蓑笠翁历史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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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７月３１日常委会批斗彭德怀，毛对彭说：“高饶件你陷得很深。” 相信此言不假，虽然毛没有指出“陷得很深”的具体事实。因为中共的一贯手法，为贤者讳，有关高饶事件的档案材料，一直处于密封状态，这正是彭在高饶事件中陷的很深的一个侧证，当然也有老邓的原因，但是如果只有老邓是告密者的角色就让此事永不曝光，还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如果高饶确实是有问题，那么老邓作的应该是对的，相反的是，因为很多人的面目都会由此而改变，顾也有彭的一面，这才是不可现世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揭露说：“他幻想从我们光荣的军事人员中寻求支持，因而把我们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党组织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又说什么整个党都是军队创造的，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就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 这就是所公布的高岗反党活动重大证据之一，是他散布的“军党论”。
这个“军党论”， 实际上老毛先说出口，再经过高的演绎， 将党组织划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 。老毛知道，仅高岗的力量是不能捍动刘的，因为没有军队的力量。而要真正的能让刘感觉到震撼，必然要对高进行力量的补充。而此“军党论”对于从根据地来的一些军事人员特别是某些老资格的代表人物来说，无疑是很听得进的，有吸引力的，估计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共鸣与支持。这足以能体现出老毛的帝王之术。高饶事件实际上老毛一手策划的，利用五马进京，解除地方封疆大吏的权力，又值此机会，敲打在京的高官们，你们的位置也不是铁打的。高由此成为毛的一个棋子，而高最后脱离的毛的初衷，是自己性格使然。从此之后，高饶事件是套在彭刘林等人身上的缰绳，时不时的就要紧一下，让他们知道，你们是我保的。
在毛《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中就有如何解决党内存在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关系的问题的论述。而且此问题由来已久。高于建国后所持的这一论调，不过是新时期老问题的不同表现，而且号召力也不小，特别是历来轻视刘少奇的人，因为刘实在是靠拍毛的马屁而上去的--在彭林等看来。彭既被毛认定在这次斗争中“陷得很深”，应是邓报告所说，为高岗“在军事人员中寻求支持”的首选人物之一，而且是附和过高岗论调的。 否则怎可说“陷得很深”并成为“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呢？虽然文革后的一些决议、报告或回忆文章，都有意回避彭与高饶事件这段历史和问题，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１９８１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庐山会议的一节是这样说的：“八届八中全会（按即指庐山会议）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按八届八中全会这个决议定性彭德怀等人为“反党集团分子”，现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为之平反，指出“是完全错误的”，自然包括原定性为“高岗集团残余分子”这一称谓在内。彭之被认为在高岗问题上“陷得很深”，除了他与高私人间曾议论和不满刘少奇外(刘在庐山上有提到过此事)，在“军党论”和“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等问题上恐怕也有或多或少的牵连。１９８１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没有高饶事件叙述，虽有《庐山会议前后（一九五九年）》一章，也一字不提与高饶事件关系。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简称《回顾》），既有《关于高、饶问题》专章，又有《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专章，但前者不提彭德怀与此问题关系，后者不提庐山会议对彭所作决议涉及高岗集团的所谓“残余分子”决定。杨尚昆的《回忆高饶事件》（下简称《回忆》），自称“了解事件发生、发展到处理的全过程”，也不提彭德怀涉及此案情形。看来他们都有对彭“为贤者讳”（指参与高岗集团）和对毛“为尊者讳”（指错定彭为高饶联盟重要成员和残余分子）的用意在内。
正如上所述，此乃此地无银三百量。
关于毛与彭的关系，黄克诚在《自述》中有两段话，转录如下，供参阅。
“彭德怀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全心全意地要改造旧社会，军功极大、地位很高，而从不忘本。他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后已改得很多了。说他桀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
“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从主席批评彭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相处得不很愉快，多有误会。
“毛主席建党、建军、建国的伟业，彭德怀身经百战的功勋，都是昭昭卓著的。两个人都十分忠诚于革命事业。谁能料到：他们竟因为某些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差异，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形成颇深的成见。加以庐山会议时，上述种种因素，以至发展到不能相容的地步。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有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