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主 办：中国评论月刊
顾 问：徐 鹰（中国评论月刊社务委员会主席）
主持人：刘乃强（全国人大基本法委员会香港委员、
本刊学术顾问）
策 划：郭伟峰（中国评论月刊社长）
周建闽（中国评论月刊总编辑）
评论员：周八骏（香港特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陈文鸿（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
陈祖为（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
李彭广（岭南大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系副教授）
胡恩威（香港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
执行人：罗祥喜（中国评论月刊副总编辑）
王 平（中国评论月刊副总编辑）
时 间：二OO七年第七次座谈会（总第一百一十五次）
地 点：中国评论香港总部会议室
刘乃强：开场白
欢迎各位来参加此次《中国评论》的思想者论坛，香港回归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香港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香港的发展趋势如何？我们会针对这些大家都有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今天到会的都是对香港社会不同领域素有研究的专家，现在就请大家根据各自的心得发表见解。
陈祖为：香港政制存在的问题
我主要讲对香港政治问题的基本分析，主要有三点。第一是香港在政制上出现了什么问题；第二是出现了政制问题之后，香港的民主派与中央政府如何看待解决方案；第三是我自己觉得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基本法》与现今香港的变化
第一点，我觉得香港的政制问题是源于《基本法》设计的香港政制制度，是已经不能适应从一九九一年开始，香港立法会议员进行部分直选到今天所产生的种种变化。
《基本法》今天出现的问题，有些是当时的设计者想不到的，因为当时还没有直选。当时中央政府祗是认为，回归之后仿照港英政府时代就可以了，祗不过权力基础换了一点。但是当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权力基础换了以后，原先实行的港英政府的制度，就已经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个人认为《基本法》的设计，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而不是有的人士所认为的行政主导的制度。
作为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本身不一定有问题。问题在于，行政首长不是普选产生。而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中，行政长官缺乏普选的支持，就出现了问题。第一就是行政长官没有足够的认受性，起码认受性不高过立法会。
在三权分立之下，虽然行政长官有很大的权力，但是祗有十分薄弱的权力基础。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维系行政长官的权威，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党愿意为政府承担。在内部，现在行政长官的政治权力是不稳定的，常常受到必要或者不必要的挑战，祗能靠北京撑腰。
三权分立本身不是问题，而我们也都不可以走回头路，再用一个专权的行政主导的方式。
从学理的角度讲，香港这种半民主体制，必须要基于目前的情况，尽快完成其民主程序，变成一个真正的有民意基础的三权分立制度，来解决香港政治体制本身的有效性。
中央担心民主派冲击《基本法》赋予中央的权力
这就带出了第二点，就是民主化给中央政府带来很多忧虑，而民主派则用一个相当简单的方式去解释这个现象——共产党不愿意放权。
如果用同情的角度去理解中央这种忧虑，我相信中央还有一个看法，就是《基本法》所设计的制度里面，是包含好多中央拥有的权力；而这些赋予中央的实质权力，是很容易因为民主化所产生的种种影响，而受到挑战。这并不纯粹是中央放不放权的问题，而是《基本法》所赋予中央的权力，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行使，而不会受到很大的质疑。
这里有两点问题。根据《基本法》，中央对行政长官有实质任命权；香港立法会的立法也必须在人大常委会备案，且人大常委会对此有最终的否决权。所以香港祗是“高度自治”，而不是“实质独立”。香港唯一的独立拥有的权力，是在司法方面，终审的地方就在香港而不是在北京。
当然，中央也对香港立法会里面的一些人所理解的立法会的权力有不同的观点，认为立法会不应该有所谓“不信任动议”的提案权，也都不应该提案挑战中央的决定，不应该干涉内地事务。
从中央的角度来讲，认为香港在有些方面过了位，且对中央拥有的权力不是很理解。对于《基本法》赋予中央的权力，有些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要冲击这些属于中央的权力。中央认为，如果香港的民主派能够在立法会?面占有过半数议席，就有能力实质挑战中央委任行政长官、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权力。
所以中央多次讲，不希望香港变成一个政治实体，或者一个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其实这就是从实质权力的角度讲，《基本法》赋予中央的权力会不会受到挑战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是必须要处理的。
可让港人自己选择行政长官
但中央有权不接受、不任命
当然，我并不认为香港的民主需要等到有一天，中央与香港的民主派达成互信、大和解之后才能发展与拥有，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呀？这是脱离现实的。
我们需要的不是互信与大和解，虽然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关键是，大家是要对《基本法》所赋予香港和中央的权利，互相尊重，这纔是最重要的态度。
一方面，香港人要尊重中央对行政长官的实质任命权，尊重中央对特区政府高官的任命权。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实现普选，假如真的选出了一个中央万万不能接受的人士作为特首选举当选人，中央是有权加以否决的。而香港人，对这种否决，是需要接受的。接受的意思，就是承认这是中央的权力。这并没有任何宪制上的危机，因为这是《基本法》已经规定的。祗不过会有一种落差、失望，可能有一些纷争，这是政治上的必然。
而对中央来说，既然《基本法》赋予香港人最终会有普选权，就应该尊重香港人真正拥有选择行政长官的自由。这是自由而不是最终的权力，因为最终的实质任命权是在中央。但如果这个自由被一些制度的方法过度限制，使得祗有中央可以接受的人才能够变成特首候选人，这样其实并不是给香港人真正的选择自由。就是说，不应该的选举制度上保障民主选举祗能必然出现中央能够接受的人士作为特首候选人，这对民主程序是一种侮辱。
香港人同时也要接受，我们的民主，最终上面还有一个中央。中央方面不应该给假民主予香港人，但是香港人也不可以认为民主选举的结果中央就必须接受，因为选举结果还要中央的实质任命。
我认为，这就是“一国两制”的特色。也是当初《基本法》设计行政长官选举的特色。因为《基本法》设计的行政长官，既向中央负责，也都向香港特区的港人负责。这种双向的负责，祗能够通过承认双方的实质权力达成，不是一方面压着另一方面。最终，祗能够通过长时间的发展民主政治过程，包括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央的交往，来磨合双方的歧见。
我相信香港人是务实的，也都未必会选择一个候选人，是中央一定不会接受的。而中央如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扭曲了香港的选举政治的话，在香港也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中央在香港人之中的信任度和支持度，也必定会大大降低。
我认为，这是没有其他方法的，祗能接受这种“一国两制”的现实，河水不犯井水。在承认《基本法》赋予双方各自权力的基础上，进行协调。
陈文鸿：基本法有时代痕迹
在设计《基本法》的时候，内地考虑将香港的行政长官、行政机构，与香港的立法机构的关系切断了。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背景就是在《基本法》起草的时候，当时中央政府对香港社会不是很信任。当然，由中央任命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其实并不算很过分。另一方面将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切断之后，就不能用立法影响，以至监督行政及其实质权力。
香港政经基础发生变化
虽然《基本法》中规定了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但问题是资本主义有好多种。而《基本法》中所保留的，好多是殖民地的政策、体制，包括了当时的既得利益者所提出的许多要求；就算财政平衡之类的问题，基本上都不是资本主义的，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应该说，《基本法》的起草过程充满了矛盾，有来自各方面的要求。其中，主要反映了两种因素，一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并不清楚什么叫资本主义，纯粹从政治斗争、与英国斗争考虑。另一种就不是中国的问题了，而是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在于，从回归谈判开始，政治经济的基础开始转变。古典的殖民地管制方式，虽然是很重视本国大集团的利益，但是也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不会让任何既得利益者的权势超越政府。在中英谈判开始之后，就发现中央政府、殖民地政府没有重视这种平衡。在殖民地政府方面是为了制造短期繁华，在离去之前谋取最大的利益。香港的房地产商和在珠江三角洲投资的港商是当时冒起的两大力量，后者在内地发展，所以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而房地产商做的就是用各种合法、非法的方法收买官员，或者通过各种方法与内地在香港的机构合作；因为当时中央怕回归后香港出现经济危机，所以投入大量资金到香港，这样更加容易与香港的房地产商种种合作。
不管什么客观的理由，香港经济形成了两大基础，一个以港商企业为代表，一个是以房地产商为代表。这些商家逐渐占据了政府的谘询委员会、校董会等诸多机构，港英时代受到重视的专业人士基本上逐渐被排挤出去了。
回归以后，这个局面更加严重。其实香港的问题包括与内地的关系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矛盾，还因为大量的房地产商、港商介入各个层面，社会各种势力在弱势政府难以主导局面底下进行争权夺利的竞争，把香港社会的局面搞乱了。由于这些势力拥有很强的实力，他们往往并不希望政府干预，但却愿意劫持政府。
民主派并不重视基层利益祗是利用基层力量
香港的民主派往往看不到、也并不真正重视香港社会基层的利益，祗是在利用基层力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
回归之后，香港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差，不仅制造业等方面逐步被内地超越，连服务业也逐步被内地取代。
与此同时，香港的官僚体制采纳了港商企业的做法：老板拥有话事权，一切都是老板拍板。要强调的是，政府的这种管理方式还不是跨国企业的管理做法，而是带有家族企业特征的港商企业的做法。以往英国的那种官僚体制的运作方式，因此全部被打破了。
香港回归后官商勾结的问题，还不仅仅限于香港，还连带涉及内地。
我们看到，香港很多高级公务员一退休，马上就有大公司、大机构邀请他们，他们也很欢畅地开始为商人打工。政治上是否要避嫌呢？ 而以往殖民地体制建立起来高级公务员的优厚退休待遇，目的应是保证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条件，也间接上也为了不鼓励他们在退休后在商界另谋发展。
胡恩威：文化流于浅薄民主形式并非万验灵药
中产九七前大量移民使香港文化流于浅薄
我作为一个在香港长大的三十多岁的人，我很明显地感觉到，我读中学时的香港，与现在的香港是很不同的。比如报摊上报纸、杂志的种类，以及收音机?面所讲的内容，以前是不像现在这么单一化的。
我读中学的时候也就是八十年代，真是比现在要多元化，社会之间的相互包容是好很多的。当年讨论争取八八直选的模式，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政改，可以说水平要比现在高太多了。大家充分讨论，报纸的社论比现在有层次、有理性得多。现在很多人只是表达意见，不是分析问题包括如何解决，仅仅是表达一个立场。而这些立场后面的理念，却好像很混乱，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在里面。
移民潮表达了当时的中产精英对香港的放弃，而这种放弃，导致香港在九七之后出现了种种所谓的文化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也影响了政治的运作。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制度运行的顺畅与否，与处于这个制度下的人的价值观有很大关联。比如，如果人没有守法的价值观，法制是不能够执行的，法治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的素质，往往决定了制度能不能成功。
既得利益者对香港缺乏感情
回归前政治兴奋剂贻害匪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的很多既得利益者，对香港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如果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的话，我相信他们采取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与对这个社会的投入，是会很不一样的。
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所谓的香港式的房地产价值，是建基于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卖到最高的呎价，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是地产商的第一目标和终极目标。所谓的社会效应，包括会不会让我们的生活素质更高，他们是不会思考的。
很明显，香港政府的规管模式，在这个方面不是九七之后的事，而是在九七之前已经建立了这种意识形态。
