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中的小人物（4）最无辜的人-李平、张延奎、邰起良

作者：百锶

<最无辜的人--李平、张延奎、邰起良>

提起“九·一三事件”，大家都会记住1971年9月13日凌晨２点30分这个时间，２５６号三叉戟在蒙古肯特省依德尔默格县境内坠毁。这里面有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林彪“死党”刘沛丰。如果说他们死有余辜，那么其他人又当如何？他们是２５６号专机机长潘景寅、特设师邰起良，机械师李平、张延奎四位机组人员，还有林彪的汽车司机杨振纲。我们暂且不讲潘景寅和杨振纲，毕竟他们的地位还有一点点特殊。其他三名机组人员李平、张延奎、邰起良是最无辜的。

1971年9月12日，是个星期日。下午6点多，驻在北京西郊机场的空军专机师（三十四师）的飞行员们还在空勤灶吃饭，担任飞行值班的中队长康廷梓突然接到飞行大队值班员通知，有紧急任务。康廷梓扔下饭碗，跑步到团会议室。因为三大队的政委和领航主任都不在，机长潘景寅对康廷梓说，三叉戟256号的飞行任务要准备好，并通知机组成员，对于副统帅的任务要保密，使用二五二飞机的代号。康廷梓提醒说，今天的飞行手续还没办。潘景寅肯定地说，不办了。康廷梓按潘景寅的命令通知了256号机组人员。由于专机任务保密很严，他们没有人多问一句话，只是希望以最好的质量完成任务。

晚上7点40分，256号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在山海关机场安全落地。以后，潘景寅召开了机组人员会议，安排了明天一早飞广州的计划，然后大家休息。潘景寅具有极强的责任心，这也是他的习惯，他没有休息，而是在值班室里看守着飞机。

9月13日零点左右，潘景寅悄悄地把已经入睡的李平、张延奎、邰起良叫了起来，去给256号专机加油，没有惊动其他机组人员。零点１５分，潘景寅离开房间，也去了２５６号专机。零点１８分，林彪乘坐的红旗轿车到达机场，直向256号专机驶去。林彪的乘车一直开到飞机附近。机场的灯都没有开，飞机附近亮着一个聚光灯。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潘景寅及机组人员李平、张延奎、邰起良以及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杨振刚逐个从驾驶舱扶梯爬上飞机。在此之前，邰起良还给值班室打了电话，催促其他机组人员立刻到专机来。然而，邰起良在林立果的催逼下，不得不急速地登上了飞机，他是倒数第二个上的飞机，此时他仍然回头，期待着其他没有来得及上飞机的机组人员人赶过来。林立果手持手枪最后一个上的飞机。

9月13日零点32分，256号三叉戟强行起飞。李平、张延奎、邰起良再也回不来了。他们至死都在忠诚地履行职责，飞机迫降时，紧紧地围绕着林彪，保护着“副统帅”。3个人中只有邰起良的上衣没有被大火烧光，因为只有他穿的是皮夹克。12日晚，在山海关机场做完飞行后检查、机组准备去吃饭的时候，邰起良看到大家穿得单薄，主动提出把衣服让给别人穿，说飞机上还有多带的衣服，他自己一直穿着工作服。这是一个多么真挚朴素的人。

1971年10月，关于“9.13事件的中央57号文件”没有提到机组死去的人，在以后的中央文件和任何一级组织中，都没有给三叉戟机组的飞行员们定性。但自然而然地，在那种“左”的背景下，他们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机组没上飞机的五名飞行员在失去自由的“学习班”里，同“病”相怜，写了大量的材料，证明上了飞机的四位飞行员在生前的言行与“9.13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只可惜他们这五个人还是泥菩萨自身难保，被当成反面人物批判不止。替死去的四位飞行员说话，根本就是穿一条裤子，无人理睬。

２５６号机组在坠机中死亡的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的家属命运可想而知。

李平的妻子：部队派人到李平家里移交遗物。李平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派去的人有意回避死的性质，也没有同当地的政府发生任何联系。但是，当李平的妻子清理遗物的时候，发现李平生前放在部队的存折不见了，后来，经部队人员多方调查，存折上的钱，是一位胳膊上汗毛黑长而且戴口罩的大个子取走的。这个人正是李平的老乡，和李平同时工作，没想到李平一家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他不但没伸出手来帮自己的战友一把，反而釜底抽薪，采取落井下石的卑鄙手段。李平的家在天津和平区，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李平的妻子背上了沉重包袱。三个孩子还小，最小的孩子才几个月。而她，一个在工厂当工人的妇道人家，没有钱，还拖着三个不懂事的孩子。生活艰难不说，李平的妻子还进了“学习班”，成了反革命家属。

