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别的带了过多现实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所谓“投枪和匕首”一样，太平天国运动在近几年也受到了很多的置疑。大量的西方文献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大量的对太平天国不利的民间记述被发现。
任何的史评，都必然带有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即使那些要求历史研究回归历史本身的呼声，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毫无疑问，太平天国运动，既不会像中国红色历史学家（如罗大教授那样）描绘的俨然是一场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也不会像马克思和大量的民间笔记所记叙的那样是一场纯粹的痞子运动。
需要略多介绍一点的是，马克思先生对太平运动给予了极其负面的评价，这令那些红色教授们、尤其是红色原教旨主义者们相当尴尬。马同志说：“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 ..... 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 in persona （化身） ...... 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 ( 马克思《中国纪事》 ) 。当然，红色教授们后来竭尽全力来缓解这种尴尬，为红色教主寻找了很多理由，诸如他的资料不幸都来自于仇恨革命的英国外交官等。但显然，中国自 1977 年这三十年来的伟大的毁神运动，在将中国人民从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推动了金钱拜物教的令人激动和颓废的实践运动。在这一新兴运动中，马克思的如上评价无非是增加了一点毁神的戏剧性砝码而已，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毁神的目的更多地在于行动本身的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而不在于所毁的神究竟有多少神性或鬼性，这其实就是网络上愤青必然流行的深层次原因。
作为业余史学爱好者，在海外多年研读史料和收集有关文物，我坚定地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伟大意义是难以否定的，当然，这种伟大意义绝不在于红色教授们那种赞赏和鼓励阶级仇恨的角度，甚至根本就不是太平天国的参与者和镇压者本身所自觉的。这种意义在于：这 场混合着宗教启蒙（？）、痞子运动和阶级仇恨的性质复杂的革命，在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暴露了当政的满清部族在政治、军事等内政上的全方面无能，从而全面摧毁了八旗入关后 200 多年来的占领者的权威，唤醒汉民族的解放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洪秀全和曾国藩们无意中合演了一出唤醒和激励汉民族的血腥的双簧（ 但这一客观上的伟大成果绝不能成为洪天王本人伟大的依据 ）。
图为我所收藏的为攻克太平军，上奏皇帝奖赏各处文武官员之札文。抬头为：“同治 9 年 12 月 10 日头品顶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岑），札知事照得本部 ( 院堂 ) 于同治九年十月十一日会同具”，内文为：“奏汇保节次，克复楚雄、南安、定远、大姚、广通、禄丰等府州县城池尤为出力各员开单请奖一折 , 声明应给职衔军功顶戴 ... 奉上谕 ... 文生李瑞赏县丞职衔 ... ”，后盖云南贵州总督、云南贵州提督满汉合壁大印各一枚。“岑”即岑毓英，他有个很著名的儿子岑春煊，庚子年因护驾有功而官运亨通，民初是很著名的军阀之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清史稿》列传二百六之岑毓英传。
洪秀全的造反主张是十分混乱的，看看太平天国所遗留下来的混乱、可笑的各种文献，后人便足以明了“耶稣的这个弟弟”难怪屡考不中。读书无能、屡受刺激，忽然有一天成为上帝的次子，居然也误打误撞地打下了大半个中国，这无疑是又一个“ 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 ”（请注意，不是“必然成功”，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的伟大例证。根据他说宣扬的主张看，这几乎是一场东方的“十字军”战争，他不仅讨伐当政者，也讨伐和改造所有的“异教徒 ”，“解放”战争 的同时伴随着莫名其妙的“ 文化革命 ”，以至于王爵以下的革命领导人都不能婚娶，乃至于豢养男宠解决生理问题，而整个太平军的占领区，都实行了严格的清教徒式管理（如南京市民根据性别分成了男营、女营，完全消灭了家庭），这显然是大失人心的愚蠢举动。 唐德刚 先生就认为，和孙中山相比，洪秀全的目标太杂了，他本应该把目标只对准满清，呼唤民族革命，将中国的一切苦难一古脑儿地推给“靼虏”统治，这就能结成“最广大的统一战线”。
唐大师的观点无疑是准确的，这不仅是政治策略的问题，更是政治战略的问题。然而，即使如此，太平天国也依然在无意中推动了汉族主体意识的觉醒，这场运动第一次给四万万人一个提示：在满清攻占中国的早期征战和镇压后，在血腥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 200 年后，满族政权第一次全面地暴露了它的无能和虚弱。 造反者（ 洪杨“发匪”或曰“伟大的革命者” ）和镇压者（ 曾、左、胡、林等诸位“中兴名臣”或曰“反革命帮凶” ）分别在“破”、“立”两方面都显示了汉民族的巨大力量 ，从此后，满清的江山就只能依赖汉人、而并非他们祖宗传下来的八旗子弟来卫护了，汉官几乎成为朝政的主导。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当年的汉民族而言，满清的统治无疑是异族的统治，我们不能以共和革命后的所谓“五族共和”来倒推当年就是融合为一体的所谓“中华民族”，那样的观点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钱穆先生在《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书中，对清代的统治个性有十分精到的论述。他认为这是个自私、独裁的部族政权，在自己的领土上设立了很多“禁区”，导致 “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这种“部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康有为）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
钱穆认为，清代“和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 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 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支持。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他反复强调，清代比明代更独裁，“……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 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
满清的这种私心“法术”，越到末世越表现明显。甲午之战，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在与长毛“发匪”征战中建立并壮大起来的、并一直掌握在汉臣手上的国防力量（北洋舰队和以淮军为主体的陆军）几乎覆灭，满臣借机重整朝堂之上的民族力量对比，试图建立以满清部族甚至是更小范围的满清皇族来主导改革的新秩序，满清的此种努力在戊戌流血后更是毫不掩饰，到了宣统小朝廷的时候，干脆朝堂之上已无汉臣掌握实权了。但无论是甲午的屈辱还是戊戌的喋血， 结果都是进一步唤醒了大多数国人对改革路径和目标的更深思考，几乎整个知识阶级都认识到不动“体”只动“用”已经无法救中国，要从追求坚船利炮的经济体系改革转而追求更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必须根本性地变更政体。 庚子年的义和团内乱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南方诸省以汉人为主体的实力派官员们，居然实行“东南互保”，在国家首都被占领、中央政府被迫流亡的时候宣布了实际上的中立，甚至有推举李鸿章为 president 的动议，这无疑是在体制内的一次公然叛变，换在康乾甚至道咸年代，都是要灭九族的大罪。有意思的是，满清皇族居然完全默认了这种行为，由此亦可看出端倪： 11 年后，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几个亡命军人鲁莽地挥动了几下蝴蝶翅膀，便能迅速引发一场政治大海啸，不仅吞噬了中国长达 200 多年的异族统治，也至少在形式上结束了千年的帝制，迎来了髦得合时的共和民国。
“驱除靼虏”的民族革命成为国家改革的一个先决条件， 这是 19 世纪大变革时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一条件的实现难度和成本无疑大大高于明治初年对幕府权力的废止。 这一革命给后世造成了急功近利、妄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急燥心理，这一心理几乎成为整个 20 世纪中国政治性格的主要特点，从而令中国为每一次进步都付出极其高昂的成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