如果比较新加坡，我们可以发现，新加坡在整体的房地产发展上，他们是采取了更加专业化、知识化的做法。就是说，他们也做房地产，但是他们在做知识化的房地产。是根据建筑设计的逻辑、规划的逻辑去做，而不是像香港这样，将所有的东西塞到一起。
我们读建筑学所知道的那些不应该做的，在香港却都做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本来可能出现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地方，但是香港社会这么富裕，却在建筑设计上这么落后，真是难以理解；而且，这种奇怪的现象在九七之前已经出现了。就是说，九七之前英国人特别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对于管治方法，都是用最短期的烈性药，或者说投下政治兴奋剂，让气氛变得很兴奋。但是当药力消退的时候，马上就出现了严重的疲软。这种药，民主派吃得最多，疲软的后遗症也就最为明显。
公务员智识得不到发展远远跟不上现实要求
香港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香港的公务员体制，如果用电脑来形容，基本上就如同“二八六”，我们现在已经用“六一一零”“双核”了，所以根本就不敷运转了。政府很多部门在那?，祇是一个数量的多，难以更新升级，适应不了现实的变化。
之所以不能更新，是因为在香港政府的政务官体制里面，二十年来就没有改进。我认识一些做政务官的朋友，为什么他们不继续做下去呢？因为他们想去读书，没有机会读，申请读书也不批准。他们到外国的香港办事处，也是没有事做，整天坐在那，智识无法扩容。这就导致整个政务官系统的智识很低，可能他们除了在英文语法上还可以外，所有的东西都难以实施，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做事。
也正因为如此，九七之后的所谓港人治港，当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董建华交给他们做，就一定会出问题。
更严重的是，在已经出了问题的情况下，直到今天还是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有所改进。
相对而言，新加坡公务员的整体质素有了很大的提升。
民主形式即便实现
也并非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我基本上认为，香港整天热炒的所谓普选，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核心问题在于管治效率。如果管治效率高，当然就有了政治权威，因为政治权威是靠执政质素决定的。执政效率好的，就是人民接受的，而不是香港现在表现出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种不是有效率。最主要的，是要让大家都认受，都觉得是合理的。
我是觉得，香港好多争取民主的人对民主的形式太过期待，以为民主的形式解决了，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效率和质素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专业化风险高
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投身
举例来说，市政局的废除，就反映了香港民主派对于民主发展没有清楚的民主策略。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香港当时的市政局是唯一能够达至地方民主执政的政治体制，因为它拥有具体的决策权。它不同于立法会，它是可以否决所有公务员所做的事情。市政局的主席，当他外访的时候，是拥有与市长同等待遇。
我们当年也都对民主派提议过，参照其他地方的民主发展经验，其实是应该争取在香港这两个市政局的所谓执政权，然后透过市政局的执政，使得市民大众对于民主之争产生信心。这样，也可以让中央看到，在民主执政之下是有效果，会有一个实质的示范作用。
但是当时没有人听你讲，他们对市政局并不重视，他们也没有人愿意全心投入市政局的工作。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香港这些民主派，对于政治专业化这个问题，是没有很清晰的概念的，好多人都是兼职的。有的是在大学教书，那些大律师也都是一边帮别人打官司，一边搞政治，没有人真是全身心投入政治。
因为投身政治，很多时候风险很高，民主派?面也是很少人愿意付出这种风险。如果对比台湾，你会看到很大的分别。
你可以看到，香港政治的困局就在于，在潜意识里面，都仍然存有殖民地心态，希望有个人来搞定所有的事情。
其实现在香港的民怨，很多都是生活方面的诉求，香港人还没有这么高的层次，追求那么多的层次。董建华当时遭遇七一大游行，是因为撞到沙士、经济萧条等等，而不是真正的所谓政治意识抬头。
各个界别都存在接班人真空问题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香港人一定要面对，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在不同的界别，都出现了接班人的真空。对于这种真空，香港是需要认真面对的。如果香港的法治能够维持，对于法官的培养、律师的培养乃至法制观念的培养，是需要人去做的。
对于民主政治，发展下去会有什么人接替呢？很多界别其实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所熟悉的文化界、电影界，都在问这个问题，究竟会有什么人接班呢？因为接班人不是平白出现的，也无法买回来，这是香港需要处理的问题。
周八骏：一国两制需要在某一点寻求平衡以利发展
香港回归祖国快十周年了，这一段时间我经常想，十年前到底怎么看香港？回头看那时写的日记、文章，这十年对于一国两制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认知上，的确都有很大发展。
认识和实践都有变化
经济融合已成香港主流认识
十年前，关于一国两制的认识和实践，基本上是希望这约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土地上既有的一切尽可能保持不变——不受内地影响，也不影响内地，按照其固有的逻辑发展。
然而，事实很快证明，香港不可能在一个狭小的地域?，仅限于六百多万人口，跟祖国内地相对分隔地发展经济和政治。
今天，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亦称融合）不可阻挡也不可逆转，已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共识。甚至梁家杰先生在竞选二○○七年第三任行政长官过程中，所准备的政纲在谈香港经济和民生时，即便不大愿意谈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但也没有挑战其客观存在以及继续拓展的大趋势。
反对派想主动影响内地
是香港政治出现的新变化
必须重视的是，面对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大势所趋，香港政治生活中最近出现一个新现象，这就是香港的所谓民主派明确主张二零一二双普选方案不仅要在香港实施，而且要成为中国民主化的试点。
梁家杰在代表民主派中的主流派竞逐行政长官职位时，他所提出的政制政纲就以西化中国为最终目标。在二○○七年五月十日策发会管治及政治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坊上，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杨森先生代表二十二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又一再发表同样的观点。我当即提出疑问，说你这样讲是把问题复杂化，给香港民主化进程增加困难。因为，如果香港政制发展要影响内地，那么，按照对称的观点，必定要考虑内地对香港政制发展的影响。不能说，香港要做内地民主化的试点，而内地不能对香港某些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关于香港政制发展的言行包括双普选方案发表意见。
但是，在我这样讲之后，杨森先生做总结时仍然强调民主派要把香港变成中国民主化的试点。也就是说，香港的民主派开始公然主张香港主动影响内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十年后关于一国两制的认知和实践的一个必须重视的新变化。
香港本身的政治和经济追求就有错位
我曾经在各个场合一再指出，香港的政治和经济是存在着错位的，即：在经济上，香港不可阻挡也不可逆转地与内地经济一体化；但是，在政治上，香港社会却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香港政制发展扩大同内地政治体制的差异。从而，使香港与内地的政治体系难以同内地的经济体系相协调。
如今，民主派公然主张香港政制发展做中国民主的试点，亦即经济讲一国，政治也讲一国，似乎是在扭转以上所说的错位，其实，仍旧是错位。因为，民主派﹂主张立即普选便是企图在香港与国家主体的政治体制之间制制造更大的矛盾，从而，势必阻?两地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
香港一部分市民是没有认识或者没有充分认识香港的政治与经济错位的后果。民主派﹂则是不负责任地鼓吹。香港政治有一个很具香港特色的不对称现象——香港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稳定由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负责，未能进入特区建制核心的民主派不必承担责任因而就不必考虑其政治主张以及各项公共政策主张的政治后果、经济后果和其他社会后果。这种现象本身就反映了香港的政治与经济是存在着错位的。
现实的矛盾与困扰未来必须加以解决
十年来，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观念上，一国两制处于磨合的过程。
一个国家?面两种不同制度，本来希望是井水不犯河水；但事实证明，井水不可能不犯河水，河水也不可能不犯井水，相互影响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人受到两方面的困扰。在空间上，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土地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七百万人口与十三亿人口，存在文化的差异。在时间上，香港和内地都不可能停留在某一点上不变，二○○七年与一九九七年比，就有很多变化。
尤其对于三四十岁的香港居民来说，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大部分岁月，恰逢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九七年这一段英国管治香港一百多年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三十年。香港在这样的基础上回归祖国，而回归后由于多种因素使经济陷入二次大战以后最为严重的困境。于是，相当一部分香港居民留恋九七前。
在时间上，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矛盾；在空间上，香港这一制与内地那一制之间的矛盾，都在经历磨合，带给香港居民心灵的困扰是不能低估的。
必须承认，今天，香港还有很多人，特别是相当多的中产阶级人士，面对很好的经济形势，却对未来仍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对香港发展的定位，心中还是没有底。
这是未来五年、十年，一国两制伟大事业在认识和实践上都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个课题，有赖于前面所讲的妥善协调香港与内地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以及妥善协调香港的政治发展和经济转型。
需要在某一点上寻求平衡为香港营造一个稳定状态
一国两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两制在一国之内相互磨合的过程。
问题是，这样的磨合过程是不间断地变化？还是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在某种状态或形态上相对稳定下来？这关系一国两制的前途。如果能够相对稳定下来，我们这些在香港生活的人，心里就会踏实。如果不断地变化，香港居民就会形成一种变动不定的心理。
现在提倡和谐社会。什么是和谐社会？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的各种矛盾能够比较好地处理；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结构有一个可持续的比较均衡的状态。尽管变是绝对的，但是相对静态的东西，总要让人看得到。否则，心脏负荷不了，思想也负荷不了。
一国两制有没有可能在某一点上，比如，香港政制发展有没有可能在某一点上相对稳定下来？
讲循序渐进，可以理解为每几年就有一个变化。但是有些人不耐烦，希望立即实现普选，立即达到终极目标。那么，即便达到终极目标了，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呢？
政治互信是特首人选前提
否则选后极易出现对立
这取决于香港和中央之间是否建立稳固的互信。在互信的基础上，由普选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就能避免出现不被中央任命的状况。因为中央是否任命行政长官候任人，主要考虑政治标准。中央和特区之间具有政治互信，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候任人就容易符合政治标准。
中央和特区互信不是抽象的。首先，香港的主流政治团体或者主流的政党、政治人物，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讲，要都爱国爱港。这就要求当下的政治生态有比较明显的转变。
如果没有这个转变，能不能形成理性的相互尊重呢？也就是说，如果香港政治生态没有明显转变，那么，就难以避免香港人行使自由选择权所选出的行政长官候任人，可能不被中央任命的情形。届时，如何处置？是否有一个理性的安排来避免宪制危机或政治危机？
不任命就可能有三种情形。一是如果中央不任命选出来的李先生，能不能直接任命张先生？二是如果选出来的李先生不能获得中央任命，是否再起另外一个程序推选另一个行政长官候任人？三是如果再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候任人又是中央不欲任命的人，是否改由中央直接任命或者再起另一个选举程序？何时以何方式有一个结果？
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政治制度赖以运作的政治生态有了很大关系。美国总统和议会之间，也就是行政和立法之间虽然会有矛盾，两党政治也会有相当尖锐的斗争，但是，他们对基本制度的运作是有共识的。也就是说，实行成熟的民主政制的社会，是具有基本的共同价值的；不同政党在基本的政治理念上是共同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会寻求妥协也能达至妥协。
