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日本的另一把武士刀

高升号事件：黄海上的三国演义（6）

 

日本明治维新后，尤其走向军国主义后，外交与军事一起成为双头鹰，在不断壮大军事实力的同时，也将外交作为一把不带血的武士刀，一起挥舞着去收获所谓大日本帝国的辉煌。

在高升号（Kowshing）事件中，日本通过有效的外交努力成功地平息了军事行动所引起的国际震动，为军事行动保驾护航。

然而刚开始的时候，日本外交部门也和整个日本政府一样，被浪速号（Naniwa）舰长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悍然击沉英国商船的胆大妄为吓了一跳，担心引起列强的干预。

本文特从英国和日本当时的外交文件中摘录相关内容，以拼贴还原当时的外交角力。在这些平淡的公文背后，都是国家征战的电闪雷鸣。

此时的外交形势显然是对日本十分不利的：

l        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R.S.Paget）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在中日两国尚未宣战的情况下，无故击沉中立国商船，是粗暴地违反国际法；

l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命其上海总领事韩能（Nicholas John Hannen）亲到日本总领事馆，谴责日本暴行，并提出强烈抗议；

l        英远东舰队司令斐里曼特（Admiral Sir Edmund Fremantle）则致电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责问日本军舰何以在未通告宣战的情况下攻击英国商船，要求日方立即罢免和拘捕东乡平八郎和涉及这一事件的有关高级官员，并呼吁英国海军采取军事报复手段；

l        英国政府在经过调查后，认定日本应为此事件承担责任，在英国外交大臣金柏莱(Kimberley)发给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照会，明确表示英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应承担由于日方海军军官之行动所造成的英国生命和财产损失之责任。”

l        在英国外交部发给高升号船东印度支那轮船公司的函件中，也明确表示“女王政府根据贵公司提供的陈述和日本政府的来信，对事件详情进行了认真研究，得出结论：日本政府必须为其海军官员的行为引起的英国人身财产的损失承担责任”，并要求该公司尽快将损失详情报外交部，准备向日本索赔。

此时的日本外交机构，神经高度紧张，深恐英德等列强借高升号事件插手中日冲突。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Mutsu Munemitsu，むつむねみつ，1844年8月20日-1897年8月24日）首先稳住英国政府，他亲自会见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告以日本政府将对高升号进行调查，万一错在日本海军，日本将赔偿全部损失；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答复英国外交大臣金柏莱，表示“我毫不犹豫地正式重申，日本政府已指示我以她的名义对这一事件的发生，表示非常遗憾。我能给予英国政府关于我们政府忠实希望之保证：一旦证明日本海军军官之行为是违约的，日本政府将尽力给予一切赔偿”。

同时，陆奥向法制局长末松下达了《调查击沉运输船之训令》，并将海军省的有关调查报告转给发给了驻英公使青木，协调整个外交机构的行动。

此时，处于旋涡中心的青木在英国进行了一场“危机公关”，通过种种手段，力图挽回对日本极为不利的舆论。7月31日，青木向陆奥电告他本人的意见：“向英国政府赔礼道歉。如船上有德国军官被杀，也向德国政府赔礼道歉。”次日（8月1日），青木再次电告陆奥，警告说英国“所有报纸皆载有此事，并唱反对我国（日本）之说”，认为“应早做断然之处置”。而派驻朝鲜仁川的公出室田总领事则向外务省提交了《报告仁川港税关职员意大利人鲍里欧尼氏谈话之概要》，其中提到洋人认为日军不救助落水清兵为“不仁之举”。

青木在英国争取到相当的英国媒体和权威人士为日本辩护。在其8月4日致陆奥的《确定新闻社对策及英国政府之意向等报告》中，高兴地说“《每日电讯报》、友好的《泰晤士报》和其它主要报纸，由于审慎地雇佣，均就上述消息改变了腔调。除路透社外，几家主要报纸和电讯报社都保证了合作。英国权威人士魏斯特拉基（Westlake）公开表示，根据国际法浪速舰是对的。在德国科隆报的政治通讯员、友好的大陆报也因此而受到影响”。而后，青木要求“提供我约一千英镑做特工经费”，至于此“特工经费”做何用途，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就是贿买英国媒体和学者，我觉得这是难以下定论的。但从《泰晤士报》先后发表的著名国际法权威剑桥大学教授魏斯特拉基（J.Westlake）和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T.E.Holland）从国际法角度认为日本无错的文章本身来看，西方的法律界主流至今也是接受和采纳他们的观点的。

