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数百名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士兵及多艘军舰,正参与八国联军围剿义和团和占领京津的军事行动。因此,确切地说,不是八国联军入侵,而应该是九国联军。
1900年6月,因为义和团运动,北京形势迅速恶化。此时,作为大英帝国殖民地,澳大利亚迅速进行了动员,但陆军主力已经开往南非作战。当时澳大利亚共分为六个殖民地,相互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各殖民地的军队也是相互独立的。最早响应的是南澳殖民地政府,他们迅速决定将自己的全部海军派遣到中国。因该舰队的日常给养由各殖民地分摊,因此,各殖民地召开了会议,
随后,澳军中的维多利亚殖民地部队受命前往保定府(Pao-ting Fu)增援,联军认为此处是义和团的堡垒,并且庇护了很多从北京跑出来的人。但当澳军在内的7500名联军到达后,该处已经投降。澳洲官方军史在此处写得很有意思:“最近的敌对行动就是看守战俘”(the closest enemy contact was guarding prisoners)。此时,新南威尔士殖民地部队经过12天的行军,于
整个冬天,澳洲军队都在京津驻扎,担任警察和看守的角色,时不时地还要当当铁路工人和消防队员。他们参加的战斗不多,但却要参加行刑队枪决被抓获的义和团或反抗联军的华人。官方记录说澳洲军队对这些任务很不满意,希望“到战场上证明自己”,但毕竟到达得太晚了。
1901年3月,澳洲军队离开中国返航。他们总共损失了六个人,但都不是因为军事行动,而是死于疾病。
正因为这开国首战并未真正上战场,澳大利亚的军史当中,并不将此作为重大事件,而是将同时期参与的布尔战争作为这个新国家军队的首次亮相。
为了研究这段历史,1999年的时候,我曾经到澳大利亚国防部寻找相关资料,他们给我寄来了一大堆文件,包括至今仍是最主要媒体的《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说实话,作为澳大利亚华人,我在看这段历史的有关文献时,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可谓百感交集。这种感觉在我整个收藏中国近代战争文物的过程中都有,但于此为甚。我知道,其实,我收藏的不仅是文物,更是悲情。而翻阅这些文物,尤其是其中的对中国的国民性、对中国的衰弱原因的分析,又不能不承认,曾经的敌人是多么透彻地看到了我们的要害死穴,甚至比我们自己看得还要清楚…..
文物收藏中,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是,西方国家的文献都毫不讳言地指责自己政府在中国推行的非人道的政策,包括澳洲当时的媒体上对英国输出鸦片的反思,而在日本的文献中,完全是一面倒地妖魔化中国和神化日本,这或许正是在征服和血腥中也能体现出来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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