至今，香港社会之所以理性，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派政治领袖还不想搞颜色革命，不愿意承担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但是，袛要香港政治生态还是不能确保中央与特区之间形成稳固的互信，一旦实现普选就可能发生颜色革命。
香港政制发展必须以建立中央与香港的稳固互信为基础。这要求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居民确立回归后的新身分认同。香港居民应当普遍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一国两制应当往什么方向走？十年来一国两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不能保证今后一定继续成功。
陈祖为：政制是困扰香港的核心问题
互信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其实我并没有给出这样的立论：就是政制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所有问题，这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政制问题，确实是困扰香港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就算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但是如果依然在政制设计之中不能使中央和香港的意见达到吻合，都是解决不了矛盾，民主派每一次都要冲击普选的问题，而北京每一次都要招架，所以这个问题必需要解决。我认为，祗有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才代表一国两制真正成功。
一国两制运作到今天，有些地方做得都不错，但是两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政治文化和权力分配，都没能够有基本的互信。中央和香港的互相猜忌很多，也就是互信的程度很低。所以目前还不能说一国两制成功，祗有最后有一天普选问题解决，有圆满的解决，才能说是成功。
但是也不要误解，实现普选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是需要有一些条件出现的。我并不是迷信普选，不是说普选就是万应灵药。
就算有民主选举，都需要有公民社会的环境。在香港发展公民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监查民主体制，需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如果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就会变成今天的台湾那样，由上而下的贪腐是很难避免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争取一个比较有公义的资本主义，我认为都要从政制着手。
互信问题，我认为是双方面的，是大家都要努力的。我相信这与我们对于发展普选政制所持的态度是直接有关的。如果总是防范这种发展，大家争拗不停，怎么会有互信呢？
中央的实质任命权和港人的普选权产生相反的结果，是可能出现的。但是三权分立的制度就是依靠权力重迭来达到互相制衡的效果，因此冲突有时是难免的。正如在美国国会?面，国会与总统意见冲突到无法调和，议会不批准财政预算，政府运作都会瘫痪。美国的制度就是如此，权力重迭的结构就是如此。正是因为后果会这么大，双方都会尽量避免，会尽量考虑在摊牌之前解决问题。中央和香港将区的权力重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应作如是观。
当然，我想我提出立论，都有值得挑战的地方，还需要仔细考虑。但是各位也要想一想，如何选择纔是合理的，程序是什么？如果你不相信港人是可以使用民主的，你觉得民主政治会变成金权政治，你觉得没有信任就不可以搞民主且会出现对抗的，是不是我们就需要原地踏步呢？
陈文鸿：不要指望用
简单的方法解决所有问题
以我所见，假如垄断资本在这个社会有这么大的势力的时候，金权政治其实是难免的。所以首要的问题，比如中央在进行这方面的任命的时候，一定要抑制这种垄断资本。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香港的问题，也都是中央的问题。香港的官商勾结是连带着内地的官商勾结的。比如香港某些人的要求，得到北京某些人的支持，就是因为存在这种关连。
我们不要指望一种模式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更不要试图用一种简单的推动普选的方法来解决所有问题，我甚至认为公民社会也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我们采取反对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街边的反对也是可以的。必须知道的是，我们不要试图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加以解决。
就政治制度安排方面来讲，我想永远都会有斗争的，永远不会彻底解决问题。有制度内的斗争，也有制度外的斗争，我觉得问题并不大，制度的完善是依靠斗争去推动的。
我不是觉得民主有问题，香港人绝对有权力追求民主。其实就是今天让香港享有全面普选也没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中央按照《基本法》处理不就完了吗，香港人自己承担后果呗。但是问题在于，香港一部分人这么想，另外一些香港人，还有中央的考虑，我们就不需要考虑了吗？
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个态度，中央就要这么做，这是不行的。
从中国内地的考虑看，更加重要的是，现在内地政策的发展方向的转变，是远远大于香港的。而且我认为，这是对香港有利的转变。甚至可以说，现在内地政策的转变，与香港垄断资本所要求的，是有矛盾的。内地在搞最低工资制，但是香港反对最低工资制；内地要补贴农民，香港现在连综援都不想补贴。
这种矛盾，会衬托出香港的问题，也会促使香港转变。
胡恩威：直选不等于更好
社会进步取决于集体意识
现在好多香港所谓的政治讨论，很多时候都是务虚式的争拗。
就好像前一段时间批评中大一份学生报纸，是务虚式的，拗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很少涉及实质问题。
所以现在香港祇是展示出一种民主的假象。有些人所追求的所谓更好一点，不过是恢复以前的殖民地状态。更好与好，我并不认为香港有了直选就等于更好，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是这样。
可能我与有些学者的背景不一样，我是文化界的，我看问题的角度也许不同。我反而觉得，社会的进步取决于民众的集体意识。当整个社会朝着更加文明转变，社会就会进步。
但是现在的香港，脚踏实地地做事的意识这么薄弱，斗争的意识又这么强，吹牛争拗的意识这么强，怎么去改善呢？
我不知道对整个香港目前这种状况如何加以改善，我祇知道如何针对自己加以改善。如果我自己做得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我觉得这样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很多争拗其实祇是一种表象。
李彭广：特区至今未能完成
创立与更新管治系统的工作
系统重建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我们过往太过强调五十年不变，这种不变，可能对某个时空来讲，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可以稳定人心。但是当这种强调过了头的时候，为政者或者说政治的精英层也陷于被动，忽略了创造条件和配套措施的需要，我觉得这就是个盲点。
为什么说这是盲点？九七前后是政治体制急剧转型的时期，变化是必然产生的。九七年之前的管治系统，有三个次级系统，一个是领导班子系统，二是幕僚和智囊系统，三就是政治支持的系统。这三个次级系统，在回归前后急剧转变，但是至今，都没有人去讲这个系统重建和更新工程的问题。
特区没有解决组建班子问题
为什么香港特区政府的司长和局长与董特首貌合神离？那么长时间都不能磨合完毕？为什么以前英国来一个总督就可以与殖民地的资深官员合作无间呢？
我们这样问，其实就是忽略了总督与英国派来香港的那些殖民地官员，本来就是来自同一个系统的，同属于一个殖民地系统。英国设立的那个系统，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都说要培养治港人才，都说相信中国人可以管治好香港，但是问题在于，大家没有做到实质的系统工程的建构。
香港一般老百姓不知道这些并不出奇，但是如果我们的管治阶层、政治精英对九七之前英国管治香港的管治班子的组建和运作有认知的话，就应该知道九七之后，那种组建领导班子的方法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平台，有一个新的发展渠道，可以让这样的一批人可以走到一起？
我的观点就是，在殖民地年代有这个功能，可以运作畅顺。外来这个管治班子能不能真正知民情是一回事，但是起码解决了系统内部的配合问题，不会左手打右手。
特区未能组建有效的
智囊机构和政治支持系统
也许有人说，九七前也没有什么智囊、幕僚嘛，为什么现在要搞这种无聊的事情呢？其实九七前香港的幕僚系统是外挂在英国的，当年是有这个功能的。但是很多香港人，现在听不明白。虽然这种幕僚不在香港的编制中出现，但是功能是存在的。九七之后，香港完全失去了这种功能。
第三是政治支持系统。九七之前没有什么选举压力，顶多是六十年代末的民政事务主任，其职责是搜集地区层面的情况，不必像立法会议员在选举时那样逐层动员；当时是不需要的，或者说是低度发展的。九七之后，这个领域也是没有得到发展。
政治体制转型仍在继续
未能创立与更新管治系统
其实，九七过渡，用我的语言来讲，是一个双重的过渡。第一个层面的过渡，是政治主权的过渡，顺利完成。但是第二个层面，就是政治体制的转型，现在依然在继续。
政治体制的运作，如果类比经济体制来说，也是有两个层次的。对于经济，我们讲有生产和消费两个系统和过程；而政治体制面，也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管治系统，另一个是参与系统。
现在香港比较集中地讲参与系统的完善，但是管治系统到今天的工作，讲的极端一点，是值得批评的。就是回归十年，到今天依然没能完成创立、更新一个管治系统的工作。
如同经济学中生产和消费是相互影响的，当管治系统未能成功转型的时候，就引发了九七回归之后一直到今天这么多的矛盾。
提供诱因让才俊全职参政
培养真正有能力治港的人才
对于上述三个次级系统的更新和强化工作，我认为香港已经是不能再等，必须马上着手做事了。比如说，你怎么样产生管治班子？之前推出了高官问责制，对这个制度的原则我是赞成的，但是问题在于，没有安排必须的配套措施。
管治系统与参与系统是息息相关的。你一天不搞好政治体制的转型，一天不搞好这个转轨的工作，你就难以顺畅运行。
中央整天想着让香港学习新加坡，实现公务员治港，其实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香港公务员的训练，是无法追得上香港这种高速的政治化现实；而且政治领袖和公务员是各有自已的角色和功能，所以一定要开拓另外一个平台，让政治领袖和管治班子有空间成长和磨练。
我们整天讲李光耀，可是李光耀有今天的政治成就和智慧，是他从五十年代开始就不断参与选举、不断参与政治斗争所磨练出来的。那么香港有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提供政治诱因，使得一班二十、三十岁的年轻人，真是愿意全职去从政呢？从政在香港有没有出路呢？
让青年都奉献、燃烧自己是很难的，但是可以提供诱因，让一些人全职从政。就等于我们讲的资本家，你如果没有什么优惠让他能赚钱的话，他就会投资到另外的地方。而对香港的年轻人来说，不从政还可以搞金融，还可以到大陆工作。没有一定的诱因，很难吸引人才从政，管治水平也就难以让人放心了。
有些事情中央是控制得到的，但是对于一些资源就没有好好地去运用或调配。当你对于一些资源没有好好运用的话，环境不就是会越来越恶劣吗？
目前焦点集中在参与系统
而对管治系统改革严重忽视
所以，讲双重过渡，在主权回归之后，没有正视香港政治体制转型这个大的课题。现在香港祇是将焦点集中在参与系统的争议，但是忽视了管治系统的强化。其实，管治系统可以带动参与系统的发展。
很简单，如果管治系统能够实施高效的行政，有优质的政策出台，对民主改革的时间要求不就没有那么急迫了吗？这是成反比效果的。
就是因为政府本身管治系统，无论人还是政策，回归以来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整个社会不就沸腾了吗？不就要求改革了吗？
其实社会要求改革是被动的，如同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农民也不是无缘无故挥舞原本用来锄田的锄头，当作革命的武器的，他们是被迫挥舞锄头闹革命的。
知道这种情况，无论中央政府还是特区政府，或者特区的管治精英，如果不放多一点时间思考如何优化管治系统，思考如何对管治系统进行更新，香港未来所走的路将会越来越困难。
特首应该有政党背景
从政治学的角度说，香港的政治是难以顺畅运作的。为什么？因为一个非政党化的行政长官，如何能组成有效和合作无间的管治班子？如何有能力来驾驭高度政党化的议会和处理动态的议会政治呢？
如果在选举制度下一个当选者没有政党背景，他怎么样组成自己的班子呢？他从来没有与一班人一起饮茶灌水，没有相同的理念、没有共识、没有默契，他们怎么合作联手管理一个地方呢？
胡恩威：未来十年重点
是优化政务官、公务员体制
所以我觉得，今后十年，最需要花功夫做的，就是如何优化政务官和公务员体制。
我说优化的意思，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够培养出一个真的要执政的人，同时真的将之作为一个专业政治的平台。其他的人，全部都是将之作为兼职。
现在香港最迫切的问题，是管治效率、素质，如果在短期内不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无论谁坐上特首的位置，都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
要医治这个病，最有效的，是要优化政务官体制，使得这几百人能够吸纳一些新鲜血液。
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政府官员，他们在政策研究方面的能力很低，而且他们也没有能力处理政策范畴的事情。
这里不是他们想不想做宏观管理的问题，关键是管理不了，缺乏这个方面的能力。而正是因为他们不能进行宏观管理，所以整天都是放在手?，但是不做处理。几乎是对所有的事情，都因为管理不了，而握在手中不加以处理。
陈文鸿：要改革政务官制度
香港公务员必须瞭解内地
政务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现在建立了庞大的网络，但是需要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很多事情实际上都是由专业的政府官员处理的，但是由于政务官担当部门主管，这些人往往又被政务官压制、排斥。
因此，应该可以将专业能力不足的政务官所管理的范围缩小，这可以在短期解决部分问题，不但不会影响政府的运作，反而可以提高管治效率。
更加重要的是，要取消政务官制度，再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找一些什么都不会做的人来做重要的位置。启用专业干部，会促使政府专业化，这也是国际潮流。
