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话时,汪东兴忙着调专列。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抵达杭州。14时30分至15时40分,毛泽东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了一个多小时。刚送走他们,16时毛泽东的专列就开出杭州。临走没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了。据汪东兴说,没让陈励耘上专列,只与他握了握手。陈励耘问车开后,要不要通知上海?其实汪东兴已经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为陈励耘在汪东兴的屋子里,他躲到毛泽东的房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当然汪东兴不能说他已经通知了,他让陈励耘打电话给王洪文或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后来汪东兴核实,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18时10分,专列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支线上。张耀祠介绍,毛泽东专列是三个列车,一个开道,一个后卫。中间的专列本身可以倒着开,一个车头,两节车厢。这次随毛泽东南巡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多人,个个精选,除少数看家外,多数都随主席外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要是路短坐汽车,人就多一点,带路车前有吉普车,后卫还有大队部。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川是当地的。在哪一个省行走,由哪一个省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要把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警卫。张耀祠说,1970年庐山会议性质是什么,当时会上没做结论。毛泽东沿途打招呼,我们一直很紧张,对接近的人都警惕,江青也想拉拢我们,我没跟主席讲,跟总理和汪东兴讲过。以后江青告状,说8341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说,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8341是林彪的人,他干吗还要成立大小舰队?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全撤到外围去了,在专列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队,以防不测。汪东兴说,在离专列不到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汪东兴似乎已经了解到“那一伙人”要炸油库,提前做了防范。
看起来,毛泽东真正紧张是在9月8日。
为什么林立果9月8日晚飞回北京刚一“动作”,在杭州的毛泽东深夜也跟着“动作”了?林立果策划杭州轰炸专列和上海引燃油库,毛泽东马上命令专列转移绍兴,并对专列进行防空伪装,然后突然离开杭州。到了上海,就住在专列上,准备随时出发。同时严密看守油库。看!轰炸专列知道!烧油库也知道!林立果计划南飞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另立中央。而毛泽东偏偏让广州军区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他的南巡讲话。包括毛泽东对陈励耘,对王维国的戒备等,是不是他心里有一本账呢?专列突然离开上海,提前十几天回到北京,使林立果一伙的“上策”不攻自破,匆忙拿出“中策”。林立果要了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同时北京调机群,准备9月13日早晨飞往广州。然而,当晚第二套方案又胎死腹中,不得不改第三方案北飞苏联,最后机毁人亡。
为什么每一步都如此巧合?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毛泽东似乎早就对林彪有了怀疑。林立果(林彪唯一的儿子)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毛泽东一向关心名字,爱给人家改名,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另立国”。
1966年林彪的“518”讲话,林彪大谈“政变经”,毛泽东非常不安。
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就在“第一个号令”之际,林立果在空军内部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文件,专门送到苏州,林彪批上“呈主席阅”,可一直没有回音。不知道这是不是叶群的馊主意,本来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就满腹生疑,又送上儿子的“功劳”,这不明摆着要“篡党夺权”吗?
1970年4月,林立果让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从情报部和部队选人成立“技术小组”,对外称“革新技术装备”。7月,林立果批示成立一个研究所,所里再成立一个小组,王永奎(情报部技术侦察处副处长)被选中。王永奎是大学生出身,懂技术,为林立果修车,修录像机。许秀绪(雷达兵部技术勤务处副处长)也比较精干,技术不错,黄永胜、吴法宪经常叫他去修电器。林立果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贵重电器都由他保管。林立果手里,进口的高级照相机就有十几架,其中有美国阿波罗登月用的同型号相机,有可变焦镜头,有体积小得可以戴在手上的台西婀牌微型照相机,有瑞典的哈沙背相机,有日本的尼康小型相机,勃朗尼卡反光相机,雅西卡电子快门相机,西德的莱兹反光相机等。有的不止一架。电视机五部,三部彩色,两部黑白。磁带录像机四部,立体声扩音机十多部,还有电热水器、电子防盗器、电动牙刷、电动刮胡刀等。
除了这一大堆电器的使用和修理,8月以后,林立果先后给王永奎下达了十几项技术任务。其中有研制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直接文字显示,不用报务员,也不用翻译,可以防止泄密。这一技术成果受到林立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571工程”中的01工程。研制电话保密机,林立果从日本进口一种“蜘蛛”(电话窃听器),只要靠近电话线,就能旁听通话内容。他把“蜘蛛”安放在叶群床下,窃听了叶群大量的生活隐秘。电话上还搞了增音机、录音机、喇叭以及自动拨号、自动问答等。研制废纸处理机,因为就是烧掉,用照相的方法仍可以鉴别。研制汽车晶体管点火装置、汽车防撞雷达装置、汽车自动喇叭等,都是林立果从国外杂志上看到后布置的。1970年7、8月间,林立果提出订阅国外技术情报资料,订了20多种,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9月陈伦和调来,专门翻译。
经吴法宪批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调查研究小组(联合舰队),成员有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办副主任)。上海空四军组建了教导队,整天在新马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的特种训练。广州民航局组织了“战斗小分队”,制定联络暗号、密语和誓词、队歌。以北京为基点,上海、广州、杭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大量的通信装备器材,几十对专线,组织起秘密通信网。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站岗放哨”,窃听、暗中监视等收集情报,想方设法探听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并大量搜集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以后从北京、广州等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的手抄情报。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林立果下了庐山,很久没在毛家湾露面,一个猛子扎到南方去了。按毛家湾的规矩,每临节日,工作人员都要提醒叶群,把在外地的儿女召回北京。1970年国庆节将至,叶群却特意交代,老虎到南方搞调查去了,不必惊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