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梁启超有一阕《水调歌头》，词中有曰：“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璧自语，醒后一滂沱！”，端的是写尽家国情仇。（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中国上下“醒后一滂沱”之时，东邻日本却因战败了大清帝国并获得巨额战争赔款而举国狂欢。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主编的《时事新报》上说：“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幸福，思前想后，恍如梦中，我惟有感激而自泣。”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正是这位思想家，在甲午当年（1894年，即光绪20年/明治27年），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甲午战争，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场对外战争，的确成为日本迈入“文明国”行列的肇始。日本国际法学者就曾指出，日本于1886年加入红十字条约、1887年加入巴黎宣言，“欧美诸国虽然认为日本是‘理解’这些条约的‘文明国’，但并不确信日本在战争中是否履行这些条约，是日清、日露（即日俄战争）战争给了欧美诸国以上的确信。”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历史学家赫兰德（Douglas Howland）最近撰文认为，日本被看成“文明国”，而中国依然被看成是“野蛮国”，这在当时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观感，而这一观感，直接影响到了世界历史学界对甲午战争的评价。（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与中国自始至终将甲午战争看成是保家卫国的自卫战不同，日本对于这场战争格外看重，不仅毫不掩饰要通过这一战争实现“海外雄飞”，在东亚大陆上获得地位和利益，而且还将这一侵略行动进行高级包装，将其上升到文明进步的高度。（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中就有 “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这样的“导语”，立论上比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要堂皇高远得多，充分体现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朝野处心积虑的“大陆政策”。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那位号召对华进行“宗教战争”的福泽谕吉，原先是著名的“东洋盟主论者”，期望中、日、朝三国携手变革迎接挑战。他在1881年就认为，面对西方的逼迫，如中、朝两国不思进取，不仅危及自身，也给日本也带来危险，“今以西方诸国威迫我东洋之势，无异于火之蔓延。然而东洋诸国，特别是与我毗邻的中国、朝鲜等反应迟钝，不能抵挡其威迫之势，犹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势。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单是为了他国，也是为了我自己，这一点可想而知。以武力保护他们，以文明开化他们，必须使他们效仿我国，迅速输入近代文明。”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与“东洋盟主论”相对应的，是“中国威胁论”，即不把中国看作是落后的、需要唤醒以便团结抗击西方的“老大哥”，而是一个在西方炮口下被迫进行改革并即将重新崛起的“老大”。据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松本三之介分析，在朝鲜发生的壬午事变（1882年）和甲申事变（1885年）中，已经多年开展洋务运动的中国，展示了其正在增强的军力和国力，加大了日本的紧迫感，中国威胁论占了上风。正是此时，作为明治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著名的脱亚论，把中、朝从对抗西方的盟友转为敌人，号召对中、朝实行圣战。（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政界和思想界不断提出的“海外雄飞论”、“征韩论”、“征台论”、“朝鲜独立论”和“满洲征服论”等外扩思潮，成为当时的主旋律，被控制了的媒体自觉地围绕这一主旋律，将这圣战”的光环环绕在残酷冷血的战争周围。（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甲午战中，《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邮便报知新报》、《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二六新闻》和《中央新闻》等媒体，纷纷派出随军记者，美化战争、美化日军，其中最著名的和对日本人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在日本官方授意下、新闻界结集的《日清战争实记》。（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清战争实记》自
我所收藏的日清战争实记
