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军阀主义溯源

spk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 老毛8月16日提到的彭贺关系问题, 我来说几句, 没有直接材料, 只是些分析或看法。 毛提到的反贺龙军阀主义这笔帐, 这件事发生在叁七年叁四月间, 我相信, 正是毛本人下令在二方面军反军阀主义的, 其他人没有这么大权力, 彭最多帮点忙而已, 具体的执行人我相信是刚到二方面军当政治部主任的朱瑞, 贺彪的书说的是"到二方面军工作不久的个别同志"。 尽管现在没有材料说明中央在此事上的参与程度, 但有些旁证材料。 叁六年底任弼时当上前敌政委后, 搞了思想整顿。 叁七 年叁月初毛张给任的指示就提到要"严整军风纪"。 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奉命去各军团考察, 于叁月二十二日给毛张林(抗大校长)写了调查报告, 该报告的全文我没看到, 是不是说了二军团不好的方面, 就不知道了, 但由此可见二军团是这次调查的重点之一, 该报告说二军团"接受了党的正确路线及六军团的影响与帮助，取得了基本的转变"。 可见, 这个时候的二军团, 在中央眼里要低人一等。 此外, 还 有个背景, 叁七年叁四月间中央正在反张国焘军阀主义。 至于叁八年的那件事, 即毛提到的甘泗淇等五人写信提出将贺龙调走, 我看说不上是因为贺与彭或其他总部领导间的恩怨或信任与否, 只能说贺与总部的工作分歧较大, 当时贺龙受到的批评是破坏了与友军的关系, 那封信主要就是说这点。 在统一战线独立自主问题上, 贺龙的做法, 的确违背了八路军总部朱彭任的指示, 也与老毛本人的观点不完全相符, 毛本人的观点是既要大力招兵买马, 也要注意与友方的关系, 而且在王明登台之前毛就持这种观点, 不是对王明让步。 毛明确批评过招兵买马时的过分行为, 甚至要贺龙部归还在某银行拿的五万元钱, 从叁七年底到叁八年八月, 中央及八路军总部多次提出要注意因征兵或抽捐税而引起的与群众及地方政府之磨擦问题。 叁八年八月贺龙部在自己呆了近一年的地盘上开群众大会以庆祝八一, 来者竟寥寥无几, 弄得贺龙将气出在顽固派(就是统战对象友方啦)身上, 再看这之前的一次群众大会, 阎老头的专员提出军队吃粮得掏钱, 贺龙当场反驳, 我打鬼子, 你们都得给我粮, 贺龙的这次发言, 那封信就提到了, "把统一战线骂坏了"。 如果说, 毛的独立自主是不左不右, 那么, 朱周彭任等人就偏右, 王明更偏右, 而贺龙就偏左。 当时朱周彭任那么重视与阎老头的关系, 其实不过是想给阎老头鼓气, 让阎老头有信心坚持抗战, 就连毛本人都有这意思, 打平型关, 适当集中兵力打仗, 武汉保卫战之前毛的很多动作, 都有鼓舞阎老头蒋老头抗战的意思。 而贺龙的做法, 难免要与上面发生冲突。 现在的书在说到贺龙那时期的工作时, 只提老毛说过要大力招兵买马, 避口不说毛泽东也反对过过火行为, 以此来为贺龙辩护, 说贺龙在坚决执行老毛指示, 甚至搬出王明来, 牵强附会地说贺在遭受王明右倾流毒的攻击, 这种说法不够客观。 贺龙的问题明摆在那儿, 不能因毛几十年后一句话, 就说总部错了, 贺龙对的, 我看, 最多只能是问一问, 你们这些人包括八路军总部有没有资格建议调开贺龙。 可见，当时的斗争矛头也并没有指向贺龙。出 面号召在二方面军开展的“反军阀主义”和“反游击主义”斗争的，是彭德怀。 这大概也是彭德怀和贺龙之间长期矛盾的发端（此前彭、贺之间并无多少联系） 。贺龙、王震在以后的回忆中都说起彭德怀在讲话时骂了人，可见彭当时的态度 并不好。王震曾就此回忆说：“彭德怀对六军团的批评太不像话了，说六军团游 击主义，二军团军阀主义，游击主义是我，因为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要求讲话 ，说我是代表。周士第那时有点情绪，我就算了。反军阀主义是重点。卢冬生是 个好同志，打仗很勇敢，把卢冬生当军阀主义重点来斗，是不对的。反军阀主义 矛头指向贺老总是错误的。”[8]这一斗争在二方面军的具体执行人是由中央调派 去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朱瑞，也就是贺彪在《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到陕北长征纪 实》一书中所指的“到二方面军工作不久的个别同志”。关于这一点，贺龙的回 忆可以证实。他提到：“党代会议反军阀主义、游击主义，政治工作反突击主义 ，一直到把朱瑞调走就不反了。”[9] 但是，当时仅是中央委员的彭德怀显然不可能是这次斗争的发动者。究竟谁是这 次斗争的策动者？策动这个斗争的目的是什么？限于目前的资料，没有一个肯定 的答案。曾担任二方面军战史编纂工作的黎白，在《贺龙元帅》一书中指出，当 时他们翻查了所能够接触的材料，都没有能够查清楚这一点，只知道这个斗争的 矛头是指向贺龙的。因此，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一书中，对这个 问题的表述是二方面军“奉命”开展了一场反对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显 然，这个“奉命”不可能是奉彭德怀的命令，彭当时并无此资格。 