张延奎的妻子：张延奎结婚时间不长，第一个孩子还在妻子肚子里，他连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知道，就死了。孩子也就成了遗腹子，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生身父亲了。张延奎的妻子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当售货员，卖衣服。百货大楼对张延奎的妻子不错，没把她当成反革命家属看待，并千方百计保护了她。

邰起良的妻子：邰起良的妻子毕业于人民大学，在北京市的一家机关当秘书之类，长期有病，是一种不知怎么得的硬皮病，这一块，那一块，病因不清楚，到了晚期就是硬化，不仅皮肤硬化，内脏也可能硬化，严重时，皮下组织及肌肉都会萎缩，紧贴于骨骼，形成木板样硬片，造成患者活动受限，面部缺乏表情，开口困难，胸廓运动受限，关节强直等。如果发展到内脏硬化，将会危及生命。邰起良生前，专机师师长时念堂特别批准邰起良妻子搭便机到海南岛治疗，“9.13事件”后治疗中断。邰起良去执行这次再也回不来的任务时，妻子的病已经相当重，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还拉扯着两个小女儿，一个5岁，一个2岁左右。“9.13事件”殃及到无辜的她，被贬到石景山热电厂，先在图书馆，后来打零工。心情自然不好，她的病越来越重。1984年，好不容易盼到大女儿18岁，她终于带着时时包围她的悲痛离开了人世。而这时大女儿还在上高中，二女儿还未成年。死前，邰起良的妻子留下遗嘱，把两个孩子交给专机师副政委陈希融。陈希融把邰起良的两个女儿领回家中。他自己有三个小孩，最大的也比邰起良的二女儿小。他和妻子对这两个可怜的孤儿比对自己的孩子还好，那时家里并不富裕，宁肯自己的孩子不吃不喝，也要让邰起良的两个女儿吃好喝好。几年后，邰起良的大女儿读完了大学，有了工作，二女儿中学毕业后也在陈希融的帮助下当了兵。陈希融夫妇仍像父母一样关心着邰起良的两个女儿。二女儿结婚时，家中只有一条好毛毯，陈希融的妻子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她。如今，邰起良的大女儿当了老板，很有钱。二女儿也终于羽翼丰满了，出落得相当漂亮，也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她考上了空中小姐，像父亲一样经常飞行。

让我们记住这三个“9.13事件”中最无辜的牺牲者：

256号三叉戟主管机械师李平，天津人，1957年参军，死时34岁，是专机师三大队机务中队的副中队长， 技术非常好，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机务干部。
　　
256号三叉戟机械师张延奎，山东人，死时26岁，工作严肃认真，任劳任怨。张延奎本来不是这架专机上的，256号专机的机械师是于景瑞。于景瑞家在北京城里，9月12日是星期天，他请假回家，临时找也来不及，就抓了张延奎的差。张延奎真的是死的太冤枉了。

256号三叉戟特设机械师邰起良，吉林人，1956年或1957年的兵，死时34岁，经验丰富，技术也非常好，重要的专机任务非他莫属，是三大队机务中队的副中队长。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５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曾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三叉戟２５６飞机失事的原因。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有关邓小平这段重要讲话的报道，刊登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３日的《人民日报》上。

256号三叉戟机长潘景寅的妻子从那个时候起，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之路。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在１９８２年年初得到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从此，“９·１３”事件中，林彪座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机械师张延奎、特设师邰起良，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死亡十年之后，因为邓小平一句话，终于有了说法。

“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内容如下：

潘景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证明书的背面有潘景寅所在的部别、个人简历、出生年月及专机师和区民政局签发的抚恤金意见等。

军人去世，有三种由总政治部颁发的制式证书，一种是烈士，一种是因公，再一种是病故。如果是在飞行训练或执行任务时军用飞机失事，根据情况不同，或定为烈士，或算因公。可是“9.13事件”失事的这架飞机，情况太特殊，虽然是因公，但没有人敢做主。可是说病故，实在与事实相差太远。专机师“两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这样对潘景寅妻子说，因为因公通知书没有了，一时又找不到，你还是先签字吧。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的证明书也照此办理。

从证明书可看出，证明书中“随飞机坠毁死亡”一句是死难者定性的核心。也就是说，256号专机机组四人的死亡性质属正常死亡，既不像林彪等人那样属于叛徒，也没有按正常飞行事故中以身殉职那样被定为烈士。这样的结论，更说明机组人员的无辜。一纸证明又怎么能够抚平他们家属十余年来心中的痛楚：邻居的白眼，单位的冷言冷语，路人的漫骂，子女在学校受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