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整风之四

中央一级老干部的解放和复出，对省、市级乃至基层，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许多领导机关都比较自觉地把落实干部政策与批判林彪结合起来，当作批林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1972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落实政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对于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进一步限制造反派的势力，遏制江青集团的破坏，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林彪事件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干部队伍的严重错误估计，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重要的、明显的变化。1973年后，尽管毛泽东对批林整风运动中明显发展起来的纠"左"倾向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并断定林彪的实质是"极右"，但他仍未停止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1973年12月21日，他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明确地表示要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领导同志的冤 案 承担 责 任，要作自我批评。他提出要给贺龙、"杨、余、傅"和罗瑞卿平反，并坦率地承认有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要"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此事件后，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或隐或现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些变化是有限的，但也是重要的。这种变化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在它提供了一种可能，使得党 /内 /健/ 康/ 力/ 量 能够利用这种变化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有利条件，展开批判极左思潮和纠正某些"左"的错误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在不少方面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初衷。 

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72年间，周恩来充分地利用了毛泽东认识上的积极变化，以其敏锐的观察力、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抓住时机，适时地把批林整风引导到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周恩来一直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为抑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减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殚精竭虑、不懈努力。在1967年至1971年间，他多次使用“极左倾向”、“极左行动”、“极端民主化”以及“极左思潮”等用语，批评社会上的种种极端言行。在一些问题上，他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尚能被接受的形式，曲折、间接地对“左”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减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尽管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性，但是，对他来说，不存在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更为彻底，甚至成为一种反对“左”的错误的特殊方式。此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阔的范围里，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斗争。 

周恩来等这一阶段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首先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而且一开始就与调整和整顿密切相联。1970年国民经济建设的高潮刚刚兴起，领导班子软弱涣散，一些省、市主要领导人领导生产不力、无政府主义、瞎指挥、纪律废弛，生产设施、设备失修甚至被毁，空头政治肆虐、体制混乱，几乎没有企业管理，知识和知识分子倍受歧视，科学技术工作停滞、倒退，各级领导对抓生产疑虑重重等所造成的危害，立即尖锐、严重地暴露出来。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客观上不能不是个否定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的过程。周恩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联系经济工作实际，精心组织，使这次会议成为批判极左思潮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首次提出了整顿的精神。根据他的指示和与会代表的要求，国务院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纪要》强调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反对无政府主义，把产品质量放到第一位，等等。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反映了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无政府主义、空头政治的强烈愿望。《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建议提请中央批转下发，但张春桥却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加以否定。张春桥还公然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对会议施加压力。《纪要》虽因张春桥的反对未能在会上通过，但其基本精神却通过与会代表广为传播，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1972年初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不少企业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健全各项管理的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精神显然使他们受到了鼓舞，得到了指导。从1972年上半年起，多数省市的企业又先后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次劳动竞赛不仅在规模上大于1970年的那次竞赛，而且，它主要是在企业内部展开，从一开始就与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企业管理等内容联系在一起。竞赛除了政治、学习、作风、团结等当时被称作是"大指标"一类的内容外，还有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消耗、比安全等仅限于生产领域、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在竞赛中，完成指标者可以得到某种物质奖励。 

实际上，在当时开展竞赛的企业中，“小指标”赛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更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1972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李先念审阅的《辽源发电厂坚持“小指标”竞赛的经验》，更是在全国肯定、推广了这种劳动竞赛的形式。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的破坏和否定，造成了产品质量普遍严重下降。周恩来从抓产品质量入手，解决当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对极左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71年12月15日，周恩来针对援外飞机质量下降批示，要求“提起警惕”。1971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时，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1月21日，周恩来就汽车生产质量问题批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