我想先从第二个问题入手，对此作一些推测。但无论如何，这种推测仍存在一些 矛盾和无法解释之处，只能等待资料的进一步公布和发掘了。从贺龙的回忆来看 ，“反军阀主义”斗争的目的似在于通过这场斗争排挤走贺龙，并对二方面军进 行组织上改造，以使确保不发生张国焘式的分裂。贺龙回忆说：“彭德怀骂人， 他的目的是排斥我，撵我走”，“我和小关讲，反是反不走的，下命令我才走， 彭德怀骂人也不行，辞职我也不辞，搞得很僵”，[10]贺龙对此采取的是不争辩 也不屈服的态度。除了对贺龙进行不指名的批判之外，对贺龙手下的重要将领如 黄新廷、卢冬生则采取点名批判的方式，“接着来了个在职干部延安学习，配备 一二零师干部，（总部命令）王震很不满意，差不多把二方面军的干部都换了， 只有廖汉生、朱辉照”。[11] 由此可见，这场斗争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整顿，也包含了组织上的改造， 这都不是彭德怀能够决定的（当然，彭德怀是参与和出面者），甚至也不是某个 政治局委员（包括老毛）个人所能够决定的，而应该是至少经过政治局大多数 人的同意的。当时政治局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都有直接的认识 和感受，在反对军阀主义这一点上很容易具有相同的看法。“张国焘路线”虽然 随着西路军的失败而彻底破产，但在当时至少存在着一些令中央不能不引起严重 关注和忧虑的问题。比如说贺龙在二方面军（尤其是二军团）中有崇高的威信， 而他的复杂经历又使得当时总习惯于从比较‘左’的观点看问题的领导人难以信 用他；还有，二方面军在与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有的人（比如肖克）受到影响， 曾批评过中央的路线。这在中央看来，都是可能在未来引起新的分裂的因素。而 叁月底红军大学因批判张国焘路线引发部分原四方面军学员不满，王建安、许世 友等联合部分学员准备拖枪出走的事件，更会使中央有解决二方面军领导权问题 的紧迫感。 虽然目前还很难说老毛是否就是提议进行“反军阀主义”斗争的人，但由于毛 泽东的意见当时在政治局中已经可以占据主导地位，进行这样的斗争以及组织调 动也至少是经过老毛同意的。从老毛个人来说，此前他和二方面军的领导， 除任弼时以外，并无更多接触，那么他除了上述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共同的看法之 外，还会有其它什么考虑吗？我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老毛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认为贺龙不可靠；二是老毛在与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接触中，自己形成了某 些看法，因而希望通过这种思想斗争的方式，来解决二方面军的领导权问题。 贺龙在审查二方面军战史初稿时的谈话中说：“再谈一点弼时同志的情况，弼时 已经死了，凭党性说吧，因为死无对证。谈了也不要再向外去谈。我和任弼时从 云阳镇到延安。任到了延安，不去找毛主席汇报，而是去找洛甫汇报。老毛同 志以军委主席的名义请我们吃饭，他向毛主席只简单的谈了一下。”[12] 当时张闻天还是党的总书记，任弼时先找张闻天汇报工作是很正常的。但是，由 于任找了张闻天却不找老毛，而当老毛请吃饭时，又不肯详细地汇报情况， 这在老毛来说，显然会引起一些看法。尤其是老毛在会理会议上对张闻天曾 有误会，再联系任弼时等不向他谈情况的问题，产生对二方面军不放心的感觉也 是有可能的。 但限于资料，以上所说的“反军阀主义”斗争的目的和动机，仅是推测，其中所 引用的一些谈话，也明显带有时代的烙印，究竟事实真相如何，仍然是一个谜。 [1]《老毛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3]“张子意谈红二、六军团会师和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建设及如何编写战史等问题 的纪录”（1960年12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 》，解放军出版社。 [4]《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央党史出版社。 [5]同[4]。 [6]同[4]。 [7]《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8]“王震谈红二、六军团会合及湘鄂川黔边苏区革命斗争和长征等问题纪要”（ 1960年11月22日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 军出版社。 [9]“贺龙谈红二方面军情况”（1961年6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 [10]同[9]。 [11]同[9]。 [12]“贺龙等审查红二方面军战史初稿时的谈话”（1962年3月17日上午），《中 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