日本政府密切关注着长崎和上海两个英国领事馆对于高升号事件的裁定。8月12日，长崎县知事大森秘电陆奥，说“总算”获得了长崎英国领事厅关于高升号的海事裁判书，显然，要获得该裁判书还花了些手段。在日本外务省在该文件存档后8月19日所做的附记特别指出，海事裁判书对日本有利，而且先前态度强硬的英国海军提督也已经转变了态度，认为“为了日本之利益，（东乡）击沉该船（高升）乃正当之举，并劝告（英国）政府（对日本）不作任何要求”。

英国领事馆的海事裁判书大长了日本人的自信。8月14日，外务大臣陆奥向驻英公使青木发出《关于高升号事件之训令》，强硬地表示“没有事实证明对我方有损害”，认为高升号本身“非法征募”、违反了女王的中立声明，要求青木注意英国政府的中立声明，“如属实要提出强烈抗议”。

当日下午，青木即拜访了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饬令臣民严守中立。英国外交部大开软档，甚至解释说英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里曼特爵士原本是准备以武力威胁日本的，但英国政府“已经下令军舰不得在女王管辖范围外干扰被任一交战国俘获的英国商船的释放工作”。

日本外务省随即将《末松法制长官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分送英美法各公使，并将上海英国海事裁判所审问结果之通告寄送美国国务卿以及法国全权大使，强调上海的裁判结果也对日本有利，而且英国海军司令的个人意见是“日本政府对该船之损失不承担责任”。自此，整个日本驻西方外交机构都转为高调“鸣冤”，而高升号的所谓赔偿责任也就自然转到中国身上。

英国的转变，自然有日本的出色外交斡旋和媒体公关能力等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日本紧紧抓住了英国的利益关切点。在开战前两天的7月23日，英国即照会日本，明确说明“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日本一旦开战不得侵害上海，这是明示日本只要不影响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英国不会进行干预。实际上，为了防止沙俄势力南下，英国此时十分需要日本成为她在东北亚的小兄弟。开战前的7月16日，英国出乎日本预料地在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完全废除治外法权等，成为日本同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条约签订后，英国外交大臣金柏莱向青木周藏祝贺说：“这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大军还远为有利。”日本自此承担替英国牵制俄国的远东政策，换来英国对日本的支持和放任，英日两国越走越近，最终于1902年缔结同盟条约，亲密关系一直维持到二战爆发。

曾担任中国总税务司50年之久的英国人罗伯特&S226;赫德（Robert Hart，1835年—1911年），一语点破了列强外交的真面目：“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它们所以同情中国，只是因为战争会使它们自己受到损失而已”。 其实，日本在这次外交危机中，最大的收获不在于高升号事件本身，甚至也不在于整个甲午战争中对其日趋有利的外交环境，而在于真正找到了与世界第一强国英国的利益交换渠道，找到了大英帝国的兴奋点，这一外交高地的占领，令日本在远东获得了英国的支撑，可以放手作为，此后在日本武士征服远东的战刀光亮中，都能看见英国绅士们的喝彩。

陆奥宗光在此事件及整个甲午战争中，纵横捭阖，应付裕如，直到签订《马关条约》(Treaty of Shimonoseki)，有力地策应了正面的军事行动，但由于未能阻止三国干涉还辽（The Triple Intervention），被日本国内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指责，而被迫于1895年5月辞去所有公职，隐居起来，专心撰写个人外交回忆录《蹇蹇录》(Kenkenroku，けんけんろく)，解释他的意见与行动，尤其是关于甲午战争以及马关条约之问题(包括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此书在1929年才被公开，是探讨日本于明治时代之外交的重要著作。他的外交思想和行为被称为“陆奥外交”，被日本学者顶礼膜拜为日本外交史上之楷模，至今被奉为外交“艺术”，作为现代日本外交的榜样。

英国有句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梁启超在他著名的《李鸿章传》一书中说：“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诚哉斯言！

（2007年4月18日@北石斋 南洲雪梨）

 

 

[后记：《高升号事件：黄海上的三国演义》已经写了6篇了，为避免大家阅读疲劳，我将暂时搁置一段时间。高升号的故事当然远没有说完，比如它背后的谍报战、比如盛传它所运载的大量金银导致的海盗式打捞等等，Kowshing这个对中国人来说相当陌生的英文名词，在西方却十分著名，今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多作介绍。5月中旬将开始刊登大家期盼中的“中国军团”系列，我们共同去了解在八国联军旗帜下与同胞征战的“中国军团”，敬请期待！别忘了，本博客每周三、周日晚上更新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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