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为刚万夫柔：中国 英雄 PK 日本英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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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理念，既是民族理念的精髓，又带领着民族理念的发展方向。中日两种不同的英雄定位，自然造就国人两种不同的眼光和视野。（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从我收集的中日甲午战争资料来看，经常是日本方面上至山川地形、下至对手兵备，悉数掌握，而清军往往是敌人到了正面了，还估数不准（如平壤战役，清军情报夸大敌情有10倍之巨，甚至双方展开阵地战时还没弄清楚对方兵力），战场都如此，何况国际大势、世界潮流？（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种眼光的内向绵延至今， 就是国人仍执着拘泥于古老的中国理念。中国人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所谓至善，这一战略思想却被贯穿在战术乃至民族心态之中，以此思想为武装，道、术（目的、手段）相混，在现代战争和现代国际利益争夺中根本难以自保。 孙子所谓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军事政治辨证关系，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容易成为懦弱的借口，成为“曲线救国”的借口。谋、交、兵、城是相互关联的，而最基础的还是军事实力，总是想着伐谋，以为动动嘴皮子、使使小脑子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其结果自然是本末倒置。军事力量不行，就只能承受弱国无外交的痛楚，而军事、外交都缺少本钱，即使孔明在世，又如何玩转“上兵伐谋”呢？空城计毕竟是可一不可再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一本三国，谈的多是政治阴谋、个人霸术；一部二十五史，通篇谈的也都是帝王将相的潮起潮落、浪奔浪流。造就无数英雄的战争本质是什么？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是经济、法律、外交的综合艺术，是与外部世界的横向交流，尽管是一种极端的方式。所以，同样运筹帷幄，日本的伊藤博文被其国人视为大英雄，中国的李鸿章则但能免于被指“
而我们在三国式的英雄崇拜情结中，除了斤斤于权谋之术，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虚幻快感外，于国于民于家又有什么实在的裨益呢? 我们的历史学家，居然十分热衷于考据谁开第一枪等等枝节问题，热衷于对敌人进行口诛笔伐，而回避更深层次的自我考问，惶论反省我们何以总是成为悲剧的主角！！（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相比较而言，日本人的战争记录却是对外经济、社会分析先行，在我收藏的不少甲午时期出版的日本书刊中，除了大量的战争记录外，主要就是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深入分析。如《日清交战录》的首页就是关于清廷禁止棉花出口对日本纺织业的打击的分析。（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甚至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中日也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中国的精神保姆们（在他们眼中，十多亿民众都是需要引导的孩子而已）总是担心所谓暴力因素对孩子教育不利，从而要清理荧屏，令本土卡通充满了腻味和粗糙的道德说教和盛世美好的童话假象。而日本的孩子照样玩着充斥了近现代战争细节的电脑游戏。自十九世纪初就开始在西方盛行并一度成为上流社会时尚的“战争游戏”，200年后在中国依然被作为童年的毒药。倒是曾经生活在毛时代的我们这一代，有机会过了个时时备战却也依然快乐的童年，没有被那些王子、公主以及乖孩子的虚幻玫瑰色童话所蒙蔽。“远离暴力”固然是个动听的理由，但远离暴力绝非远离忧患、远离危思、远离人类争斗的现实，在“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的假象中、在走样了的所谓“远离暴力”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当他们终于要走出温室时，会不会被一帘微风就能吹倒，惶论暴风雨了？这样的孩子中，能有英雄走出来吗？（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图）在中国被禁的日本“反动”电脑游戏《提督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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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日在英雄理念、战争理念上的差别，是从19世纪的中叶开始的。
那位在甲午战争中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多次死里逃生的德国贵族汉纳根（Hanneken, 点击阅读《德国贵族浴血抗日在中国：大清朝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中国人、日本人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中日的差别看得十分透彻，在他的《中国书简》中一语道破中国现代化的浅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Chinesisches Wissen als Grundlage, westliches Wissen für die Praxis）是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导致现代化结果差异明显（《中国书简》的介绍，参见我的文摘资料博客http://sheljeanns.blog.sohu.com/42427542.html 德文）。（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洋务成为显学、海归成为新贵的晚清，中国还是抱持着中学为体的神牌不放，只在技艺层面上学习西方。而同时期的日本，则彻底地开始“脱亚入欧”，全盘西化。（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甲午之前，中国海军装备并不弱，号称世界第八舰队，日本人要挑战北洋舰队，其实是举国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心理准备的。而中国的陆军也装备了质量和性能上远超过日军的新式枪炮。几次激战的口岸如旅顺口、威海卫等，都由汉纳根督修了当时最先进的炮台（点击阅读《德国贵族浴血抗日在中国：大清朝的国际主义战士》）。（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仅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其它软件方面，小到单兵战术，中到军官指挥，大到战略思想，都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在我收藏的很多有关文物中，都不断提高清军的精良装备与低下素质，甚至像聂士成、马玉昆（点击阅读《抗日名将暗助日军：弱国英雄也无奈》 ）这样的一代名将，也依然是像冷兵器时代一样在战场上遍插旌旗，成了日军炮火的好靶子。这一习惯，甚至到了抗击八国联军的时候还没改过来，英军“中国军团”（中国人组成的英国雇佣部队，战斗力十分强，自5月份开始我将系列介绍）的指挥官Barnes就惊奇那么多旌旗不是给对手提供了攻击便利吗？（On Active Service with Chinese Regiment）。这样的战争态势下，中国要出英雄，也只能出悲剧的英雄、虽败犹荣的英雄，但无论如何毕竟还是失败了嘛！（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不少日军战场回忆录提到，清兵装备很好，但不懂正确使用武器，放炮开枪毫无章法，盲目射击，往往把自己的优势军备无谓消耗后，在日军的进攻下只能土崩瓦解。（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武器是战争的硬件，这是把双刃剑，关键还在于谁在使用它。毛领袖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最终还是在人，这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讲个小故事。抗日战争（海外称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是第一次中日战争）结束时，中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上将负责日军受降，在受降过程中看到日本人的军事素质感慨万千：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李将军说在回忆录中写道：“透过日军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Shel JeAnns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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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夷长技方面，中国学到的是浅薄的技术枝节，而日本则完全是理念的更新，脱胎换骨。