与福泽谕吉相同，日本的另一启蒙思想家、基督徒植村正久，在战后（1896年）所写的《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一文中，也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这次战争是大日本帝国自我意识到进取的天职，并将这一天职向全世界披露的机会。”（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而即使在反战主义者内村锏三看来，“新的小日本同旧的大中国冲突起来。决定这场战争的正是东方和西方都应该遵循的进步主义……为满洲的中国政府所代表的退步的精神，难道还应该指挥全体东方吗？”（《日清战争之义》1896年）。（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松本三之介认为，正是甲午战争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思想界，直接导致了国家主义压倒一切的胜利。曾是平民主义代表人物、“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文明绅士”德富苏峰，因此变成了积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战前声称“举国一致对付清国乃是当务之急，为此愿牺牲我所持有的一切”，而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大打击，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1894年，德富苏峰出版政论集《大日本扩张论》，放弃自由、和平的平民主义，大谈扩张。而战后，他又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受到了“强权战胜公理的事实教育”，痛感“公理”虚弱，原以为“理之所向，天下无敌”，但从此决心“皈依于实力之福音”，做一个铁腕“豪杰君”。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德富苏峰后来所写的《大正的青年和帝国的前途》（大正5年），认为甲午战争（日清战争）在日本思想史中影响巨大，“若以为新改革作为日本国民的国民自觉时期”，则甲午战争（日清战争）就是“日本国民的帝国的自觉时期”，“日本国民二十多年了经过了许多曲折，才从自卑中知道自己。所谓知我，乃只知我之力，知我之天职也。”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另一思想家三宅雪岭则在其代表作《真善美日本人》中，从真善美三方面对日本人提出了要求，主张“日本人应该发挥优异的特性，以弥补白人的缺陷，承担起引导人类进入极真、极善、极美的圆满幸福的世界的任务”。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这样的自我道德拔高和掩饰下，日本一直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到了1940年代，日本近卫内阁推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时，也十分强调自己 “布皇道于世界”的“皇道使命”，“皇国的国策以确立世界和平为其根本，首先建成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即伪满洲国）、支（即支那，日本对中国的蔑称）紧密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只有少数的思想者保持了清醒和冷静。（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那位认为中日战争体现了“进步主义”的内村锏三，在战争刚结束时的日本举国狂欢中，就对“讨灭中国”进行反省，认为东方和平的前提，不是“中国的灭亡”，而是中国的“觉醒”和真正的“勃兴”，“我们的思想是为亚洲的独立和文明开化做出贡献。”（《日清战争的目的是什么》，1894年）（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他呼吁日本要保持战争之初的“义战”性质：“战争结束了，我国处于战胜国的地位，却置举足轻重的邻邦的独立而不顾，而以新领土的开发、新市场的扩张来转移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并且贪得无厌地汲汲于获取战胜国的利益……日本国民如果真的是仁义之民，为什么不尊重同胞中国人的名誉呢？为什么不致力于邻邦朝鲜的因势利导呢？我辈愁叹我国民无真面目，他们不信义却满口讲义。”（《对时事的观察》1896年）。据说，此文一出轰动全日本，刊登此文的《国民之友》当期脱销。（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内村认为，为了日本本身的利益，也不能失去正义，要永远以正义为目标。他认为公的政治世界应该服从私的道德规律（《世界之日本》，1896年）。而在甲午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日本国家的伪善，和成为战胜国后日本道德的腐败，令他最终成为反战者，认为“以恶的手段不能达到善的目的；以杀人来谋求东方的永久和平可谓荒谬绝伦。和平绝不是、绝不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和平只有通过废除战争来实现。放下武器，是和平的开始。” （《圣书的研究》，1900年）。（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正如不少研究者所说的，日本无论是军国主义思想、武士道精神还是内政外交，都具有相当多的内在冲突和复杂性。数代日本知识分子，都呈现出典型的人格断裂，其人格在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有不同的变换，而这种人格的转换过程也反映出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当我在读书过程中，看到那位“皈依于实力之福音”的“豪杰君”德富苏峰，曾经写下“没有‘居住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的精彩论断，我也只有掩卷太息。（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而值得我们中国人警惕的是，即使在日本已经用半个世纪反思昭和时期的军国主义毒害，即使日本多少也认同了对这种军国主义的声讨，无论日本思想界还是政界，都还坚信1931年“满洲事变”（即918事变）之前的日本对外政策伟大、光荣、正确，所谓“昭和(特别是前半期)是悲惨污辱的时代”，而“明治是荣光的时代”。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有学者就担心，在这样的想法下，很难阻止另一场“疯狂”的到来！（Shel JeAnns版权所有）
（Shel JeAnns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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