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地产圈内聚会，不少人显然比较兴奋：上海的房价终于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久违的排队买房现象又出现了。闻声不想在这里讨论上海房价的可能走势，也许此地的刚性需求真的还是没有被满足，也许只是政 局稳定后的一种自然反弹。
令闻声惊诧莫名的是，在某次政府组织的开发商会议上，平日里口口声声民生福利的官员，在这满世界高唱和谐的情况下，居然也是毫不掩饰地要求开发商将房产上档次、上规模，把房价推高！一家定位中档商办项目的开发商，被领导同志点名要求将定位拉高！！
上海的官员们十分关注北京的房价牛市，此情此景仿佛当年上海房价屈居于杭州之下时的感觉：上海岂能放弃老大位置呢？
作为中国经济的老大，上海究竟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老大呢？
十年前，最让闻声感动的一部报告文学就是陈祖芬写的《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至今难忘的的是这本书中写的“贴在大象屁股上的施政纲领”，说的是在大连国际服装节上，动物园的大象也出来巡游，在大象的屁股上就贴着市长的施政纲领：“不求最大，但求最佳。”
这个细节令我久久难忘，尤其我在省级机关当了多年秘书，跑遍了浙江的每个县，经常蹲点，我实在太了解在求大、求全、求政绩的中国官场，一个政府首长哪怕只是这样说说就需要的巨大勇气。
那个时候的上海，刚刚开始对我们这样的民营经济放开，我们就是被“招商引资”进上海的。每次到政府参加会议，我其实心里很犯嘀咕，动辄谈500强的上海，能真的对我们保护、扶持吗？为了谈工厂用地，我记得在多次预备谈判后，光正式谈判就足足谈了12个小时，一直到快半夜，政府第一把手亲自参加，那是我参加工作后见过的最敬业的政府官员，尽管我觉得他怎么这么死板。次年春节，一个意外的邀请稍稍打破了我对当时上海整体环境的顾虑，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带各部委办负责人请了十家民营企业餐聚，我们作为高科技星火企业被邀请。以前做秘书和报纸，最怕的就是饭局，加上路途太远，所以我还想安排自己的厂长去算了，但上面打招呼，必须本人到场，结果去了收获很大：哪里在吃饭，基本上是个现场办公会。上海官员尤其表现出了对来自浙江的民营企业的很大兴趣。后来，我也陪着上海的官员到浙江招商引资过几次。
我记得在那次会议上，我就引用了“贴在大象屁股上的施政纲领”，希望上海不要仅仅把眼睛看着世界500强，西方经济的真正活力是在广大的中小企业。当然，我也很理解政府官员背负着沉重的招商引资压力，选择大企业是其个人利益的最理性的实现渠道。
移民出国后，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小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性意义，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政治学有个基本原理，就认为民主的基础之一是有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后来做金融，无论是回国考察访问，还是在国外接待大量的中国地方政府代表团，我都会大声呼吁政府不要只盯着世界500强——即使西部很不发达的城市，也是动辄表示要吸引这些世界巨头。
但是，在GDP的压力下，中国的官员们还是只能求大。
在中国，最有资格将目标瞄准世界500强的，当然是上海。但上海不断增高的商务成本，已经成为一道难题，固然拥护者可以拿物有所值——本地所拥有的中国最好商务环境，来作为抵消商务成本增高的影响的理由，但成本增加的很大一个因素，并非所谓的土地、劳动力等显性成本，而是上海抓大放小（甚至是排小）的基本政策，导致了一些大公司、尤其是制造业相关的大公司，与其配套的产业链脱节，在产业衔接上出现巨大成本，而不得不离开上海。这当然可以如上海的官员或学者们所辩护的那样，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和优化，但实际上还是很给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后自嘲的感觉。
苏州在利用外资方面急剧雄起，其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注重了产业链的引进，而不是一厂一司，通过产业链将一长串的资本和利税留在了当地。
上海在经济发展、尤其是外资（外地资本、外国资本）引进中的好大喜功，实际上已经将这个城市的经济推向了依赖高端产业的畸形地步，抗风险能力大大减弱。目前在着力推行的现代服务业、创意产业，或许可以看做是一种矫正手段。
作为中国经济的“首都”，上海究竟应该做什么样的老大呢？闻声以为，全国人民所寄望于上海的，肯定不是单纯的GDP，肯定也不应该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应该是社会进步的灯塔。用官方的话来说是“要注重民生，抓好构建和谐社会各方面的工作”，“切实解决好群众普遍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
纽约的房价之高，固然是全美老大，但纽约的生活标杆意义也是全美之最。很多到了纽约的上海人，完全被纽约的物价与收入之比远低于上海而震撼！其实，纽约对于美国，它的意义不只在于经济，更在于那昂首屹立的自由女神，那上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