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春秋战国”书写“三国演义”
《大东亚的沉没》一书创作杂感
“春秋战国”中的“三国演义”
世界近代史，无疑就是一部“春秋战国”史。
王道式微、霸道盛行，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用现代国际政治学语言来说，国际社会的本质就是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冲突和战争成了国际社会的常态。
在这样的“春秋战国”背景下，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无数个“三国演义”的集合。举凡中国近代史的任何一起国际事件，从来就不是中国和某一国单纯的双边互动，而往往牵涉到更为复杂的多边博弈。
“寰球同此炎凉”，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全球化滥斛，国际社会成为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大清帝国如同鸵鸟般地将脑袋钻在沙堆中，也依然摆脱不了万里之外一只蝴蝶翅膀所煽动起来的大风暴；同样，大清帝国的几声喷嚏，也会连锁传递，引起全球的感冒发烧。
1894年的盛夏，大清帝国遭遇日本寒流，一连串的喷嚏之后，整个世界都感到了那股寒意。这就是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西方多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从头就不只是中日两个“主角”的演出，英国、俄国几乎从头到尾地参与了整台大戏的台前幕后。可以说，甲午战争实际上是远东“中-英-俄”旧秩序与“日-英-俄”新秩序这两个三角关系的竞争，其间夹杂着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等“龙套”们的卖力表演。
作为甲午战争开端的高升号事件，就是一部牵涉多边国际力量争斗的“三国演义”。
高升号是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由英国人驾驶的无武装商船，它被中国政府租赁运送精锐部队，却在战争爆发前夕，被日本军舰在朝鲜洋面击沉，死伤惨重。这个事件在中、日、英三国内部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乃至争议，这些内部反响又传导到国际政治中，通过外交或军事方式相互作用于对方，并最终导致旧的大东亚彻底沉没、国际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可以说，要厘清甲午战争幕后多边国际关系的积酿、发酵过程，以及甲午战争对远东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高升号事件无疑是最佳切入口。
同样在甲午战争中，中、日、美之间也上演了一部高潮连连的“三国演义”。中日开战断交后，均委托美国在对方国家照顾自己的侨民和利益。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借此庇护了两名被中国追辑的日本间谍，引发三国之间、以及三国内部的激烈争议。在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和美国国务院的配合下，美国领事馆最终将间谍引渡给中国，但因此在美国国会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间谍门丑闻”，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过于软弱，差点引发对政府的弹劾。
在这些波云诡谲的“三国演义”中，除了当事三国之间基于自身利益的尔虞我诈之外，还牵涉到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考虑。在高升号事件中，英国之所以力挺日本，就是考虑到与俄国争夺远东的大局；而在上海间谍门事件中，美国政府之所以迁就中国，也是考虑到内战刚刚平息，既要防止英法等列强对其本国进行干预，又要在菲律宾、夏威夷等地投入大量精力，需要时间韬光养晦。
而在各国内部，不同的意见也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拉力或推力。在高升号事件中，愤怒的英国军方要求对日本进行军事报复，这令日本相当地惶恐、也令中国十分地兴奋；而在上海间谍门事件中，美国驻华外交官与国务院之间、美国国会与政府之间，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路见解，导致激烈纷争，中、日两国在北京、上海、东京、华盛顿等地，进行了激烈的外交争夺战。
此外，甲午战争期间，美国黑人社会也积极支持日本，他们认为年轻的日本作为有色人种的崛起，跻身列强之列，有助于提高黑人的地位。日本充分利用了美国黑人的这种态度。这种“黑色影响力”，甚至持续到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国际政策。
这样的无数部“三国演义”，从国际化视角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全貌，历史在这里显现得更为全面、客观、生动、精彩，从这样的角度解读历史，也更能知彼、知己，以及知他。
于我而言，在充满了各种各样三角关系的“春秋战国”中，要为中国近代史写一部包罗万象的《东周列国志》，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以中国为基点，以重大国际事件为切入口，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分别写成不同的《三国演义》，则不仅是比较现实的，也是比较“冷门”的，更有利于提供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资治通鉴”。
围绕高升号事件的《大东亚沉没》，只是我的“三国演义”系列的开篇。为“春秋战国”书写系列“三国演义”，无疑将是我终生的使命。
在历史面前常怀敬畏
“春秋战国”无疑是纷繁复杂的。
在我的感受中，历史研究就是一种类似盲人摸象的实践活动，在浩瀚的历史面前，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尽己所能也只能触摸到一个局部而已。
这是历史研究者的宿命，无可改变。所以，在历史面前，我常怀凛凛的谦卑之心，深深地了解自己的局限，以开放的心态，尽可能多地从不同角度掌握更多史料。
我时常恐惧于自己成为又一个史家“裁缝”：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对有限的史料进行选择性的剪裁。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自民初开始即被长期地作为政争的工具，异化为政治立场的注解和训诂，禁区林立，歧道纵横，在史识和史评上出现严重的人格分裂和双重乃至多重标准。这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本就有限的史料的挖掘、采集和使用。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数据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 “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而很少收藏其它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数据，他们的文献数据，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批判专用”。
为“春秋战国”书写“三国演义”，很多时候类似于法庭的庭审辩驳过程。不同的当事国、同一当事国内部的不同派系，对同一事件都会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其中的矛盾、冲突正是历史的吊诡和精彩之处，也蕴藏着更深刻的“资治通鉴”的意义。历史研究者不是法官，我们永远不可能期待揭露真相、还原现场，而只能尽力去接近真相、拼贴现场。无疑，“兼听则明”的古训在其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作为华人，在国际关系背景下研究充满民族屈辱的中国近代史，那刻骨铭心的悲情意识，是一个饶不过去的心结。
揭开自己的伤疤是痛楚的，而在承受这种痛楚的同时，不只是咬牙咒骂我们曾经的敌人，甚至将犀利的解剖刀指向自己，则更需要精神的勇气。在这方面，我经历了相当痛苦的内心挣扎。
百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在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之上，披挂上一件灿烂的外袍：正义，并且还相信“正义必胜”的神话。但是，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被凌辱与被屠戮，绝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才是正义。但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形成了以正义和非正义这类政治道义说教为标准的单维体系。当我们深入到“春秋战国”的那些“三国演义”中，就会很郁闷地发现“正义”这个词汇被几乎所有的历史当事人滥用到了极点。要在“春秋战国”的国际背景下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们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把虚幻的、自以为是的“正义”当作力量，甚至天真地以为受害本身便可成为获得“正义”、乃至“胜利”的通行证。
百多年来，我们已经做够了到处诉苦的“祥林嫂”，更受够了把眼泪当作治疗历史伤疤的膏药。接下来，也该做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了吧？我很愿意自己的“三国演义”系列成为一把把锋利的解剖刀，直面惨淡的历史、正视淋漓的鲜血，割开自己的病灶看个究竟，并向我们曾经的敌人学习----当然，这需要我自己和我的读者朋友有更大的勇气和胆略。
研究历史，并非我的职业，却是我的生命。
十多年前，是八国联军发自中国的“杀人”明信片，刺激我从国际政治角度研究晚清历史。那些血腥的画面，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所以，我将秋瑾的诗句悬挂在澳洲家中的书房，时时自勉：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2008年4月18日写于澳洲悉尼北石斋）
写得好！曾一直以为历史是男人的天下。
巾帼英豪，佩服 ！！！
看了一眼左侧的目录，我得常来看看，认真拜读。
城里有几位读史非常认真的，堪称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