与此同时，面对专业化的政府官员，在外部比如立法会议员、政党以及民间团体，都可以在与专业化官僚交往周旋过程之中磨练出来。
香港人是基本不认识大陆的，而公务员更加是十分无知，与大陆方面的交流是绝对不够的。而公务员中心所做的培训，由于经费的问题而越做规模越小，政务官更加没有什么专业的培训。
关键的问题，香港人特别是公务员需要瞭解内地最新的发展。其实这种瞭解，需要的资源并不多，中央也不需要给钱。但是中央需要告诉特首，香港政府要熟悉内地，香港官员要学习内地发展情况，特区政府的培训机制便会启动起来。
我也为公务员培训讲过课。其实现在好多公务员都想知道内地的情况，但是没有好的途径。
很明显，内地公务员在学习国际通行体制的时候，是需要经过培训的。而香港在这个方面（认识内地、认识国际）做得极其不够。
第二，香港整个社会的国民教育特别是爱国教育，是不够的。其实，香港特首可以找香港的大专院校做这个事情。
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知道内地发展得这么迅速，我们真是很多事情都不会做；而祇要知道内地发展得这么快，对很多事情香港人就不会乱来。内地高速铁路网络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迅速。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商机、社会转变，是非常迅猛的。如果香港能紧贴内地的发展，做这个方面的培训，推动多一点讨论，我想香港人的思想是会改变的。
现在内地希望派官员来香港政府实习，但是我们香港的官员却不肯到内地实习、交流。如果这些公务员到内地，可以发现内地现在很多县市的官员学历比你高、能力比你高，全世界又去过，办公室的条件又比你好，香港公务员不必这么傲气。香港政府官员或者其他机构的人员也许不明白，当你越是到内地交流的时候，你会越瞭解内地的情况。这是香港所应该积极做的，不可能靠中央来直接介入推动。这种交流，对整个香港社会绝对有用的。
李彭广：强化政治任命可以部分
解决政策制定能力弱的问题
政治问责的官员，是负责政策制定和决策；而行政官员，应该是负责执行政策。
如果我们加强了政治任命官员层的规模，自然就能部分解决政策制定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可以建立幕僚班子，对一些具体政策做研究。
我们看外国或者中国内地，都有庞大的支持系统。你看看，有多少人在支持中南海的运作？但是香港，除了中央政策组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支持系统。在知识型社会里面，要用脑（知识）来管人，如果知识没有被调动起来，管治水平那还会高吗？
政府的政务主任制度是需要改革的。如果加强政治任命的官员，这个政治积弊的缺陷会相应减低。因为政务官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那种横跨政治与公务员两个功能领域的安排，在今天已经不需要了。
我认为，管治班底的组建、幕僚的支持、智囊智库的强化、政治支持系统的栽培，如果这几个问题都不作改善的话，很多事情都会难以处理。
如果在政府的议会联盟?面，都没有办法达至政策共识，那怎能运作良好呢？当然，如果要政党支持你，你就需要让政党参与。你不能在要做决定的时候，才让行政会议的成员接触到。就因为是这样子，才会有很多政党的行政会议成员表示不满。
周八骏：中央希望获得相对稳定
但现实发展却不易实现
十年来，一国两制所涉及的各种矛盾都暴露或者充分暴露了。而且暴露的程度和速度，是当初难以想像的。
中央希望香港有
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基本法》规定香港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所隐含的一个前提是，主权回归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转变。实践本身不可能刻舟求剑，不可能凝固在某一点上。
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在一国两制生动的过程中，应当寻求相对稳定的状态，使得我们能够证实，一国两制不仅在过去十年是成功的，而且最终也是成功的。
我理解，中央是希望能够找到一国两制旳相对稳定的状态。曾荫权先生接替董建华先生后，就想建立一个稳定的状态。有两个特点，第一，强化行政主导，建立以公务员为主体的管治架构，来抑制二零零四年九月立法会选举半数立法会议席由普选产生以后，政党政治抬头的趋势。第二，希望通过一个向民主派愿望倾斜的政改方案，使香港政制发展能够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很遗憾，遭受了挫折。
于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又变成需要争取的目标。
中资与英美资规模差距很大
为稳定香港社会还应发展
关于中资在香港，也涉及对一国两制的譅识和实践。九七后，尽可能不让内地的力量过多介入香港事务。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香港立法会修订入境条例，对凡是在证件上注明因公到香港的内地人员，即使连续在香港居住满七年，也不能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二零零三年七一游行后，上述安排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便这样，至今，中资在香港的发展仍是有限的。主要是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或运作，而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业务甚至全部业务都在内地。
最近，英国驻香港总领事说，英国公司在香港雇用了二十五万个员工。中资公司在香港直接雇用的员工，对香港GDP的直接贡献，显然不能与英资公司相比，也不能与美资公司相比。
一方面，要尊重香港资本多元化；但是，另一方面，为推动两制在一之内磨合，中资在香港需要发展。不会危及英资、美资在香港的地位，祗会把香港经济的饼做大。关于中资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香港回归十年需要总结的方面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对外瞭解少
中央也没有料到今天的复杂
中央对香港行使宪制权力，要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方式？这是香港回归十年最需要总结的方面。
香港回归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二十多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演变。在中英两国政府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中国对改革开放的理解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国力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对西方政治的瞭解与今天也不可同日而语。我相信在起草《基本法》时，写上最终普选的规定，决策者和起草者对这句话分量的理解，与今天比肯定很不一样。
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在下一个五年或十年如何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区管治班子。希望有更多的既熟悉香港、也理解内地的人士加入特区政府。
目前，香港中产阶级人士、年轻人普遍有问政参政的欲望。除了竞争立法会议员外，需要特区政府逐步开放，逐步形成制度——社会人士能够进入政府做官，做官后再经商或者从事其他专业。
建立新制度是艰难的。二十多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有多难啊！当时一直围绕一个哲学问题，就是改革的突破口与改革配套如何协调。改革突破一点，立即受到传统体制其他部分的阻挠或反击，感到必须配套。而考虑配套时，立即感到力不从心或者无从入手，又觉得必须选择突破口。
今天这个哲学问题已经解决了。内地经济学家已不像二十多年前那样讨论改革配套与突破口的问题了。但这是花了多少年时间才达至的成就。
关于一国两制不断开创新局面所需要的措施配套，是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以后开始充分认识到的。
未来五年是十分关键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对策准备，也就是应因曲折的准备。
陈文鸿：中央要逼迫香港
服从中国整体发展
对于一些事情，中央需要逼迫香港政府去做。比如要逼迫香港整个基建的体制服从中国的整体发展，与内地融合。现在广州到深圳的高速铁路时速达到三百公里，到了香港时速祗有八十公里，而且不是专线，这是绝对不合理的。
将来的问题是，不仅香港的铁路网络追不上广州，在全国的铁路网络中也会处于落后状态，这是绝对不可允许的。对于重大的基建项目，中央政府要迫使香港跟随内地的主流发展去做。这些项目如果用中资企业去做，是可以赚钱的，香港政府不做，中央政府也可通过中资企业去做。
港珠澳大桥要建，但是一定要是双Ｙ，而不是单Ｙ，香港没有理由排斥深圳的，也一定要有铁路的。在香港的大屿山，一定要铁路连接，不能说桥修建到那?接不上。香港的集装箱码头亦一定要有铁路专线，要与内地的现在准备建立的集装箱铁路网络连接。所以，对于重大的基建投资，不能够让香港政府与本地的既得利益者纠缠在一起，拖累整个基建的进度。
香港的发电站可以维持两间，但是一定要允许内地的电力公司输电来香港，两家香港电力公司的电价没有理由那么贵的。现在内地电力公司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祗是香港政府不肯开放。广东省都是从广西等地输入电力，技术上是可行的；如果从内地输电来港，也有利于香港的环保。既然可以输电，香港还有什么必要搞那么多的火力发电呢？何必还要扩建呢？而且，香港的环保要求，至少要与国家的环保标准拉平，没理由香港的环保标准落后于内地。
对此，中央政府虽然不需要公开宣传，但是一定要迫使香港政府在重大基建项目上能够与内地的发展配合，至少以同等水平同等步伐来发展。
李彭广：中央如果介入太多
不利香港培育自身免疫力
零三年之后，中央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香港的介入。但是以我看来，这不是一个长久的策略。始终，中央需要香港培养起自己的能力，否则处理很多事情会因为来回周折而错过时机。如果中央对很多事情都要介入，香港自体的免疫力是难以培养。
香港商界，不论是外资、中资或者本地华资，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是在吃免费的政治午餐。我们看任何欧美国家，财团对政治的捐献是很可观的。但是香港商界对政府的智囊机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公民教育机构，投入是很少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制度本身保障了他们。中央应该考虑，如何让香港的财团真是要交出他们的入场费。比如对政治组织的捐献也好，自己成立一些智囊机构也好，或者捐一些钱出来给某些机构做一些有规模、有系统的研究也好。
延伸一下，改革并不是要多出一些钱，而是如何调配现有的资源。问题是，在大学?面做香港研究、政策研究，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一定要调动相关的积极性，让不同的阶层可以做到不同的成就出来。
李彭广：资深公务员不知大变局来临但他们往往有能力架空特首
我觉得问题出在认知方面，特别是掌握着政府资源的政府官员，在认知方面有问题；他们不知道一个大的变局正在来临。他们没有这种认知，自然就会有盲点。这个盲点的结果，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浪费人的青春。所以，一定要调动各界的积极性，冲破认知的盲点，这样才会优化管治系统。
我们需要优化政治基建，如果没有政治基建，就会出现很多滥竽充数的人。
资深公务员的角色转换也是一个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在推行高官问责制之前，任何一个行政长官上台都要任用资深公务员，因此任何一个行政长官都有机会被架空，而且资深公务员已经自成一个系统。
这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由于任何一个特首都是由这班资深公务员服务，一旦有任何政策转变的时候，而这种转变又不为资深公务员接受的话，就会出现另外一种阻力。为了减低资深公务员的影响，才有零二年的高官问责制的推行。
所以我想，行政长官要在未上台之前，应该有一个起跑的台阶或者说较高的起点，哪怕是一百公尺或者四百公尺，都要让他跑，跑起来自然会带动风势，就有了规模，形成管治班子的雏形。如果一百公尺都不让他跑，祇有十公尺的预热距离，真正进入长跑路程就显出准备不足。现在由于不想有个影子内阁，所以准备的预热路程就很短。这么短的预热，进入政府开始长跑的时候，在缺乏坚实管治班子的支持下，就一定要依赖公务员的协助，这样子就容易被架空或发生扭曲的情况。
当年董建华和陈方安生在政策上的分歧，闹至不可收拾，就是突出了空降的行政长官和资深公务员的矛盾；或更准确地说，是领导班子的组建出了问题。就以母语教学为例，不管母语教学是好还是不好，但特区的管治班子都不能统一意见，那么如何能有效管治呢？其实，不能统一意见，祇是反映深层次的领导班子系统未能重构和更新的问题。
管治系统的更新工作，是特区提升管治水平的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要与参与系统同步更新和改革。这个系统工程要尽快开展，如果未来一两年都没有改变的话，将来特区的管治就会更困难。
刘乃强：座谈会结语
此次讨论很精彩，我也算这个圈子的，平时都很少听到这么精彩的讨论。因为此次讲的问题，这么深入、精辟，在市面上是很少听得到的。
我们绝少意识形态的偏见，都是从宏观出发，从维护香港利益的角度来看待香港现在存在的问题。既有对香港现存政治、经济的分析，也有对政改设计的评价，有对文化与政治互动关系的探讨，还有对未来人才的期盼，我自己都深受教育。相信我们的读者，会在今年七月份得到这份有关香港问题的精神大餐。
评论员简介：
周八骏：经济学博士，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光大集团高级研究员，中国光大资料研究有限公司董事。
李彭广：英国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系副教授和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范畴包括：投票行为与选举政治、议会和政党政治、治理与制度设计、政策制订和公共选择。两本英文专着以及诸多论文。除教学和研究外，亦常在媒体评论香港政情。
陈文鸿：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
陈祖为：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胡恩威：香港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导演过多部戏剧。
（完）
顾 问：徐 鹰（中国评论月刊社务委员会主席）
