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讯最近在做七七事变征文，我的不少网络好友都鼓励我为此写点文字。我一般是惮于参与这么热闹的主流事件的，因为太热闹了就容易产生“剧场效果”---为博得掌声而多少改变自己。所以，还是继续我的风格，钻在故纸堆中琢磨历史。并且，为着更深地理解那些已经把我的书房填得满满的战争文物，我读了不少有关战争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献，这就有了此前的两篇读书札记《西式“汉奸”：刺刀下的顺从与无奈？》、《侵略中国：日本为自卫而被迫发动战争?》。（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两篇读书札记，引起了网友如此热烈的讨论，倒的确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很认真地读了大家的高见，也明白其中有的是一时兴起的涂鸦，有的则是很精到的见解。对于这两篇札记本身，我的观点、我所引用的作者的观点都是很清晰的，希望大家评点，但希望您至少能认真看完后再评点，免得出现关公战秦琼的误解。（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感谢所有的网友，但有一个小小希望：这么一个洋溢着爱国激情的讨论区，大家应该有容人的雅量，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人身攻击。（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二
一个国家的行为，是趋利的、理性的，这和一个市场人的行为选择是一样的，即使有所谓的盲目，那也是在理性遮蔽下的盲目，至少在当时、当地它自以为是理性的（理性有它的局限，很多哲学家都看到这点，所以宗教才不断地有空间和必要，这不是本博客探讨范围，点到为止），窃以为这是理解战争和国际关系行为的基本出发点。（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我们可以将历史上所有的战争（无论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进行分析，最后一定会归结到一个词：利益。至于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那是一个政治词汇，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对同一件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在韩国那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明成皇后》中，韩国人刻意地将日本人、中国人、俄国人都丑化了，设身处地地想想，其实很好理解。（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道义上的审判定案，往往是胜利者的特权，这点已经为人类的历史所证明。而历史学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作用，则必须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利益的争夺和调整，免得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没有蒙蔽对手反倒蒙蔽了自己人，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那样的“仁义之师”出来，以为“正义”在手便是胜利在握。（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三
在对待日本侵华的问题上，我们在不断地舔拭身上的伤疤的同时，必须看到对其行为背后的理性动机进行剖析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样，才有利于我们避免日后再做个挨打后到处诉苦的“祥林嫂”式的悲情角色，也有利于我们从曾经的侵害者那里学到一些我们必须学习的东西：比如对国家、民族利益的认识，以及维护这种利益的必要手段、勇气和坚毅。（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但很遗憾，日本投降后一个甲子，我们作为其最大受害者，却还一直停留在哭诉的地步。这和我们对文革的反思相比，简直太缓慢了。文革之后，我们从所谓的“伤痕文学”发展到更深层次的反省，还是比较迅速的，虽然没有达到巴金老人所希望的那样全民悔过。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我们似乎被自己的盲动情绪控制得太久太深，并且因此而对应该从中汲取的教训收获得远不够彻底。（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四
在最早的《对待历史：我们比日本人强？》中，我提到过犹太人的历史观。这个民族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我们。但他们不是一味诉苦，而是追杀到底（参考《日本人屠杀落水中国官兵：又一罗生门史实 [黄海上的三国演义之3]》），也没有那些惺惺作态的宽恕表演。（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反观我们自己，在日本战败后，因为内战的关系，居然内战双方都宣称放弃日本的赔偿。而局势稳定后，又将不少战犯释放回国，上演二战善后中绝无仅有的“仁义”大戏。对于这样的利益权衡，很多人无法认同。要知道，日本的发展，靠的就是甲午战争后来自中国的巨额赔款。而我们，枪杆子撑出来的几个伟大人物，就轻易地将这一笔全民的资产和发展的奠基石放弃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按说放弃了也就放弃了，好好把泱泱大国的气派演到底，但后来又心里不甘，转弯抹角地以援助贷款的方式要了不少日圆，如此既亏了里子、又丢了面子的窝心事，难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们反思吗？（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中国本来的文化，是没有这么阿Q的。当年大汉王朝出于“安全关切”，出兵多次“侵略”匈奴，著名将领陈汤从前敌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说自己“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基本没有了，对待外敌基本就是和亲、怀柔，用子女金帛“赎买”回大国崛起的感觉。放弃日本赔款，依我看，还是这种“和亲”思路的延续，可惜世易时移，人家未必领情。（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种阴柔性格的形成，我在此前已经谈过，是“一人为刚万夫柔” （《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英雄PK日本英雄（上）》）的体制造成的，所以我提出，如果没有民心的解放，民族解放还是虚无的。有位网友说得好，国产的奴役未必比进口的奴役好多少。（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五