到甲午战败后，中国才开始了对西方制度层面及文化层面的新一轮学习高潮。（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激进派和立宪派，对于中国的“民族英雄”，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推崇重点。主张反满革命的激进派，将岳飞、洪秀全奉为民族英雄，标准是民族抵抗；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反对以族群划线，而将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的张骞、班超、郑和诸人奉为民族英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尚武的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便开始写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为这本书写下了充满激情的长达五千言的自序，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任公在自序中说：“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认为，自黄帝以来，华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蛮在这广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春秋战国间，不强无以自存，“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缘与他族杂处，日相压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后无以图存，自不得不取军国主义，以尚武为精神，其始不过自保之谋，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诸霸国之起源，皆赖是也……全社会以此为教育，故全民以此为生涯，轰轰烈烈真千古之奇观哉！”是其后的专制集权阉割了中国人尚武进取精神，“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而惟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此必至之符也。”从秦始皇开始，君主们开始“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铜，以弱天下之民”，从此，“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民气之摧残自兹始矣”，“群天下血气之士于辇毂下，使其心志佚于淫冶，其体魄脆于奢靡”，再动用酷吏、法网构建警察社会，使人们不敢存尚武之心。（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可谓是真正说中了中国英雄的痛处。中国历史奉行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任何开拓型的英雄是不可能为其主所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洋远征，就是由一位叫郑和的宦官完成的。郑和固然是大英雄，但选派“刑余之人”宣国威于四方，不是皇帝瞎了眼，而是担心在这样一支大舰队的护拥下，正常人可能就会成为争天下的对手。宋高宗杀岳飞，未尝没有这点担心在内，本质上和他的祖上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一致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中国的确是太大了些，大到令我们只愿意死守，不愿意进取；大到统治者只要自己位置坐稳就有一切，安内重于攘外，“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是最能维持既得利益者；大到我们的英雄不到危急存亡之秋、不到“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就不可能涌现！而且一涌现就注定是“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剧式英雄！！“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中国的历史果然是太悠久了，“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看多了便有点审美疲劳，这种悠久甚至导致漠然，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整个一历史虚无主义！（Shel JeAnns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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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研究者将日本的民族性格归结为岛国心态，将晚清时那种老大帝国的迟暮心态归结为“天朝大国无所不有”，这其实就是地理决定论的滥斛。对于此点，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如果在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具有相同的种族或环境条件，却在一地表现为硕果累累，在另一地又毫无成就可言，那我们并不感到惊异。的确，看到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对同一种挑战做出多种多样、变幻莫测的应战现象，我们也并不感到奇怪……人类在与地理实在打交道的时候，决定的因素——对胜败举足轻重的要素——绝不是种族和技能，而是人类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进行迎战的精神”。他嘲笑地理决定论充其量不过是“最隐蔽的‘哲学安慰’而已”，这一伎俩不过是体现了人类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欢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完全超出人力控制以及难以为人类所及的各种力量”。（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汤因比“震晕了整个美国”的“文化形态史观”（或“历史形态学”）中，核心内容就是：文化是通过对环境“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以此理论，对照梁任公“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悲愤论述，我们可以想见，中日之间无论是英雄的差别还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差别，关键绝不在于两国的地理特性，而在于两国的应对之策。华夏先哲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我们还是“一人为刚”时，我们便也只能拥有和敬拜那些悲剧的道义英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有一位美籍华人作家将“我们的”英雄和“他们的”英雄做对比，“所谓民族英雄，往往成双成对（对应而非对等）地出现。有统一诸部的英雄，就有谋求独立的英雄；有扩张领土的英雄，就有抵抗侵略的英雄……抵抗入侵之敌的是民族英雄，侵略者同样是民族英雄，甚至是一位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冷静思之，尤其冷静地把我们自己长期作为被侵凌对象的悲情心态放一边的话，这些“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为什么是“他们的”呢？我们的民族，缺的不正是这些“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吗？缺得不正是“胡无人、汉道昌”的霍去病之类的英雄吗？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当一个国家还在泥泞中抗争、在黑夜中摸索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大国的崛起的。大国崛起，要靠千千万万的进取型英雄抬起来。我们如果还沉湎在悲情英雄中，沉湎在历史控诉中，只怕下一次再出英雄的时候，依然还只能是悲剧英雄。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这样的历史窝囊吗？（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他们的”英雄伊藤博文有诗曰：“楼前饮进三杯酒，天下英雄在眼中”。你我且干了这杯，为那正在走近的“我们的”英雄同心祷告！！（Shel JeAnns版权所有）
（Shel JeAnns 作于2007年4月6-21日@北石斋 南洲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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