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整风之三

为了总结交流半年来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所列文件中，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篇”。 

这封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只有两三人知晓。在信中，毛泽东表示了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满和不安。“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在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江青在参加华东组、中南组讨论时，俨然以最权威的身分解释、宣讲毛泽东的这封信，说林彪从当抗大校长至当国防部长，就一直搞山头、结死党、搞阴谋诡计，而毛泽东则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毛泽东同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除证明林彪远非一贯正确外，更重要的，似乎在于说明他对林彪等人早有觉察。但这种做法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它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疑问。 

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后，7月上旬至8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都召开了各自的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的精神，学习文件，联系各自的实际，清理思想，总结经验，解剖自己。按照中央要求，这些会议研究、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要求各级党委都要把批林整风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重点要搞好批林，在此基础上搞好整风，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等。 

总的来说，1971年9月下旬至1972年5月间的批林整风运动虽然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但主要还是在“左”的错误的框框里作着既难于被群众接受，又实在难于深入下去的批林文章。而在当时，已经有许多地区和部门明确地提出要“认真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当前主要是克服极左思潮的干扰”一类的任务。 

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这种真正反映群众要求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倾向很快就突破了批林整风汇报会所规定的范围，成为批林整风运动的主流。 

周恩来领导的纠“左”斗争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也使他有可能从一些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这种反思使他进一步放弃了几年前对“文化大革命”那种热情洋溢的赞扬和肯定。他虽然还没有放弃“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可能从整体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也确实觉察到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些严重问题，以及“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些明显漏洞，并在他认为可能的范围之内，着手纠正一些错误。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极左思潮的不满。“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他曾对红卫兵和造反派一些偏激、过头的言行采取了宽容、理解甚至支持的态度。但在1967年“天下大乱”到了几乎失控的时候，他又对极左思潮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对“王、关、戚”等人采取了断然措施。在此之后，毛泽东还不时批评过极左思潮。此事件后，毛泽东更是把极左思潮的表现和破坏与林彪集团直接等同起来。与以往略有不同的是，这种批判有时已超出了极左思潮的范围，而对“文化大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的错误也有所触及。 

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评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搞的形式主义。他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训练也有形式主义，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现在搞空的东西多了。1972年6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对极左思潮的不满，使毛泽东在思想感情上与党内一大批老干部接近起来，这是此事件后他的一个突出变化。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说，“二月逆流”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为“二月逆流”平了反，并做了某种形式的自我批评。 

1972年初，陈毅病危期间，毛泽东特意派周恩来、叶剑英去看望陈毅，并转达他为“二月逆流”平反的意见。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1月10日，毛泽东不顾自己仍在病中，冒着严寒参加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嘛。”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解脱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各种冲击的老干部并大胆地使用他们，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8月3日来信上做了重要批示，这个批示突出地反映了他当时思想认识上的两重性。批示中，他一方面仍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在刘少奇的问题上没有丝毫松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肯定了邓的历史功绩，对邓迟迟未能出来工作表示不满。 

此事件后，许多老同志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在揭发和批判林彪集团的同时，也反映了各自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希望能出来工作或结束审查，与家人团聚、改善生活。毛泽东对其中许多信件作了批复，有的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审查、出来工作，有的虽然未置可否，但在当时条件下，也容易被理解为同意申诉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