将我们的敌人简单妖魔化，固然有利于把民众都统一到某些人或团体的看法上、思想上、框架上，但同时也令最可宝贵的自由思考的精神被阉割和钳制，打造全民弱智。（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我们主流的对日声讨中，最盛行的是将日本的魔行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好像人家成千上万的人都只是被蒙蔽了，好像人家的普通民众从来没有在这样的“侵略”战争中收获过现实利益。这样的想法是幼稚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我建议网友们去看看日本在东北的苦心经营和拓殖。日本的所谓军国主义背后就有强大的民意力量，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看看满蒙开拓团在东北的行为，也许就能明白我为什么大声疾呼要研究人家整个国家和民族在“侵略”上的利益驱动。（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把“主义”当作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就只能在“主义”的高低和好坏上进行无谓的争论（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民国初年法西斯主义也曾被当作救中国的一剂灵药，而且应者不少），而偏离了实质的利益分析。这样的争论，当然总是有人能从中渔利窃喜的。古人讲究所谓的牧民之术，被“牧”者浑不自觉，这就是“牧”到一定水平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六
上一篇我的读书札记《侵略中国：日本为自卫而被迫发动战争?》，讲到“安全关切”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解决“安全关切”的方式有外交和战争两种同等重要的途径。该文主要以日本为例子，希望大家在纪念七七的控诉主流中，共同思考在国际政治生态中，“安全关切”的巨大影响力以及我们中国的“安全关切”所在。（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那么，当今中国的安全关切在哪里呢？（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内政我们暂不探讨，外政方面权且拿周边最切身的两大挑战----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来试以说明。（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我们似乎很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而又亲华的朝鲜，但正如西方法律界常说的，won the trial, but lost the case，这未必就符合中国的利益：它毕竟将打破东北亚以及世界格局的势力均衡。而为应对这种不可测失衡，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势必受损。（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其实也是美国台海政策的基本利益考量，中国的朝鲜政策和美国的台海政策有类似之处，维持现状是最合适的选择。（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对于中国，收回台湾当然可以改善我们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弱势，但我们是否已经为因此而将引发的太平洋力量失衡及波动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关键。“安全关切”是个多边问题，解决办法是不是只有军事手段？（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再说个有点敏感的话题，中国在西藏和新疆的立场，就很能体现一个国家对自己安全关切的坚持，很有点“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精气神。在海外有时看到一些所谓的“不同Z见者”，总把国家利益和党派利益混为一谈，为了其小团体利益或政治做秀，甚至去声援藏独或东突，心里便忍不住要说他们“糊涂”。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七
在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上，犹太人也同样比我们做了更多的反思。我在《对待历史：我们比日本人强？》中曾经引用过，著名的犹太女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用艾希曼和卡兹纳两个人的故事说明，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庸无奇的人都可能成为刽子手。艾希曼是专门负责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军官。卡兹纳是名犹太人，他领导着地方维持会性质的匈牙利“犹太人委员会”，曾与艾希曼合作。他救过一些人，也害了许多人。阿伦特认为，在极权统治下，加害人和被害人并没有必然或本质的差别。德国历史学家莫森(Hans Mommsen)在给《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作序时说：“极权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会中所有的人群，无论是充当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同样适宜。”对此观点，犹太人在经过痛苦的反复后终于接受，这反映了犹太人作为受害者在反省上的彻底。（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同样的，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刻着德国著名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的诗，题为First they came…，写尽了深切的自我反省：（Shel JeAnns版权所有）
When the Nazis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I remained silent;
I was not a communist.
When they locked up the social democrats,
I remained silent;
I was not a social democrat.
W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I did not speak out;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When they came for me,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out.
纳粹迫害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与我无关；
纳粹囚禁社会民主者，我没有说话，因为与我无关；
纳粹残害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与我无关
纳粹冲我而来时，却已无人留下来为我说话。
的确，当一个人习惯了跪拜和逃避之后，要指望他能响亮地说出一声“不”，无疑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图：
（Shel JeAnns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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