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整风之七

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了看到了希望，重新燃烧起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的热情。1972年下半年间，北大一些民主人士和老教授，在种种政治嫌疑被排除、落实了政策以后，精神振奋，积极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哲学家冯友兰除进行教学活动外，还表示要在几年内完成他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经济学家陈岱孙不顾腿伤，拄着拐棍上课。他一反自己十多年来不写文章的"规矩"，自报《马克思对古典派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改造》和《列宁后期著作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几个问题》两个研究项目。原东语系教研室主任金克木在解除"托派嫌疑"后，精神振奋，表示：“谁对梵文、巴利文不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他还开始着手编校《汉语印地语字典》和《乌尔都语汉语字典》。哲学系一级教授朱光潜在落实政策后，首先寻找抄家抄去的他翻译的黑格尔美学手稿，开始继续翻译。他还就《共产党宣言》、《歌达纲领批判》等译文中的一些不妥之处，写信给中央编译局，提出自己的意见。 

兰州铁道学院在“教育革命”中，由于“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极左思潮的冲击，一度出现了"政治时间要多少给多少，业务时间剩多少算多少"的局面。教研组解散了，科学实验处于停顿状态，教师有的当了管理员，有的当了采购员。平时教师宁可闲着打扑克，也不敢钻业务，教师业务水平普遍下降。1972年后，在批判极左思潮、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该院党委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教师，在教师中开展了制订红专规划的工作。红专规划不仅对教师提出政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业务方面要求编写教材、改革教学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开展科研活动、学习一两门外语，等等。学院整顿和扩充实验室，举办外语学习班，建立科学技术情报网，减少政治活动时间，定期到对口工厂(工地)参加生产实践。经过整顿，该院出现了空前的钻研业务的空气，教师争相报课题，搞实验，外语学习班上座无虚席。 

教育、科技领域里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激发了广大工人学习科学、掌握知识的热情。1972年10月11日，北京市科技局在北京天文馆电影厅举办第一次“科技讲座”，介绍“可控硅应用技术国外发展状况”。因领导有顾虑，决定少发票、少印讲义，并嘱咐主讲人少讲。通知发出后，很多厂矿企业要求多发票，许多工人跑到科技局要票。科技局增印几百张票仍不够发。讲课那一天，天文馆电影厅里人员爆满但却秩序井然，工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讲，课间休息时，许多工人围住主讲人，热情地提建议和要求，一些大厂矿还要求为他们开“包场”。由于听讲的人不断增加，第二次题为“可控硅的主电路及触发电路”的讲座，改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并决定同样内容的讲座讲两次。讲座那天，远郊区许多工厂的工人利用公休跑来听讲。散会后，很多厂矿还要求继续参加听“科技讲座”。科技局的干部为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科技的热情所鼓舞，准备从11月份开始增加农业科学技术讲座。 

1972年间，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肃清极左思潮的斗争。他反复强调，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人人噤若寒蝉、个个谨小慎微的压抑局面，他尖锐地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

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和指导下，这些领域里的干部和群众行动起来，迎来了1972年的转机和复苏。继1971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之后，1972年初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全会要求在审查清理图书的基础上，除出版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创作的作品外，再出版一批中国古籍和介绍外国地理、历史的书籍。4月25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各门市部开始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一段时间里，王府井、前门、大栅栏等书店门市部出现了排长队购书的景象。5月间，在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时，许多省市举行了文艺创作节目汇报演出，文艺工作出现了劫后复苏的气象。从1972年上半年起，一些大城市里的医院开始试行在党支部领导下的科主任负责制。10月12日至18日，在南京举行了全国田径运动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批判极左思潮宛如春风化雨，给各行各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尽管它的时间十分短暂。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1972年下半年达到了高潮。这不仅表现在批判极左思潮所涉及的领域、范围之广，在实践中的影响之大，而且也表现在批判的深刻与激烈程上。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人员发表长篇讲话，讲话通篇贯穿"要批透极左思潮"这一鲜明主题。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 

“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周恩来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极左思潮的表现、实质和危害，反复强调了它仍然是当前破坏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引导各条战线继续深入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根据周恩来的一贯精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1972年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号召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报》以一个版面发表了三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枣学习笔记》，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枣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和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枣读〈巴枯宁〉》。这些文章虽然难免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却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尖锐辛辣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是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现存的极左思潮"重新表现"，实际上已把揭发、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江青集团。这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发表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其深层意义在于它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质疑和否定。正因为如此，三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