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陶铸之死内幕--谁是元凶--之五-安亭事件和工交座谈会事件
上海“安亭事件” 爆发后,张春桥在请示了老毛本人后绕过中央包括中央文革小组和主持中央日常生活的周恩来,陶铸等人,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签字同意承认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和赴京上告是革命行动等五项要求[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29页]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从中央到上海地方各级领导人的强烈反应。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当时被蒙在鼓里的周和陶铸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全线中断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性情刚烈的陶铸跟更是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说:“就是要把它压下去!”[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
但是老毛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毛并拿宪法中“结社自由”的条文,批评陶铸和陈丕显对上海工人所持的态度。[3 高文谦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8月] 在得知老毛的态度后,江青和陈伯达对于陶铸也横加指责,说陶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无独有偶,在后来陶铸被打倒以后,江青指着陶铸的鼻子骂道:“你一贯地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周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里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4穆欣。《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斗争》,自《周恩来的最后岁 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 。因为陶铸不仅经常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且陶铸和周走的太近。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会议(通常称为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谈会上遭到激烈反对。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哄室而起,大加批驳,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势必影响生产。针对会议上的情况,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老毛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老毛讲了几点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 [5《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 可见,老毛已决心在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仍想把它限制在业余时间内进行,但是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一旦让“文化大革命”进人工矿企业,就决不是用“业余时间”所能限制得住。跨出了这一步,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就稳定不住了。
就在老毛恼火的时候,因为座谈会上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提出的主张正好与毛想把文革这把火引向工矿企业的意图背道而驰。此时中央文革的主力们纷纷告状于毛表达对陶铸的种种不满,批评陶铸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6 高文谦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8月] 。 相信就是在这次告状后,老毛下定了决心要拿下陶铸的。
十二月四日,老毛决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名为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则展开围攻批判。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等人开火,指责他们以生产压革命,“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 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被称之为“万吨水压机”。在政治高压下,与会者纷纷作了检讨。首当其冲的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主动承担了“堵”、“压” 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随着而来的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实话实说周心里清楚陶
铸是在代自己受过。当然周也保护过陶铸。当北京医学院红卫因陶铸曾出面保过卫生部党委而包围中南海,要求揪出“暴发户”陶铸时,周就几次出面做工作,说: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老毛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老毛和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7 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代表时的谈话,1966年11月8日。] 在这次批陶的会议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出动,按照预先的布置,轮番上阵,向陶铸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场,江青、陈伯达和康生进行重点批判,为陶铸所犯错误的性质定调,给他戴上了两顶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和“刘、邓路线的代理人”。[8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转引自(陶铸传),中国青年出版社,第350页] 一个星期后,陶铸即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