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是"中央主席"的料

１１　　哪里是"中央主席"的料
　　张国焘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５日宣布另立中央，当然没有任何合法的组织程序，但也不是没有人拥护：
　　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页４５９）
　　这时与四主面军一起的有原属一方面军的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十二军，究竟是哪一个"军的干部"讲得很激动，徐没有讲。张国焘则说："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不当。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示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１３）
　　徐、张都这样说，肯定是有根据的。至少五军团对中央是有意见的。延安时期，各根据地分别召开座谈会，主要是检查对毛泽东的态度，附带也就一些历史问题作出决议。"红五军团的座谈会开得很激烈，因为他们是宁都暴动的队伍，不被'左'倾路线所信任，肃反时抓了不少人，当反革命错杀了，连总指挥季振同也被杀害，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后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军团领导相继牺牲，部队留下的人很少了。随西路军过黄河时基本打光了。会上，发言的人很激动，当有人拿出董振堂军团长被国民党杀害时的头颅照片时，不少人嚎啕大哭。"（１４）
　　张国焘１９３１年初到达鄂豫皖，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１９３３年创立川陕根据地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尽管他有才干、有威信，以至于四方面军对"张主席"有"盲目崇拜心理"（页４６１）。但"张主席"只能是某个中央分局的主席而不是做"中央主席"的料。朱德、刘伯承等中央方面领导人的反对，百丈原决战的失利，中央到陕北后的种种争取等等，都是他的"临时中央"解散的原因。在主观上，他也没有毛泽东那种"崇拜我好一点"的霸气和自信，特别担心远在天边的共产国际：
　　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绝。（页４７４）
　　共产国际当然是中共的太上皇，但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不就把它的"宠儿"博古和它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扳倒了吗？而且后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承认了毛泽东。可能正是掌握了张这种畏惧共产国际的心理，已到陕北的毛泽东就利用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其实共产国际是否有这个指示还要存疑），而给了张"当头一棒"。
　　中国革命需要的政治领袖是一门心思干到底、把事情做彻底的人，任何犹豫和动摇都只能是死路一条。而张最缺乏的就是坚定性和自信力，一边凭人多势众自封"主席"，一边"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页４７５）这怎么能成大事呢？徐说了一件小事：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打了一个胜仗，徐得到消息后找张，要出个捷报，发给部队。"张国焘态度很冷淡，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可是，没过几天，张国焘又准许在小报上登出了这条消息。"（页４７６）消息公开后，使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与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形成了对比，对张国焘很不利。在这个问题上，张本来既可以大大方方地公开出来，因为他是"中央主席"，一方面军的胜利也是"主席"的光荣嘛。当然他也可以永远压着不发，真的搞一点"愚民政策"。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严格审查一切新闻信息，封锁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文革"时期，除了毛自己的书和他允许的书，古今中外的所有书都是要烧毁的"封资修黑货"。
　　张之缺乏政治领袖的素质，还在于他会动感情。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夕，因这一次会上陈昌浩及与会的多数人不同意张的意见，张极其沮丧。
　　这是张国焘自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大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藉，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页４９７）
　　政治家不是不流泪。比如三国时的刘备，那是为了表示"仁心"以争取人心；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召见许世友时也流了泪，那是为了得到军中将领的支持以与林彪斗。而张这样的泪纯粹是妇人的斗气之泪，没有任何政治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