主持人：刘乃强（全国人大基本法委员会香港委员、
本刊学术顾问）
策 划：郭伟峰（中国评论月刊社长）
周建闽（中国评论月刊总编辑）
评论员：周八骏（香港特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陈文鸿（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
陈祖为（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
李彭广（岭南大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系副教授）
胡恩威（香港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
执行人：罗祥喜（中国评论月刊副总编辑）
王 平（中国评论月刊副总编辑）
时 间：二OO七年第七次座谈会（总第一百一十五次）
地 点：中国评论香港总部会议室
刘乃强：开场白
欢迎各位来参加此次《中国评论》的思想者论坛，香港回归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香港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香港的发展趋势如何？我们会针对这些大家都有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今天到会的都是对香港社会不同领域素有研究的专家，现在就请大家根据各自的心得发表见解。
陈祖为：香港政制存在的问题
我主要讲对香港政治问题的基本分析，主要有三点。第一是香港在政制上出现了什么问题；第二是出现了政制问题之后，香港的民主派与中央政府如何看待解决方案；第三是我自己觉得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基本法》与现今香港的变化
第一点，我觉得香港的政制问题是源于《基本法》设计的香港政制制度，是已经不能适应从一九九一年开始，香港立法会议员进行部分直选到今天所产生的种种变化。
《基本法》今天出现的问题，有些是当时的设计者想不到的，因为当时还没有直选。当时中央政府祗是认为，回归之后仿照港英政府时代就可以了，祗不过权力基础换了一点。但是当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权力基础换了以后，原先实行的港英政府的制度，就已经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个人认为《基本法》的设计，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而不是有的人士所认为的行政主导的制度。
作为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本身不一定有问题。问题在于，行政首长不是普选产生。而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中，行政长官缺乏普选的支持，就出现了问题。第一就是行政长官没有足够的认受性，起码认受性不高过立法会。
在三权分立之下，虽然行政长官有很大的权力，但是祗有十分薄弱的权力基础。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维系行政长官的权威，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党愿意为政府承担。在内部，现在行政长官的政治权力是不稳定的，常常受到必要或者不必要的挑战，祗能靠北京撑腰。
三权分立本身不是问题，而我们也都不可以走回头路，再用一个专权的行政主导的方式。
从学理的角度讲，香港这种半民主体制，必须要基于目前的情况，尽快完成其民主程序，变成一个真正的有民意基础的三权分立制度，来解决香港政治体制本身的有效性。
中央担心民主派冲击《基本法》赋予中央的权力
这就带出了第二点，就是民主化给中央政府带来很多忧虑，而民主派则用一个相当简单的方式去解释这个现象——共产党不愿意放权。
如果用同情的角度去理解中央这种忧虑，我相信中央还有一个看法，就是《基本法》所设计的制度里面，是包含好多中央拥有的权力；而这些赋予中央的实质权力，是很容易因为民主化所产生的种种影响，而受到挑战。这并不纯粹是中央放不放权的问题，而是《基本法》所赋予中央的权力，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行使，而不会受到很大的质疑。
这里有两点问题。根据《基本法》，中央对行政长官有实质任命权；香港立法会的立法也必须在人大常委会备案，且人大常委会对此有最终的否决权。所以香港祗是“高度自治”，而不是“实质独立”。香港唯一的独立拥有的权力，是在司法方面，终审的地方就在香港而不是在北京。
当然，中央也对香港立法会里面的一些人所理解的立法会的权力有不同的观点，认为立法会不应该有所谓“不信任动议”的提案权，也都不应该提案挑战中央的决定，不应该干涉内地事务。
从中央的角度来讲，认为香港在有些方面过了位，且对中央拥有的权力不是很理解。对于《基本法》赋予中央的权力，有些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要冲击这些属于中央的权力。中央认为，如果香港的民主派能够在立法会?面占有过半数议席，就有能力实质挑战中央委任行政长官、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权力。
所以中央多次讲，不希望香港变成一个政治实体，或者一个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其实这就是从实质权力的角度讲，《基本法》赋予中央的权力会不会受到挑战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是必须要处理的。
可让港人自己选择行政长官
但中央有权不接受、不任命
当然，我并不认为香港的民主需要等到有一天，中央与香港的民主派达成互信、大和解之后才能发展与拥有，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呀？这是脱离现实的。
我们需要的不是互信与大和解，虽然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关键是，大家是要对《基本法》所赋予香港和中央的权利，互相尊重，这纔是最重要的态度。
一方面，香港人要尊重中央对行政长官的实质任命权，尊重中央对特区政府高官的任命权。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实现普选，假如真的选出了一个中央万万不能接受的人士作为特首选举当选人，中央是有权加以否决的。而香港人，对这种否决，是需要接受的。接受的意思，就是承认这是中央的权力。这并没有任何宪制上的危机，因为这是《基本法》已经规定的。祗不过会有一种落差、失望，可能有一些纷争，这是政治上的必然。
而对中央来说，既然《基本法》赋予香港人最终会有普选权，就应该尊重香港人真正拥有选择行政长官的自由。这是自由而不是最终的权力，因为最终的实质任命权是在中央。但如果这个自由被一些制度的方法过度限制，使得祗有中央可以接受的人才能够变成特首候选人，这样其实并不是给香港人真正的选择自由。就是说，不应该的选举制度上保障民主选举祗能必然出现中央能够接受的人士作为特首候选人，这对民主程序是一种侮辱。
香港人同时也要接受，我们的民主，最终上面还有一个中央。中央方面不应该给假民主予香港人，但是香港人也不可以认为民主选举的结果中央就必须接受，因为选举结果还要中央的实质任命。
我认为，这就是“一国两制”的特色。也是当初《基本法》设计行政长官选举的特色。因为《基本法》设计的行政长官，既向中央负责，也都向香港特区的港人负责。这种双向的负责，祗能够通过承认双方的实质权力达成，不是一方面压着另一方面。最终，祗能够通过长时间的发展民主政治过程，包括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央的交往，来磨合双方的歧见。
我相信香港人是务实的，也都未必会选择一个候选人，是中央一定不会接受的。而中央如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扭曲了香港的选举政治的话，在香港也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中央在香港人之中的信任度和支持度，也必定会大大降低。
我认为，这是没有其他方法的，祗能接受这种“一国两制”的现实，河水不犯井水。在承认《基本法》赋予双方各自权力的基础上，进行协调。
陈文鸿：基本法有时代痕迹
在设计《基本法》的时候，内地考虑将香港的行政长官、行政机构，与香港的立法机构的关系切断了。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背景就是在《基本法》起草的时候，当时中央政府对香港社会不是很信任。当然，由中央任命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其实并不算很过分。另一方面将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切断之后，就不能用立法影响，以至监督行政及其实质权力。
香港政经基础发生变化
虽然《基本法》中规定了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但问题是资本主义有好多种。而《基本法》中所保留的，好多是殖民地的政策、体制，包括了当时的既得利益者所提出的许多要求；就算财政平衡之类的问题，基本上都不是资本主义的，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应该说，《基本法》的起草过程充满了矛盾，有来自各方面的要求。其中，主要反映了两种因素，一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并不清楚什么叫资本主义，纯粹从政治斗争、与英国斗争考虑。另一种就不是中国的问题了，而是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在于，从回归谈判开始，政治经济的基础开始转变。古典的殖民地管制方式，虽然是很重视本国大集团的利益，但是也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不会让任何既得利益者的权势超越政府。在中英谈判开始之后，就发现中央政府、殖民地政府没有重视这种平衡。在殖民地政府方面是为了制造短期繁华，在离去之前谋取最大的利益。香港的房地产商和在珠江三角洲投资的港商是当时冒起的两大力量，后者在内地发展，所以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而房地产商做的就是用各种合法、非法的方法收买官员，或者通过各种方法与内地在香港的机构合作；因为当时中央怕回归后香港出现经济危机，所以投入大量资金到香港，这样更加容易与香港的房地产商种种合作。
不管什么客观的理由，香港经济形成了两大基础，一个以港商企业为代表，一个是以房地产商为代表。这些商家逐渐占据了政府的谘询委员会、校董会等诸多机构，港英时代受到重视的专业人士基本上逐渐被排挤出去了。
回归以后，这个局面更加严重。其实香港的问题包括与内地的关系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矛盾，还因为大量的房地产商、港商介入各个层面，社会各种势力在弱势政府难以主导局面底下进行争权夺利的竞争，把香港社会的局面搞乱了。由于这些势力拥有很强的实力，他们往往并不希望政府干预，但却愿意劫持政府。
民主派并不重视基层利益祗是利用基层力量
香港的民主派往往看不到、也并不真正重视香港社会基层的利益，祗是在利用基层力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
回归之后，香港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差，不仅制造业等方面逐步被内地超越，连服务业也逐步被内地取代。
与此同时，香港的官僚体制采纳了港商企业的做法：老板拥有话事权，一切都是老板拍板。要强调的是，政府的这种管理方式还不是跨国企业的管理做法，而是带有家族企业特征的港商企业的做法。以往英国的那种官僚体制的运作方式，因此全部被打破了。
香港回归后官商勾结的问题，还不仅仅限于香港，还连带涉及内地。
我们看到，香港很多高级公务员一退休，马上就有大公司、大机构邀请他们，他们也很欢畅地开始为商人打工。政治上是否要避嫌呢？ 而以往殖民地体制建立起来高级公务员的优厚退休待遇，目的应是保证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条件，也间接上也为了不鼓励他们在退休后在商界另谋发展。
胡恩威：文化流于浅薄民主形式并非万验灵药
中产九七前大量移民使香港文化流于浅薄
我作为一个在香港长大的三十多岁的人，我很明显地感觉到，我读中学时的香港，与现在的香港是很不同的。比如报摊上报纸、杂志的种类，以及收音机?面所讲的内容，以前是不像现在这么单一化的。
我读中学的时候也就是八十年代，真是比现在要多元化，社会之间的相互包容是好很多的。当年讨论争取八八直选的模式，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政改，可以说水平要比现在高太多了。大家充分讨论，报纸的社论比现在有层次、有理性得多。现在很多人只是表达意见，不是分析问题包括如何解决，仅仅是表达一个立场。而这些立场后面的理念，却好像很混乱，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在里面。
移民潮表达了当时的中产精英对香港的放弃，而这种放弃，导致香港在九七之后出现了种种所谓的文化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也影响了政治的运作。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制度运行的顺畅与否，与处于这个制度下的人的价值观有很大关联。比如，如果人没有守法的价值观，法制是不能够执行的，法治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的素质，往往决定了制度能不能成功。
既得利益者对香港缺乏感情
回归前政治兴奋剂贻害匪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的很多既得利益者，对香港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如果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的话，我相信他们采取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与对这个社会的投入，是会很不一样的。
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所谓的香港式的房地产价值，是建基于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卖到最高的呎价，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是地产商的第一目标和终极目标。所谓的社会效应，包括会不会让我们的生活素质更高，他们是不会思考的。
很明显，香港政府的规管模式，在这个方面不是九七之后的事，而是在九七之前已经建立了这种意识形态。
如果比较新加坡，我们可以发现，新加坡在整体的房地产发展上，他们是采取了更加专业化、知识化的做法。就是说，他们也做房地产，但是他们在做知识化的房地产。是根据建筑设计的逻辑、规划的逻辑去做，而不是像香港这样，将所有的东西塞到一起。
