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保终生

８　　一句话保终生
　　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到四方面军的帮助也感到四方面军的压力。发生冲突后，毛于９月１０日夜带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北上，还带走了右路军的军用地图。不太了解内幕的徐向前很紧张：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点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页４５３）
　　照徐的说法，张国焘并没有要他们"武力解决"中央，他和陈昌浩一起制止了两军分裂后可能发生的冲突：
　　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听从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页４５３）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成为徐后来的护身符；陈昌浩可能也正因此在４９年后还能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９　电报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说法来自毛泽东。"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不可分开行动'。９月９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１９３７年３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８）廖盖隆后来说："我们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看到１９３７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纪录，毛主席在发言中说到，叶剑英同志把电报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这样的话。"（９）
　　徐向前回忆与此不同：由于９月８日右路军的主要领导曾致电张国焘，要其北上，张则于次日"复电我们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页４５０）
　　１９８２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等的访问，明确说："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
　　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１０）
　　当时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过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是否收到叶的回信，廖没有说。可见这段历史还不能说是清楚的。
　　叶剑英一生有三大功劳，一是１９２７年向叶挺、贺龙通报张发奎要扣押他们的消息，使南昌起义得已进行；二是长征中向毛泽东等人报信；三是在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中起了重要作用。当华国锋、汪东兴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措施之后，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４日，华派李先念去征求叶的意见，双方一拍即合。但华下台后，叶成为抓捕"四人帮"的主要决策者，很多发表的记述都和事实真相有出入。１９７７年，李先念曾说："去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后来，《李先念文集》的编者们在收录这篇讲话时，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在文后加了一个注释，写成叶为主华为辅。只是在李先念大发脾气之后，才改写成以下文字："注１５７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１１）抓"四人帮"是极其秘密地进行的，似乎不可能像李先念说的那样是"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但李的脾气是有因而发的：作为主动者（华国锋）的沟通人，李也是这次抓捕行动的主角。
　　　　　　　　　１０　　"党内斗争"与"危害"
　　延安时代以后的党史一般都认定张国焘有一份电报给陈昌浩，据毛泽东１９３７年说有"彻底展开党内斗争"一说。为什么凭此一句就判断张有危害毛泽东和中央的意图？答案只能是一条，这就是"党内斗争"等于"危害"。
　　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党内斗争无非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却常常由思想、路线的分歧引发残酷整肃直至肉体消灭，张国焘、毛泽东在这一方面都是行家里手，以至于毛一看到"彻底展开党内斗争"一语，就知道张要干什么了。
　　"危害"没有成功，但一、四方面军的斗争确实是展开了。原属于一方面军和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两军会师后调到四方面军任九军参谋长，没有受到四方面军将领的欢迎。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３日晚，"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对我进行斗争"；次日，陈要调离九军，九军要他把九军的东西留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西，强拉所有马匹，由五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慨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得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１２）其实，王树声副总指挥、孙玉清军长都是真正的革命同志，王后来是十大将之一、国防部副部长；孙次年即壮烈牺牲。陈伯钧不懂得真正的革命同志之间，也会有残酷的斗争。
　　到延安后，轮到四方面军的将领难过了，以至于许世友、王建安等人要拖枪出走，何畏干脆投向国民党。斗来斗去，革命党人积累了太多的矛盾，终于在"文革"来了一次总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