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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中的小人物(6)-

(2005-04-26 01:22:24) 下一个
“九·一三事件”中的小人物(6)

作者:百锶

<最滑头的人--李伟信>

谈到李伟信,我们不妨先看一看这样一个标题:《中国的隆美尔元帅---林彪》,其后标出的作者是,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其实,这是指的《“571工程”纪要》。不知是谁别出心裁,但也属用心良苦。隆美尔,希特勒军队的元帅,德国的军事天才,二战末期,参与了推翻希特勒的政变,失败后,被希特勒强逼自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林彪,有“常胜将军”之称,也被指策划谋杀毛泽东的政变,最后失败,葬身蒙古温都尔汗。历史确有相似之处,但又完全不同。比起德国军官团中谋杀希特勒的“精英”们,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建立的“联合舰队”更象乌合之众,在议论谋杀毛泽东之时,已经个个心惊胆战,有点胆量的还就数参与《“571工程”纪要》制定的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然而,到了最后关头,1971年9月13日凌晨,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乘直升飞机“北逃”失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约好各自举枪自杀,随着周宇驰喊“一、二、三”,呯!呯!呯!三声枪响,地上只躺下两具尸体,李伟信向天上打了一枪。不知死去的周宇驰、于新野如何看李伟信这一贪生怕死之举,但也在阴间的林立果一定会叹息自己看走了眼,没想到李伟信是个滑头。

李伟信,“九·一三事件”前,任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1950年参军。文革中,林立果多次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派李伟信接待,林立果对李伟信头脑灵活,但不多言的工作作风很是欣赏,以后林立果要李伟信跟着他活动。从此,李伟信成了林立果的心腹。林立果一共开了六次“两谋”的会(指谋杀毛泽东和密谋去广州另立中央。)每次李伟信都在场。包括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密谈,李伟信也几乎全在现场。1971年3月24日,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密谋“571”工程的具体计划。李伟信除中间有事离开过几次,一直守在门口。最后一天的谈话(3月25日),林立果叫李伟信参加了。所以说李伟信是《“571”工程纪要》的制定者之一。

有了《“571”工程纪要》后,李伟信自己主持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按“571工程”要求,起草了“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要求“上海小组”成员要忠于林彪,服从林立果的领导。“上海小组”的前身是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组成的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听命于他的“上海小组”。不过,这个小组以空四军政治部的“秀才”为主。李伟信在《入组须知》中写道:“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要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李伟信对林立果的“忠诚”可见一斑。

1971年9月12日晚,李伟信似乎已经有了不祥之感。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联合舰队”在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东西收拾一下,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可笑的是,李伟信还把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与其说是收拾东西,还不如说是“毁灭罪证”。晚上10点多,李伟信开着一辆苏制嘎斯69吉普去了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在车上,李伟信对王大璋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伸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不明白李伟信为何如此说。晚11点,李伟信等人到了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这时,李伟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里面有床,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几个人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里面装了很多录音带。李伟信和他的弟弟立刻忙着消磁。一直到9月13日凌晨零时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回空军招待所。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李伟信把他弟弟和王大璋接到空军学院,似乎也没有要特别干什么,倒好像就是让他们看着他在干什么,以便以后能够说清楚自己。李伟信对自己以后的命运还真有点先见之明。

9月13日凌晨5点左右,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乘直升飞机“北逃”失败,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活了下来。李伟信成了林彪集团中第一个被捕的人。当天晚上,李伟信就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交待说,林立果等人有一个“571工程”。一开始,吴忠没有听明白,还骂李伟信态度不老实,都这样了,不交待问题,还胡扯什么“工程”不“工程”的。其实,是吴忠的心理准备不足,没想到一个林立果的“死党”能够转变的这么快,不相信李伟信一夜之间就会“出卖”林家父子。

以后,李伟信的交待就更有意思了,一方面符合了“上面”的要求,另一方面,关键问题基本来了个“死无对证”。

让我们看一下李伟信是如何耍滑头的:

李伟信曾这样交待说:“现在另外交待和揭发几个问题。一、“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二、于新野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在广州时对我说: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1)、(2)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了,而且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指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他们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三、刘沛丰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北戴河,有次对我说,前几天,天天四五点钟睡觉,吃不消,我问干什么,刘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的代号也要去了。”

这一段交待非同小可,以后成为了林彪直接指挥“政变”,黄永胜等人参与“政变”的关键“口供”。在“官方”的“正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经常被涉及林彪的书籍文章引用,但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值得怀疑。李伟信揭发的三个问题全是听“死人”说的。前两个问题是听就在他眼前自杀了的于新野说的,第三个问题是听和林家父子一起葬身蒙古温都尔汗的刘沛丰说的。然而,这样的交待对李伟信却是有利的。首先,等于有“立功”表现,这样的“交待”把《“571工程”纪要》和林彪、黄永胜联系起来了,符合“上面”的要求,可以争取到“坦白从宽”。其次,撇清了自己,都是听说来的,当然就是表明自己涉入不深,最多也就是个“从犯”。再次,为以后“翻供”埋下伏笔。说的都是“死无对证”的事情,以后“翻供”当然是很容易的。

李伟信如此“滑头”的交待最终为自己带来了“好处”。1981年5月9日,空军军事法院的审判庭上,李伟信定的是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两项罪名,判刑15年。而同样参加了“两谋”会议的关广烈、王飞(因精神病未追究刑事责任)定的是参加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杀人(未遂)罪,罪名很重。李伟信既参加了“两谋”,又是唯一活着的参加了《“571工程”纪要》制定的人,但却没有被算做参加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杀人(未遂)罪。对李伟信的确从宽处理了。可是又有谁想过,李伟信的“滑头”能够为自己捞取到“好处”,又有多少人会这样去做呀!

“九·一三事件”中到底有多少不实之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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