我们读建筑学所知道的那些不应该做的，在香港却都做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本来可能出现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地方，但是香港社会这么富裕，却在建筑设计上这么落后，真是难以理解；而且，这种奇怪的现象在九七之前已经出现了。就是说，九七之前英国人特别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对于管治方法，都是用最短期的烈性药，或者说投下政治兴奋剂，让气氛变得很兴奋。但是当药力消退的时候，马上就出现了严重的疲软。这种药，民主派吃得最多，疲软的后遗症也就最为明显。
公务员智识得不到发展远远跟不上现实要求
香港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香港的公务员体制，如果用电脑来形容，基本上就如同“二八六”，我们现在已经用“六一一零”“双核”了，所以根本就不敷运转了。政府很多部门在那?，祇是一个数量的多，难以更新升级，适应不了现实的变化。
之所以不能更新，是因为在香港政府的政务官体制里面，二十年来就没有改进。我认识一些做政务官的朋友，为什么他们不继续做下去呢？因为他们想去读书，没有机会读，申请读书也不批准。他们到外国的香港办事处，也是没有事做，整天坐在那，智识无法扩容。这就导致整个政务官系统的智识很低，可能他们除了在英文语法上还可以外，所有的东西都难以实施，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做事。
也正因为如此，九七之后的所谓港人治港，当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董建华交给他们做，就一定会出问题。
更严重的是，在已经出了问题的情况下，直到今天还是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有所改进。
相对而言，新加坡公务员的整体质素有了很大的提升。
民主形式即便实现
也并非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我基本上认为，香港整天热炒的所谓普选，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核心问题在于管治效率。如果管治效率高，当然就有了政治权威，因为政治权威是靠执政质素决定的。执政效率好的，就是人民接受的，而不是香港现在表现出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种不是有效率。最主要的，是要让大家都认受，都觉得是合理的。
我是觉得，香港好多争取民主的人对民主的形式太过期待，以为民主的形式解决了，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效率和质素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专业化风险高
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投身
举例来说，市政局的废除，就反映了香港民主派对于民主发展没有清楚的民主策略。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香港当时的市政局是唯一能够达至地方民主执政的政治体制，因为它拥有具体的决策权。它不同于立法会，它是可以否决所有公务员所做的事情。市政局的主席，当他外访的时候，是拥有与市长同等待遇。
我们当年也都对民主派提议过，参照其他地方的民主发展经验，其实是应该争取在香港这两个市政局的所谓执政权，然后透过市政局的执政，使得市民大众对于民主之争产生信心。这样，也可以让中央看到，在民主执政之下是有效果，会有一个实质的示范作用。
但是当时没有人听你讲，他们对市政局并不重视，他们也没有人愿意全心投入市政局的工作。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香港这些民主派，对于政治专业化这个问题，是没有很清晰的概念的，好多人都是兼职的。有的是在大学教书，那些大律师也都是一边帮别人打官司，一边搞政治，没有人真是全身心投入政治。
因为投身政治，很多时候风险很高，民主派?面也是很少人愿意付出这种风险。如果对比台湾，你会看到很大的分别。
你可以看到，香港政治的困局就在于，在潜意识里面，都仍然存有殖民地心态，希望有个人来搞定所有的事情。
其实现在香港的民怨，很多都是生活方面的诉求，香港人还没有这么高的层次，追求那么多的层次。董建华当时遭遇七一大游行，是因为撞到沙士、经济萧条等等，而不是真正的所谓政治意识抬头。
各个界别都存在接班人真空问题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香港人一定要面对，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在不同的界别，都出现了接班人的真空。对于这种真空，香港是需要认真面对的。如果香港的法治能够维持，对于法官的培养、律师的培养乃至法制观念的培养，是需要人去做的。
对于民主政治，发展下去会有什么人接替呢？很多界别其实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所熟悉的文化界、电影界，都在问这个问题，究竟会有什么人接班呢？因为接班人不是平白出现的，也无法买回来，这是香港需要处理的问题。
周八骏：一国两制需要在某一点寻求平衡以利发展
香港回归祖国快十周年了，这一段时间我经常想，十年前到底怎么看香港？回头看那时写的日记、文章，这十年对于一国两制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认知上，的确都有很大发展。
认识和实践都有变化
经济融合已成香港主流认识
十年前，关于一国两制的认识和实践，基本上是希望这约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土地上既有的一切尽可能保持不变——不受内地影响，也不影响内地，按照其固有的逻辑发展。
然而，事实很快证明，香港不可能在一个狭小的地域?，仅限于六百多万人口，跟祖国内地相对分隔地发展经济和政治。
今天，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亦称融合）不可阻挡也不可逆转，已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共识。甚至梁家杰先生在竞选二○○七年第三任行政长官过程中，所准备的政纲在谈香港经济和民生时，即便不大愿意谈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但也没有挑战其客观存在以及继续拓展的大趋势。
反对派想主动影响内地
是香港政治出现的新变化
必须重视的是，面对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大势所趋，香港政治生活中最近出现一个新现象，这就是香港的所谓民主派明确主张二零一二双普选方案不仅要在香港实施，而且要成为中国民主化的试点。
梁家杰在代表民主派中的主流派竞逐行政长官职位时，他所提出的政制政纲就以西化中国为最终目标。在二○○七年五月十日策发会管治及政治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坊上，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杨森先生代表二十二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又一再发表同样的观点。我当即提出疑问，说你这样讲是把问题复杂化，给香港民主化进程增加困难。因为，如果香港政制发展要影响内地，那么，按照对称的观点，必定要考虑内地对香港政制发展的影响。不能说，香港要做内地民主化的试点，而内地不能对香港某些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关于香港政制发展的言行包括双普选方案发表意见。
但是，在我这样讲之后，杨森先生做总结时仍然强调民主派要把香港变成中国民主化的试点。也就是说，香港的民主派开始公然主张香港主动影响内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十年后关于一国两制的认知和实践的一个必须重视的新变化。
香港本身的政治和经济追求就有错位
我曾经在各个场合一再指出，香港的政治和经济是存在着错位的，即：在经济上，香港不可阻挡也不可逆转地与内地经济一体化；但是，在政治上，香港社会却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香港政制发展扩大同内地政治体制的差异。从而，使香港与内地的政治体系难以同内地的经济体系相协调。
如今，民主派公然主张香港政制发展做中国民主的试点，亦即经济讲一国，政治也讲一国，似乎是在扭转以上所说的错位，其实，仍旧是错位。因为，民主派﹂主张立即普选便是企图在香港与国家主体的政治体制之间制制造更大的矛盾，从而，势必阻?两地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
香港一部分市民是没有认识或者没有充分认识香港的政治与经济错位的后果。民主派﹂则是不负责任地鼓吹。香港政治有一个很具香港特色的不对称现象——香港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稳定由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负责，未能进入特区建制核心的民主派不必承担责任因而就不必考虑其政治主张以及各项公共政策主张的政治后果、经济后果和其他社会后果。这种现象本身就反映了香港的政治与经济是存在着错位的。
现实的矛盾与困扰未来必须加以解决
十年来，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观念上，一国两制处于磨合的过程。
一个国家?面两种不同制度，本来希望是井水不犯河水；但事实证明，井水不可能不犯河水，河水也不可能不犯井水，相互影响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人受到两方面的困扰。在空间上，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土地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七百万人口与十三亿人口，存在文化的差异。在时间上，香港和内地都不可能停留在某一点上不变，二○○七年与一九九七年比，就有很多变化。
尤其对于三四十岁的香港居民来说，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大部分岁月，恰逢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九七年这一段英国管治香港一百多年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三十年。香港在这样的基础上回归祖国，而回归后由于多种因素使经济陷入二次大战以后最为严重的困境。于是，相当一部分香港居民留恋九七前。
在时间上，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矛盾；在空间上，香港这一制与内地那一制之间的矛盾，都在经历磨合，带给香港居民心灵的困扰是不能低估的。
必须承认，今天，香港还有很多人，特别是相当多的中产阶级人士，面对很好的经济形势，却对未来仍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对香港发展的定位，心中还是没有底。
这是未来五年、十年，一国两制伟大事业在认识和实践上都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个课题，有赖于前面所讲的妥善协调香港与内地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以及妥善协调香港的政治发展和经济转型。
需要在某一点上寻求平衡为香港营造一个稳定状态
一国两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两制在一国之内相互磨合的过程。
问题是，这样的磨合过程是不间断地变化？还是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在某种状态或形态上相对稳定下来？这关系一国两制的前途。如果能够相对稳定下来，我们这些在香港生活的人，心里就会踏实。如果不断地变化，香港居民就会形成一种变动不定的心理。
现在提倡和谐社会。什么是和谐社会？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的各种矛盾能够比较好地处理；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结构有一个可持续的比较均衡的状态。尽管变是绝对的，但是相对静态的东西，总要让人看得到。否则，心脏负荷不了，思想也负荷不了。
一国两制有没有可能在某一点上，比如，香港政制发展有没有可能在某一点上相对稳定下来？
讲循序渐进，可以理解为每几年就有一个变化。但是有些人不耐烦，希望立即实现普选，立即达到终极目标。那么，即便达到终极目标了，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呢？
政治互信是特首人选前提
否则选后极易出现对立
这取决于香港和中央之间是否建立稳固的互信。在互信的基础上，由普选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就能避免出现不被中央任命的状况。因为中央是否任命行政长官候任人，主要考虑政治标准。中央和特区之间具有政治互信，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候任人就容易符合政治标准。
中央和特区互信不是抽象的。首先，香港的主流政治团体或者主流的政党、政治人物，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讲，要都爱国爱港。这就要求当下的政治生态有比较明显的转变。
如果没有这个转变，能不能形成理性的相互尊重呢？也就是说，如果香港政治生态没有明显转变，那么，就难以避免香港人行使自由选择权所选出的行政长官候任人，可能不被中央任命的情形。届时，如何处置？是否有一个理性的安排来避免宪制危机或政治危机？
不任命就可能有三种情形。一是如果中央不任命选出来的李先生，能不能直接任命张先生？二是如果选出来的李先生不能获得中央任命，是否再起另外一个程序推选另一个行政长官候任人？三是如果再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候任人又是中央不欲任命的人，是否改由中央直接任命或者再起另一个选举程序？何时以何方式有一个结果？
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政治制度赖以运作的政治生态有了很大关系。美国总统和议会之间，也就是行政和立法之间虽然会有矛盾，两党政治也会有相当尖锐的斗争，但是，他们对基本制度的运作是有共识的。也就是说，实行成熟的民主政制的社会，是具有基本的共同价值的；不同政党在基本的政治理念上是共同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会寻求妥协也能达至妥协。
至今，香港社会之所以理性，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派政治领袖还不想搞颜色革命，不愿意承担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但是，袛要香港政治生态还是不能确保中央与特区之间形成稳固的互信，一旦实现普选就可能发生颜色革命。
