花岗石封闭以后，设有两把钥匙；一把是由“国防部”保管，一把由家属保管，要两把一起才能打开。还有人说那花岗石是台湾出产，那是完全不了解台湾的地质；那个花岗石是国外进口，台湾没有这种花纹。

　　李：到底有没有那两把钥匙？

　　翁：以现代的科学观点来看，要如何装这两把锁？依六十四年的情形，花岗石是一片一片拼凑起来的，基座是抬高的；上面有一层活动的、透明的挡灰防尘罩，可以供人瞻仰。棺椁是由荣民工程处一手承包，棺椁分为两边、前后、上下拼成，前面这块是最后铜棺推进去、封起来的地方；那都是设计好的，像卡榫一样。

　　李：所以并没有两把钥匙的事？

　　翁：现在都没有这样的技术！一百年后也没有这样的本事！花岗石怎么装锁匙？

　　林：那个铜棺有密封起来吗？

　　翁：那时候铜棺全世界只有美国生产，我们当时从香港紧急采购，由大少爷孔令侃先生（宋美龄姐姐宋譪龄与孔祥熙夫妇的长子）一手包办，那时在香港分公司采购，华航专机运回来。但还不完整，因为供民众瞻仰时缺少透明防尘的盖子，从美国运来时间又来不及；所以由士林官邸的一个木工临时用压克力板制成，不是像别人说的什么水晶玻璃。

　　林：我想再请教一下，夫人在世时，老先生安葬在哪里，她都没有意见吗？

　　翁：当时根本就没考虑到要回大陆的事。所谓的暂厝，是因为在老总统的日记里有提过，他希望在南京的中山陵旁边；也有人说他希望葬在奉化的王太夫人旁边；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事后才传出来的讯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之下，没有人会去想到三十二年之后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林：那经国先生过世的时候是……。

　　翁：那时候在“民国七十七”年(1988)，那时蒋夫人还在台湾，他们考虑在慈湖旁边的头寮，头寮也是四合院，是慈湖的缩小版；家属的考量是在先总统旁边、规格一样又略小，位置是非常好。但是没有想到从中国人风水角度去看，因为头寮后面是悬崖断壁；这造成很多传说（传说因为这个风水，蒋经国的三个儿子孝文、孝武、孝勇才都英年早逝）。

　　林：在我们的想像里面，他们那样的家庭应该会找很多风水师吧！

　　翁：他们是基督教，蒋家里唯一一个异教徒是蒋孝武先生，他是佛教徒。

　　林：所以不管是慈湖或是头寮，他们都没有看过风水吗？

　　翁：有人说慈湖的风水很好、也有人说不好，这我们没办法去评断。

　　林：当时经国先生过世时，那时有考虑要回大陆的事吗？

　　翁：我们那时身分低微，但我相信他们一般其他的家属也不可能深谈这种事情，因为那时政治气氛完全不一样，全民哀悼；包括经国先生移灵，马路几乎被人们拜祭的供桌占满，要到高速公路才能净空。

　　林：蒋经国先生遗体做防腐时，家属也是一样不能进去？

　　翁：经国先生送到荣总医院的时候，我是连门都没进去，因为我们的身分职务跟士林官邸时都不一样。在老先生过世后，我们有四个副官，两个副官跟夫人到美国休养、另外两个副官就明订要留下守灵兼照顾守灵家属的生活起居，我就是留下的其中之一。那时经国先生和纬国先生会来慈湖守灵，不是天天，有时是星期六日，住个一两天、有时下乡在附近就来住一晚；吃个饭，然后在灵堂静思。

　　李：前后大概守灵一共多久的时间？

　　翁：都来来去去，经国、纬国先生有空就来，孝武、孝勇他们年轻人就比较少，他们都有正式的工作。六十七年(1978)蒋经国正式就任总统；孝武先生提议说总统身边要有个人服务，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便兼职到七海官邸照顾。经国先生一向是汗衫加夹克，自己提个小皮箱。我去的时候也一样，不太需要人家服务。路边摊走到哪里吃到哪，没有先试吃这回事。跟他爸爸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老先生是衣食住行、连一滴水都不在外面喝，一律由副官从官邸携带。

　　经国先生过去一向独来独往，他当“国防部长”时，有一次到阳明七星山空军站视察，下来时却迷路了，雾很大、能见度又低；他的司机等到七、八点，还没见到人连忙向“国防部”报告，警卫处马上派一连的宪兵上山寻找，一方面向士林官邸报告。等到经国先生被护送下山，第二天老先生马上下令警卫队挑两个随员；父亲下令，蒋经国不得不接受，结果挑了两个尉官干部，他一看说阶级太高了，后来派了两个士官送到七海去，从那时起经国先生才开始有随员。随员还不是警卫，在当“行政院”副院长到美国访问时，遭受枪击；一回来，老先生立刻交代要成立七海警卫组。

　　林：经国先生要过世时，孝章（蒋经国的女儿）有没有马上回来？

　　翁：有回来。孝章是很了不起的女性，她很有骨气；蒋经国两次就职典礼，她都没回来。一来是因为蒋经国反对她嫁给俞扬和（“国防部长”俞大维之子），二来是她的兄弟们也不赞成，造成家庭纷争；那时她怀孕了从美国回来，蒋经国意思是要她拿掉，但她坚持……，经国先生还为此伤心大哭。

　　林：为什么会反对？他们还算门当户对呀！

　　翁：因为俞扬和有过婚姻记录，年龄又比孝章大了十多岁。最后由老夫人（宋美龄）出面打圆场，总算说服蒋经国接受。因为蒋家三代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简直是捧在掌心上当宝贝；有一次她生日，蒋夫人特别为她举行生日宴，把餐巾、餐桌布都染成粉红色。

　　林：所以她回美国旧金山结婚吗？每年都有回来吗？

　　翁：对，每年都会带俞祖声回来。但第一次回来时，三兄弟对姊夫都很不谅解，在机场、家里都发生很不愉快的事情。

　　林：从“民国六十”年(1971)，老先生身体开始不好，到六十四年过世，在这段期间如果遇到国庆大典需要露面，那该怎么办？

　　翁：老先生休养期间露过三次面，由中央社正式公告；第一次是召见中国国民党主席团，在荣总六病房大客厅，在整装时，因为他的右手萎缩了，一直滑下来，我们便用宽胶带把他的手固定在椅子上，再用马褂遮起来。第二次是孝勇结婚时，要对祖父母奉茶。第三次是六十三年(1974)在士林官邸，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马康卫（Walter McConaughy）卸任回国，由夫人陪同接见。

　　林：所以说，在蒋介石病中，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安排露个面，安定人心？

　　翁：这对国内、国际上都是如此。最后一次是六十四(1975)年，长曾孙蒋友松（蒋孝勇的儿子）出生，在士林官邸照了一张全家福，他抱着曾孙坐在轮椅上。因为平常他不穿长袍马褂的，病床上就穿着自己的衣服，扣扣子的那种加七分裤。他是不绑皮带的，他的中山装、军装都用吊带；连内衣裤也没有松紧带，不是像我们棉质的三角裤或四角裤，而是杭州纺绸、蚕丝的，包括被子等等都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