香港政制发展必须以建立中央与香港的稳固互信为基础。这要求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居民确立回归后的新身分认同。香港居民应当普遍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一国两制应当往什么方向走？十年来一国两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不能保证今后一定继续成功。
陈祖为：政制是困扰香港的核心问题
互信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其实我并没有给出这样的立论：就是政制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所有问题，这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政制问题，确实是困扰香港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就算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但是如果依然在政制设计之中不能使中央和香港的意见达到吻合，都是解决不了矛盾，民主派每一次都要冲击普选的问题，而北京每一次都要招架，所以这个问题必需要解决。我认为，祗有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才代表一国两制真正成功。
一国两制运作到今天，有些地方做得都不错，但是两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政治文化和权力分配，都没能够有基本的互信。中央和香港的互相猜忌很多，也就是互信的程度很低。所以目前还不能说一国两制成功，祗有最后有一天普选问题解决，有圆满的解决，才能说是成功。
但是也不要误解，实现普选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是需要有一些条件出现的。我并不是迷信普选，不是说普选就是万应灵药。
就算有民主选举，都需要有公民社会的环境。在香港发展公民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监查民主体制，需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如果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就会变成今天的台湾那样，由上而下的贪腐是很难避免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争取一个比较有公义的资本主义，我认为都要从政制着手。
互信问题，我认为是双方面的，是大家都要努力的。我相信这与我们对于发展普选政制所持的态度是直接有关的。如果总是防范这种发展，大家争拗不停，怎么会有互信呢？
中央的实质任命权和港人的普选权产生相反的结果，是可能出现的。但是三权分立的制度就是依靠权力重迭来达到互相制衡的效果，因此冲突有时是难免的。正如在美国国会?面，国会与总统意见冲突到无法调和，议会不批准财政预算，政府运作都会瘫痪。美国的制度就是如此，权力重迭的结构就是如此。正是因为后果会这么大，双方都会尽量避免，会尽量考虑在摊牌之前解决问题。中央和香港将区的权力重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应作如是观。
当然，我想我提出立论，都有值得挑战的地方，还需要仔细考虑。但是各位也要想一想，如何选择纔是合理的，程序是什么？如果你不相信港人是可以使用民主的，你觉得民主政治会变成金权政治，你觉得没有信任就不可以搞民主且会出现对抗的，是不是我们就需要原地踏步呢？
陈文鸿：不要指望用
简单的方法解决所有问题
以我所见，假如垄断资本在这个社会有这么大的势力的时候，金权政治其实是难免的。所以首要的问题，比如中央在进行这方面的任命的时候，一定要抑制这种垄断资本。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香港的问题，也都是中央的问题。香港的官商勾结是连带着内地的官商勾结的。比如香港某些人的要求，得到北京某些人的支持，就是因为存在这种关连。
我们不要指望一种模式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更不要试图用一种简单的推动普选的方法来解决所有问题，我甚至认为公民社会也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我们采取反对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街边的反对也是可以的。必须知道的是，我们不要试图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加以解决。
就政治制度安排方面来讲，我想永远都会有斗争的，永远不会彻底解决问题。有制度内的斗争，也有制度外的斗争，我觉得问题并不大，制度的完善是依靠斗争去推动的。
我不是觉得民主有问题，香港人绝对有权力追求民主。其实就是今天让香港享有全面普选也没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中央按照《基本法》处理不就完了吗，香港人自己承担后果呗。但是问题在于，香港一部分人这么想，另外一些香港人，还有中央的考虑，我们就不需要考虑了吗？
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个态度，中央就要这么做，这是不行的。
从中国内地的考虑看，更加重要的是，现在内地政策的发展方向的转变，是远远大于香港的。而且我认为，这是对香港有利的转变。甚至可以说，现在内地政策的转变，与香港垄断资本所要求的，是有矛盾的。内地在搞最低工资制，但是香港反对最低工资制；内地要补贴农民，香港现在连综援都不想补贴。
这种矛盾，会衬托出香港的问题，也会促使香港转变。
胡恩威：直选不等于更好
社会进步取决于集体意识
现在好多香港所谓的政治讨论，很多时候都是务虚式的争拗。
就好像前一段时间批评中大一份学生报纸，是务虚式的，拗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很少涉及实质问题。
所以现在香港祇是展示出一种民主的假象。有些人所追求的所谓更好一点，不过是恢复以前的殖民地状态。更好与好，我并不认为香港有了直选就等于更好，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是这样。
可能我与有些学者的背景不一样，我是文化界的，我看问题的角度也许不同。我反而觉得，社会的进步取决于民众的集体意识。当整个社会朝着更加文明转变，社会就会进步。
但是现在的香港，脚踏实地地做事的意识这么薄弱，斗争的意识又这么强，吹牛争拗的意识这么强，怎么去改善呢？
我不知道对整个香港目前这种状况如何加以改善，我祇知道如何针对自己加以改善。如果我自己做得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我觉得这样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很多争拗其实祇是一种表象。
李彭广：特区至今未能完成
创立与更新管治系统的工作
系统重建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我们过往太过强调五十年不变，这种不变，可能对某个时空来讲，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可以稳定人心。但是当这种强调过了头的时候，为政者或者说政治的精英层也陷于被动，忽略了创造条件和配套措施的需要，我觉得这就是个盲点。
为什么说这是盲点？九七前后是政治体制急剧转型的时期，变化是必然产生的。九七年之前的管治系统，有三个次级系统，一个是领导班子系统，二是幕僚和智囊系统，三就是政治支持的系统。这三个次级系统，在回归前后急剧转变，但是至今，都没有人去讲这个系统重建和更新工程的问题。
特区没有解决组建班子问题
为什么香港特区政府的司长和局长与董特首貌合神离？那么长时间都不能磨合完毕？为什么以前英国来一个总督就可以与殖民地的资深官员合作无间呢？
我们这样问，其实就是忽略了总督与英国派来香港的那些殖民地官员，本来就是来自同一个系统的，同属于一个殖民地系统。英国设立的那个系统，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都说要培养治港人才，都说相信中国人可以管治好香港，但是问题在于，大家没有做到实质的系统工程的建构。
香港一般老百姓不知道这些并不出奇，但是如果我们的管治阶层、政治精英对九七之前英国管治香港的管治班子的组建和运作有认知的话，就应该知道九七之后，那种组建领导班子的方法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平台，有一个新的发展渠道，可以让这样的一批人可以走到一起？
我的观点就是，在殖民地年代有这个功能，可以运作畅顺。外来这个管治班子能不能真正知民情是一回事，但是起码解决了系统内部的配合问题，不会左手打右手。
特区未能组建有效的
智囊机构和政治支持系统
也许有人说，九七前也没有什么智囊、幕僚嘛，为什么现在要搞这种无聊的事情呢？其实九七前香港的幕僚系统是外挂在英国的，当年是有这个功能的。但是很多香港人，现在听不明白。虽然这种幕僚不在香港的编制中出现，但是功能是存在的。九七之后，香港完全失去了这种功能。
第三是政治支持系统。九七之前没有什么选举压力，顶多是六十年代末的民政事务主任，其职责是搜集地区层面的情况，不必像立法会议员在选举时那样逐层动员；当时是不需要的，或者说是低度发展的。九七之后，这个领域也是没有得到发展。
政治体制转型仍在继续
未能创立与更新管治系统
其实，九七过渡，用我的语言来讲，是一个双重的过渡。第一个层面的过渡，是政治主权的过渡，顺利完成。但是第二个层面，就是政治体制的转型，现在依然在继续。
政治体制的运作，如果类比经济体制来说，也是有两个层次的。对于经济，我们讲有生产和消费两个系统和过程；而政治体制面，也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管治系统，另一个是参与系统。
现在香港比较集中地讲参与系统的完善，但是管治系统到今天的工作，讲的极端一点，是值得批评的。就是回归十年，到今天依然没能完成创立、更新一个管治系统的工作。
如同经济学中生产和消费是相互影响的，当管治系统未能成功转型的时候，就引发了九七回归之后一直到今天这么多的矛盾。
提供诱因让才俊全职参政
培养真正有能力治港的人才
对于上述三个次级系统的更新和强化工作，我认为香港已经是不能再等，必须马上着手做事了。比如说，你怎么样产生管治班子？之前推出了高官问责制，对这个制度的原则我是赞成的，但是问题在于，没有安排必须的配套措施。
管治系统与参与系统是息息相关的。你一天不搞好政治体制的转型，一天不搞好这个转轨的工作，你就难以顺畅运行。
中央整天想着让香港学习新加坡，实现公务员治港，其实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香港公务员的训练，是无法追得上香港这种高速的政治化现实；而且政治领袖和公务员是各有自已的角色和功能，所以一定要开拓另外一个平台，让政治领袖和管治班子有空间成长和磨练。
我们整天讲李光耀，可是李光耀有今天的政治成就和智慧，是他从五十年代开始就不断参与选举、不断参与政治斗争所磨练出来的。那么香港有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提供政治诱因，使得一班二十、三十岁的年轻人，真是愿意全职去从政呢？从政在香港有没有出路呢？
让青年都奉献、燃烧自己是很难的，但是可以提供诱因，让一些人全职从政。就等于我们讲的资本家，你如果没有什么优惠让他能赚钱的话，他就会投资到另外的地方。而对香港的年轻人来说，不从政还可以搞金融，还可以到大陆工作。没有一定的诱因，很难吸引人才从政，管治水平也就难以让人放心了。
有些事情中央是控制得到的，但是对于一些资源就没有好好地去运用或调配。当你对于一些资源没有好好运用的话，环境不就是会越来越恶劣吗？
目前焦点集中在参与系统
而对管治系统改革严重忽视
所以，讲双重过渡，在主权回归之后，没有正视香港政治体制转型这个大的课题。现在香港祇是将焦点集中在参与系统的争议，但是忽视了管治系统的强化。其实，管治系统可以带动参与系统的发展。
很简单，如果管治系统能够实施高效的行政，有优质的政策出台，对民主改革的时间要求不就没有那么急迫了吗？这是成反比效果的。
就是因为政府本身管治系统，无论人还是政策，回归以来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整个社会不就沸腾了吗？不就要求改革了吗？
其实社会要求改革是被动的，如同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农民也不是无缘无故挥舞原本用来锄田的锄头，当作革命的武器的，他们是被迫挥舞锄头闹革命的。
知道这种情况，无论中央政府还是特区政府，或者特区的管治精英，如果不放多一点时间思考如何优化管治系统，思考如何对管治系统进行更新，香港未来所走的路将会越来越困难。
特首应该有政党背景
从政治学的角度说，香港的政治是难以顺畅运作的。为什么？因为一个非政党化的行政长官，如何能组成有效和合作无间的管治班子？如何有能力来驾驭高度政党化的议会和处理动态的议会政治呢？
如果在选举制度下一个当选者没有政党背景，他怎么样组成自己的班子呢？他从来没有与一班人一起饮茶灌水，没有相同的理念、没有共识、没有默契，他们怎么合作联手管理一个地方呢？
胡恩威：未来十年重点
是优化政务官、公务员体制
所以我觉得，今后十年，最需要花功夫做的，就是如何优化政务官和公务员体制。
我说优化的意思，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够培养出一个真的要执政的人，同时真的将之作为一个专业政治的平台。其他的人，全部都是将之作为兼职。
现在香港最迫切的问题，是管治效率、素质，如果在短期内不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无论谁坐上特首的位置，都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
要医治这个病，最有效的，是要优化政务官体制，使得这几百人能够吸纳一些新鲜血液。
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政府官员，他们在政策研究方面的能力很低，而且他们也没有能力处理政策范畴的事情。
这里不是他们想不想做宏观管理的问题，关键是管理不了，缺乏这个方面的能力。而正是因为他们不能进行宏观管理，所以整天都是放在手?，但是不做处理。几乎是对所有的事情，都因为管理不了，而握在手中不加以处理。
陈文鸿：要改革政务官制度
香港公务员必须瞭解内地
政务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现在建立了庞大的网络，但是需要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很多事情实际上都是由专业的政府官员处理的，但是由于政务官担当部门主管，这些人往往又被政务官压制、排斥。
因此，应该可以将专业能力不足的政务官所管理的范围缩小，这可以在短期解决部分问题，不但不会影响政府的运作，反而可以提高管治效率。
更加重要的是，要取消政务官制度，再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找一些什么都不会做的人来做重要的位置。启用专业干部，会促使政府专业化，这也是国际潮流。
与此同时，面对专业化的政府官员，在外部比如立法会议员、政党以及民间团体，都可以在与专业化官僚交往周旋过程之中磨练出来。
香港人是基本不认识大陆的，而公务员更加是十分无知，与大陆方面的交流是绝对不够的。而公务员中心所做的培训，由于经费的问题而越做规模越小，政务官更加没有什么专业的培训。
关键的问题，香港人特别是公务员需要瞭解内地最新的发展。其实这种瞭解，需要的资源并不多，中央也不需要给钱。但是中央需要告诉特首，香港政府要熟悉内地，香港官员要学习内地发展情况，特区政府的培训机制便会启动起来。
我也为公务员培训讲过课。其实现在好多公务员都想知道内地的情况，但是没有好的途径。
很明显，内地公务员在学习国际通行体制的时候，是需要经过培训的。而香港在这个方面（认识内地、认识国际）做得极其不够。
第二，香港整个社会的国民教育特别是爱国教育，是不够的。其实，香港特首可以找香港的大专院校做这个事情。
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知道内地发展得这么迅速，我们真是很多事情都不会做；而祇要知道内地发展得这么快，对很多事情香港人就不会乱来。内地高速铁路网络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迅速。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商机、社会转变，是非常迅猛的。如果香港能紧贴内地的发展，做这个方面的培训，推动多一点讨论，我想香港人的思想是会改变的。
现在内地希望派官员来香港政府实习，但是我们香港的官员却不肯到内地实习、交流。如果这些公务员到内地，可以发现内地现在很多县市的官员学历比你高、能力比你高，全世界又去过，办公室的条件又比你好，香港公务员不必这么傲气。香港政府官员或者其他机构的人员也许不明白，当你越是到内地交流的时候，你会越瞭解内地的情况。这是香港所应该积极做的，不可能靠中央来直接介入推动。这种交流，对整个香港社会绝对有用的。
李彭广：强化政治任命可以部分
解决政策制定能力弱的问题
政治问责的官员，是负责政策制定和决策；而行政官员，应该是负责执行政策。
如果我们加强了政治任命官员层的规模，自然就能部分解决政策制定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可以建立幕僚班子，对一些具体政策做研究。
我们看外国或者中国内地，都有庞大的支持系统。你看看，有多少人在支持中南海的运作？但是香港，除了中央政策组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支持系统。在知识型社会里面，要用脑（知识）来管人，如果知识没有被调动起来，管治水平那还会高吗？
政府的政务主任制度是需要改革的。如果加强政治任命的官员，这个政治积弊的缺陷会相应减低。因为政务官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那种横跨政治与公务员两个功能领域的安排，在今天已经不需要了。
我认为，管治班底的组建、幕僚的支持、智囊智库的强化、政治支持系统的栽培，如果这几个问题都不作改善的话，很多事情都会难以处理。
如果在政府的议会联盟?面，都没有办法达至政策共识，那怎能运作良好呢？当然，如果要政党支持你，你就需要让政党参与。你不能在要做决定的时候，才让行政会议的成员接触到。就因为是这样子，才会有很多政党的行政会议成员表示不满。
周八骏：中央希望获得相对稳定
但现实发展却不易实现
十年来，一国两制所涉及的各种矛盾都暴露或者充分暴露了。而且暴露的程度和速度，是当初难以想像的。
中央希望香港有
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基本法》规定香港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所隐含的一个前提是，主权回归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转变。实践本身不可能刻舟求剑，不可能凝固在某一点上。
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在一国两制生动的过程中，应当寻求相对稳定的状态，使得我们能够证实，一国两制不仅在过去十年是成功的，而且最终也是成功的。
我理解，中央是希望能够找到一国两制旳相对稳定的状态。曾荫权先生接替董建华先生后，就想建立一个稳定的状态。有两个特点，第一，强化行政主导，建立以公务员为主体的管治架构，来抑制二零零四年九月立法会选举半数立法会议席由普选产生以后，政党政治抬头的趋势。第二，希望通过一个向民主派愿望倾斜的政改方案，使香港政制发展能够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很遗憾，遭受了挫折。
于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又变成需要争取的目标。
中资与英美资规模差距很大
为稳定香港社会还应发展
关于中资在香港，也涉及对一国两制的譅识和实践。九七后，尽可能不让内地的力量过多介入香港事务。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香港立法会修订入境条例，对凡是在证件上注明因公到香港的内地人员，即使连续在香港居住满七年，也不能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二零零三年七一游行后，上述安排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便这样，至今，中资在香港的发展仍是有限的。主要是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或运作，而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业务甚至全部业务都在内地。
最近，英国驻香港总领事说，英国公司在香港雇用了二十五万个员工。中资公司在香港直接雇用的员工，对香港GDP的直接贡献，显然不能与英资公司相比，也不能与美资公司相比。
一方面，要尊重香港资本多元化；但是，另一方面，为推动两制在一之内磨合，中资在香港需要发展。不会危及英资、美资在香港的地位，祗会把香港经济的饼做大。关于中资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香港回归十年需要总结的方面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对外瞭解少
中央也没有料到今天的复杂
中央对香港行使宪制权力，要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方式？这是香港回归十年最需要总结的方面。
香港回归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二十多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演变。在中英两国政府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中国对改革开放的理解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国力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对西方政治的瞭解与今天也不可同日而语。我相信在起草《基本法》时，写上最终普选的规定，决策者和起草者对这句话分量的理解，与今天比肯定很不一样。
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在下一个五年或十年如何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区管治班子。希望有更多的既熟悉香港、也理解内地的人士加入特区政府。
目前，香港中产阶级人士、年轻人普遍有问政参政的欲望。除了竞争立法会议员外，需要特区政府逐步开放，逐步形成制度——社会人士能够进入政府做官，做官后再经商或者从事其他专业。
建立新制度是艰难的。二十多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有多难啊！当时一直围绕一个哲学问题，就是改革的突破口与改革配套如何协调。改革突破一点，立即受到传统体制其他部分的阻挠或反击，感到必须配套。而考虑配套时，立即感到力不从心或者无从入手，又觉得必须选择突破口。
今天这个哲学问题已经解决了。内地经济学家已不像二十多年前那样讨论改革配套与突破口的问题了。但这是花了多少年时间才达至的成就。
关于一国两制不断开创新局面所需要的措施配套，是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以后开始充分认识到的。
未来五年是十分关键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对策准备，也就是应因曲折的准备。
陈文鸿：中央要逼迫香港
服从中国整体发展
对于一些事情，中央需要逼迫香港政府去做。比如要逼迫香港整个基建的体制服从中国的整体发展，与内地融合。现在广州到深圳的高速铁路时速达到三百公里，到了香港时速祗有八十公里，而且不是专线，这是绝对不合理的。
将来的问题是，不仅香港的铁路网络追不上广州，在全国的铁路网络中也会处于落后状态，这是绝对不可允许的。对于重大的基建项目，中央政府要迫使香港跟随内地的主流发展去做。这些项目如果用中资企业去做，是可以赚钱的，香港政府不做，中央政府也可通过中资企业去做。
港珠澳大桥要建，但是一定要是双Ｙ，而不是单Ｙ，香港没有理由排斥深圳的，也一定要有铁路的。在香港的大屿山，一定要铁路连接，不能说桥修建到那?接不上。香港的集装箱码头亦一定要有铁路专线，要与内地的现在准备建立的集装箱铁路网络连接。所以，对于重大的基建投资，不能够让香港政府与本地的既得利益者纠缠在一起，拖累整个基建的进度。
香港的发电站可以维持两间，但是一定要允许内地的电力公司输电来香港，两家香港电力公司的电价没有理由那么贵的。现在内地电力公司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祗是香港政府不肯开放。广东省都是从广西等地输入电力，技术上是可行的；如果从内地输电来港，也有利于香港的环保。既然可以输电，香港还有什么必要搞那么多的火力发电呢？何必还要扩建呢？而且，香港的环保要求，至少要与国家的环保标准拉平，没理由香港的环保标准落后于内地。
对此，中央政府虽然不需要公开宣传，但是一定要迫使香港政府在重大基建项目上能够与内地的发展配合，至少以同等水平同等步伐来发展。
李彭广：中央如果介入太多
不利香港培育自身免疫力
零三年之后，中央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香港的介入。但是以我看来，这不是一个长久的策略。始终，中央需要香港培养起自己的能力，否则处理很多事情会因为来回周折而错过时机。如果中央对很多事情都要介入，香港自体的免疫力是难以培养。
香港商界，不论是外资、中资或者本地华资，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是在吃免费的政治午餐。我们看任何欧美国家，财团对政治的捐献是很可观的。但是香港商界对政府的智囊机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公民教育机构，投入是很少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制度本身保障了他们。中央应该考虑，如何让香港的财团真是要交出他们的入场费。比如对政治组织的捐献也好，自己成立一些智囊机构也好，或者捐一些钱出来给某些机构做一些有规模、有系统的研究也好。
延伸一下，改革并不是要多出一些钱，而是如何调配现有的资源。问题是，在大学?面做香港研究、政策研究，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一定要调动相关的积极性，让不同的阶层可以做到不同的成就出来。
李彭广：资深公务员不知大变局来临但他们往往有能力架空特首
我觉得问题出在认知方面，特别是掌握着政府资源的政府官员，在认知方面有问题；他们不知道一个大的变局正在来临。他们没有这种认知，自然就会有盲点。这个盲点的结果，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浪费人的青春。所以，一定要调动各界的积极性，冲破认知的盲点，这样才会优化管治系统。
我们需要优化政治基建，如果没有政治基建，就会出现很多滥竽充数的人。
资深公务员的角色转换也是一个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在推行高官问责制之前，任何一个行政长官上台都要任用资深公务员，因此任何一个行政长官都有机会被架空，而且资深公务员已经自成一个系统。
这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由于任何一个特首都是由这班资深公务员服务，一旦有任何政策转变的时候，而这种转变又不为资深公务员接受的话，就会出现另外一种阻力。为了减低资深公务员的影响，才有零二年的高官问责制的推行。
所以我想，行政长官要在未上台之前，应该有一个起跑的台阶或者说较高的起点，哪怕是一百公尺或者四百公尺，都要让他跑，跑起来自然会带动风势，就有了规模，形成管治班子的雏形。如果一百公尺都不让他跑，祇有十公尺的预热距离，真正进入长跑路程就显出准备不足。现在由于不想有个影子内阁，所以准备的预热路程就很短。这么短的预热，进入政府开始长跑的时候，在缺乏坚实管治班子的支持下，就一定要依赖公务员的协助，这样子就容易被架空或发生扭曲的情况。
当年董建华和陈方安生在政策上的分歧，闹至不可收拾，就是突出了空降的行政长官和资深公务员的矛盾；或更准确地说，是领导班子的组建出了问题。就以母语教学为例，不管母语教学是好还是不好，但特区的管治班子都不能统一意见，那么如何能有效管治呢？其实，不能统一意见，祇是反映深层次的领导班子系统未能重构和更新的问题。
管治系统的更新工作，是特区提升管治水平的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要与参与系统同步更新和改革。这个系统工程要尽快开展，如果未来一两年都没有改变的话，将来特区的管治就会更困难。
刘乃强：座谈会结语
此次讨论很精彩，我也算这个圈子的，平时都很少听到这么精彩的讨论。因为此次讲的问题，这么深入、精辟，在市面上是很少听得到的。
我们绝少意识形态的偏见，都是从宏观出发，从维护香港利益的角度来看待香港现在存在的问题。既有对香港现存政治、经济的分析，也有对政改设计的评价，有对文化与政治互动关系的探讨，还有对未来人才的期盼，我自己都深受教育。相信我们的读者，会在今年七月份得到这份有关香港问题的精神大餐。
评论员简介：
周八骏：经济学博士，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光大集团高级研究员，中国光大资料研究有限公司董事。
李彭广：英国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系副教授和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范畴包括：投票行为与选举政治、议会和政党政治、治理与制度设计、政策制订和公共选择。两本英文专着以及诸多论文。除教学和研究外，亦常在媒体评论香港政情。
陈文鸿：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
陈祖为：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胡恩威：香港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导演过多部戏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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